牧民生计资本对其生计策略的影响分析——以张掖市肃南县为例

牧户作为肃南区域自然资源使用的决定主体,深入研究其生计策略对于本地保障其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文章在对肃南地区进行统计调查基础上,使用Logistic模型来做回归分析,归纳农牧民生计资本对其生计策略选择的直接影响。分析结果表明:(1)不同生计策略牧户的生计资本状况有着较为明显的不同;(2)住房质量、固定资产数量、家庭年收入、草场面积以及亲友中是否有人担任村干部等指标对牧民生计策略的选择有显著影响。因此,建议政府加大对当地牧民的资金补助、适当提升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及时掌握国家相关政策动态,认真执行"禁牧休牧轮牧"的政策;完善村民选举制度,鼓励和指引农牧民选择考虑有助于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的生计策略。     

农村社会保险对农民工生计决策异质性的影响研究 ——从外出务工到返乡创业

当下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及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在一定时期内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而农民工作为特殊弱势群体在此危机中受到的冲击可谓首当其冲。寻求农民工多种渠道稳定就业成为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纾困举措。基于一系列支民创业政策和农民工创业实践,本文以农村社会保险为突破口,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无序多项Logit(Mlogit)模型分析了农村社会保险对农民工生计决策(从外出务工到返乡创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总体上,新农合在推动农民工向创业转变尤其是自我雇佣型创业转变的促进作用高于新农保,且不同类型农村社会保险对农民工向创业转变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年龄与收入差异。在作用机制方面,农民工参与新农合会降低风险偏好,抑制自我雇佣型创业转变意愿;新农保则会增强风险偏好,促进自我雇佣型创业转变意愿;新农合和新农保均能够缓解金融约束,提高农民工从务工向自我雇佣型创业转变意愿。本文研究结论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用工需求量降低和农民工外出务工受阻,找到了以完善农村社会保险为抓手的解决方案,为相关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基于湖南搬迁农户的调查

生计资本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对两者相互关系的探讨有助于理解农户为实现可持续生计而采取的生计行为。基于湖南搬迁农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影响生计策略选择的机理。研究发现:①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效应;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对农业主导型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效应;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非农经营型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②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转化有显著影响,其中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是转化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有显著正向影响。据此提出完善后续服务、加大教育培训、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发展当地产业等差异化政策。     

生计策略选择对农户脱贫稳定性的影响——基于四川大小凉山地区1133个精准脱贫家庭的调查

基于对脱贫农户连续三年家庭人均收入的动态监测结果(2018—2020年收入是否稳定保持在贫困线1.5倍以上)以及扶贫小额贷款偿还能力调查状况来衡量脱贫稳定性。以家庭支柱成员从事生计活动的类型和时间作为农户生计策略的识别与度量指标,利用课题组在四川大小凉山地区实地调研所得的1 133户精准脱贫家庭数据,实证探究生计策略选择对农户脱贫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生计策略影响农户脱贫稳定性,相比自主型生计农户,政策依赖型生计农户家庭脱贫稳定性不足;在自主型生计农户中,相比纯农业经营生计,存在非农就业的多元生计策略更加有助于农户稳定脱贫。(2)生计策略的稳定脱贫效果受到家庭人口特征、建档立卡以及帮扶政策等因素调节,其中农户脱贫发展内生动力激发、政策帮扶推动的家庭经营组织化及产业链融入有助于抑制政策依赖型生计、纯农业经营生计的不稳定脱贫效应。(3)生计策略通过家庭收入结构与收入水平两个渠道对脱贫稳定性产生影响。     

西部山区农户的集约化农业生产策略研究

西部山区具有重要的生态屏障功能,但当地农户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经济状态,面临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山区的农业生产方式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和环境保护,集约化农业生产方式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对西部大开发和区域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来自陕西秦岭山区的1000多份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西部地区农户集约化生产策略的决定,结果表明户平均人力资本是农户采用集约化生产策略的关键,较高的孩子和老人比重阻碍了农户采用集约式农业生产策略.相关环境和扶贫政策的制定应当充分考虑农户的农业生产策略及其影响因素.     

