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资归农”活动运作的特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商业银行出于业务经营及服务社会的双重动机,曾进行过一场颇受时人关注的资金归农活动。这场活动虽然在战前农贷史上占重要地位,但数额微小、地域集中、竞争无序、干预合作社之组织与指导、注重对物信用、期限短促、手续繁杂、利率高于农业利润等为其运作的基本特点,凡此种种都是商业银行在系统性风险巨大特别是缺乏相应制度环境情况下的必然表现。     

试析德国在欧洲影响力的变化— 一战结束至20世纪20年代末期

持续四年三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德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战争的失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使德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遭受了重创。削弱了德国在欧洲的影响力。然而,二十年代“道威斯计划”、《洛迦诺公约》的签订和实施,为德国的复兴奠定了基础,为德国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提供了契机。直至德国恢复其大国地位。     

20世纪30—40年代的“日本海航路”

构建“日本海航路”交通网络是战前日本帝国主义“环日本海战略”的重要一环，所谓“环日本海战略”，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将日本海对岸的朝鲜，中国东北及苏俄远东地区，划入日本势力范围，形成由日本控制的“环日本海经济圈”，从而实现使日本海“内湖化”的扩张战略，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日本十分重视交通建设，积极开发“里日本”沿海港口贸易，策划构建由日本经“北鲜”（朝鲜半岛北部）三港直达中国东北的“日本海航路”，力图打通“日满联络最短线”，加深“日满鲜”一体化，最终为“环日本海战略”的实现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20世纪30年代国际货币竞争及对中国“法币”改革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国际货币体系重心开始由英国向美国转移,但是由于美国没有及时的承担起或者发挥好其应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起到的作用,各主要国家无法达成一致协议,导致英镑区、美元区和法郎区等货币区域利益组织形成。从20世纪30年代英镑区和美元区对中国法币改革的影响过程来看,英国和美国都积极参与了中国"法币"改革,最终美国凭借其强大实力而最终胜出,中国通过与美国签订《中美白银协定》,使得中国币制改革有了所需的外汇储备而得以成功实施。美国倚仗强大的经济实力向中国提供巨额资金以收购自己所需的白银储备,并向中国提供高额贷款,使得中国"法币"币值的稳定依赖于美元外汇储备,这样"法币"与美元就建立了实质的联系,这也证明货币的国际化是以一国经济实力和金融实力的强大为基础的,国家的综合实力才是货币扩张最终决定因素。虽然美国通过控制中国"法币"而控制了中国货币权,但在客观上也对中国经济稳定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     

俄侨历史学家在哈尔滨的教育及科研活动——20世纪20~40年代

20世纪20~40年代俄侨历史学家及学者活跃在中国,特别是在哈尔滨.他们有着与中国人不同的民族意识、文化背景,因此从不同的观察视角和理解方式,提供了知识和思想的多样性,反映出其对历史的认知.本文通过研究当时哈尔滨的俄侨历史学家所从事教育及学术科研活动的特殊性、俄侨人文学科发展、历史学家作品的影响等方面,分析中国的俄侨史.     

民主参与宪政的一种力量——20世纪30年代制宪活动中的知识分子

近来以来,中国宪政的历程中有着强烈的西力东侵、西学东渐意味,近代中国杰出的政治家与知识分子在其中有着重要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制宪活动,可以说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以知识分子为主力来推动,以法律与政治界精英踊跃参与的活动。该论文旨在研究知识分子们在国民政府的制宪过程中发表的相关政治评论及其对“五五宪草”的影响,来揭示近来以来中国的宪政运动中存在的困境与矛盾,勾勒出近代中国宪政历史上,宪政思想与政治制度互动之轨迹。     

经济体制变革中的“混合所有制”——20世纪50年代私营工业企业“公私合营”再探讨

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企业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公私合营只是一种经营方式,混合所有制只是一种企业制度。"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公私合营转变为私营企业的改造方式,混合所有制也成为私营工业企业的改造机制、资本主义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的桥梁。在将私营工业企业改造为公有企业过程中,政府利用了公私合营混合所有制企业分层产权结构的特点,分步骤、分层次地实现了产权变革。     

重庆的“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

2016年9月29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召开的“致敬百年建筑经典：首届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发布暨中国20世纪建筑思想学术研讨会”发布798项“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其中重庆有7项入选。     

从倡导“新中国画”到“新国画运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画笔墨特征简论

本文阐述了改良中国画、改革中国画、革新中国画的三个方面成就及发展过程,探讨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画的笔墨特征。指出中国画的革新主要体现在西方技法的融入与写实主义精神的确立,使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画发展历经了中国画革命与革命中国画的进程。这是一条从自觉求变到主动求变之路。     

日本20世纪80年代房地产泡沫探析及启示——论政府在其中的作用

文章指出,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对日本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泡沫破灭后日本陷入长期的经济萧条。究其原因,土地投机是造成房地产泡沫危机的最根本原因;银行和金融机构则是最有力的＂帮凶＂;政府连续失误的金融政策,则是导致这场危机的＂关键＂。因此,只有不断地完善政府的经济职能,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督和管理,打击市场上的投机行为,才能防止或降低房地产泡沫的产生。     

20世纪50~70年代上海“老工业基地”战略定位的回顾与思考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中期,上海＂老工业基地＂战略定位形成的条件、过程,及其产生的效能、影响的梳理、考察,探讨这一战略定位在制定、贯彻过程中存在的经验教训,以期从一个侧面,考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上海经济功能和地位发生根本转变的历史成因,并对今天上海在新形势下经济发展战略方针的制定,