中心城镇偏离度、生计策略与农户收入提升——来自四川凉山地区村户抽样调查的证据

基于“结构一行为”耦合范式,提出中心城镇偏离度的概念以刻画农户与区域中心城镇的“地理一市场”距离,利用四川凉山地区脱贫村户调查数据,讨论中心城镇偏离度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表明,凉山地区农户生计策略呈现空间分异特征,低偏离度农户进城务工动能足,高偏离度农户融入乡村产业倾向高;中心城镇偏离度对农户生计策略的作用渠道表现为“信息效应”和“基建与公共服务支撑效应”,这种作用也受家庭劳动力结构与帮扶政策的影响。进一步考察中心城镇偏离度及生计策略对农户脱贫增收的影响发现,毗邻中心城镇或市场的农户通过稳定务工等自主生计而实现收入提升,偏离中心城镇与市场的农户在从事小规模种养等农业生产时,受限于基建物流与社会化服务不足、病虫害或灾疫冲击,缺乏增收稳定性。上述研究为引导农户基于可持续生计内生融入城乡经济循环,推进巩固脱贫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及共同富裕提供启示。     

“新农合”对农户生计策略影响的无效性检验

保护农户的生计理应成为新农合的一项重要职能。实证研究发现,新农合并没有显著地改善农户的生计决策,主要是因为补偿率偏低、人口流动频繁、大量的门诊费用没有报销、医药服务价格上涨太快等。最后,提出了改进新农合生计功能的对策建议。     

劳动力外流背景下西部贫困山区农户生计状况分析——基于陕西秦岭的调查

本研究将劳动力流动的视角引入到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用于分析劳动力迁移背景下农户生计状况的框架,并利用在陕西秦岭地区的农户专项调查数据对外出务工农户和非外出务工农户的生计状况做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西部贫困山区,外出务工改善了农户的生计状况,并降低了对环境的依赖,打工户的生计状况总体好于非打工户.与非打工户相比,打工户有着较好的生计资产,打工户的平均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抗击风险的能力均优于非打工户,打工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和对环境的破坏要低于非打工户.本文的分析将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启示.     

山区农户生计转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滇西南为例

基于滇西南山区农户调查数据,考察山区农户生计转型状况,研究发现:近十年来,随着种植结构和劳动力配置结构的改变,山区农户生计行为从"生存型"生计转变成"发展型"生计。进一步构建OLS和FGLS模型,分析山区农户生计转型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家庭规模、参加培训有助于农户调整种植业结构,增加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比重,亦有助于农户调整劳动力配置结构,提高劳动力从事非农活动的比例;同时,台地面积少、健康水平高、参与合作社、现金或存款金额较大、海拔较低也有助于农户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比重,而劳动力比重大、现金或存款金额少则有助于农户提高从事非农活动的劳动力比例,由此促进山区农户生计转型。     

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民家庭的生计资本有何影响？——来自CFPS数据的验证

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提升起着关键性作用,量化分析农地转出与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揭示现有土地流转政策的实际扶贫效果.在合理筛选控制变量和对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进行测算基础上,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期全国整合样本的面板数据,运用倍差法(DID)及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实证检验了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户生计资本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地转出对农户的自然和社会资本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但却对其物质、金融和人力资本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各项生计资本的变化并非全部源于农地转出这一因素,还受到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他变量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农地转出规模越大,农户的物质和金融资本水平就会越高,其自然和社会资本水平下降得也越明显.农地转出家庭的生计发展在土地流转后尚存在一个适应的过程,还需要得到多方面的帮助以进一步提升家庭福利水平.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了培育、加强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促进其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空间分布特征的实证研究

城乡收入和区域间收入差距的存在,在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同时,必定推动和促进农村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和在区域间的流动。笔者根据农民阶层分化的理论,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不同收入层和不同区域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进行了统计分析,对其空间分布特征和省际差异进行了描述和解释。     

我国农村已婚妇女外出务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河南省农村280个样本的调查

本文基于2008年对河南省农村280名60岁以下已婚妇女的调查数据,采用Logit模型,对妇女外出务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妇女受教育程度、丈夫当年是否外出务工、社区经济发展是否以农业为主和社区已婚妇女外出务工比例5个因素对农村妇女外出务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妇女年龄、家中是否有3岁以下孩子和家庭人均耕地面积3个因素对农村妇女外出就业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婚前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妇女当年外出务工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分析:29个省市的经验数据

在分析和评价传统理论和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突破单一的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传统思维,构建出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受迁移地非农收入的实际效用因素的影响,受迁移成本变动因素影响的理论模型。根据全国29个省市1995-2006年的面板数据,经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利用回归模型,估计分析了非农收入的实际效用因素和非农收入成本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度。城乡收入差距、非农产业生产总值比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呈正相关,城乡消费支出比率、城镇失业率分别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直接价格成本和就业风险成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呈负相关关系。要进一步促进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合理转移,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提高非农收入的实际效用,二是降低非农收入的成本率。     

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探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但不受限制、无序的人口向城市流动也会带来许多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许多问题,而转变劳动力转移观念,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实现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也许更能促使城乡协调发展.     

中国农村住户参与转移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2002年度全国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当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比例达40%左右,转移农户占全部农村住户的比例达70%左右。农户对转移就业的参与概率随初始收入的提高而不断提高,至初始收入达到很高的水平之后开始下降;较多的土地资源不利于农户参与转移就业,但对农户参与就地转移的负面影响要小于异地转移;较多的农业固定资产不利于农户参与异地转移,而较多的非农业固定资产有利于其参与就地转移;家庭人口特征、社会资本等因素也会对农户参与转移就业产生影响。     

非经济因素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作用和影响的理论分析

工业化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腾飞的重要性,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道路所证实。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世界各国都曾经或必将面对的重要课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因和机制是十分复杂的,从成本收益的经济学视角,运用局部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建立理论模型,分析了非经济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影响因素研究——基于Pr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

农村劳动力迁移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库的成人调查问卷2004和2006年的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定量分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发现:婚姻状况、健康、娱乐偏好等变量对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有比较显著的影响,而当前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此外,家庭负担并不是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并且已婚女性劳动力倾向于和丈夫共同迁移,以上两个因素共同导致了农村的空巢老人问题。最后,促进农村劳动力迁移的最有效方法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其中大学及大专学校教育最有效,其次是职业和技术学校教育。     

影子工资率对农村劳动力迁移与就业的影响

利用对陕西省农户所做的调查数据,采用多重分类概率模型,就农民对不同就业方式的参与概率进行估计,重点分析了影子工资率及人力资本、就业成本、收入差距对农民迁移与就业的影响,进而讨论了农村劳动市场的发育状况、农村社区环境的发展、农户家庭特征、个体人力资本积累对劳动力要素有效配置的影响。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人口迁移流动对城镇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人口迁移流动对于城镇劳动力供给和区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均有显著影响。农村迁移劳动力与城镇居民就业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但对城镇劳动力就业冲击不大。城-城迁移人口对迁入地人口的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均无明显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从计划经济时期的高度一体化逐步演变为省际之间的分割,再次走向大经济区之间的分割和区内的融合。这种融合是借助农民工的迁移流动来实现的,因而在本质上依旧是分割的。     

农村劳动力素质对就业行业选择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山东省梁山县的研究

随着政策、制度等外在影响因素的不断消除,劳动力素质对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影响越来越强,已成为影响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内在性、根本性和长期性的制约因素。文章以山东省梁山县企业法人单位农村劳动力就业行业选择为例,采用多元选择Logit模型分析了县域农村劳动力素质、劳动报酬、劳动力所处镇域经济对劳动力在不同行业之间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职业技能培训、劳动报酬和镇域经济对劳动力就业行业选择具有显著性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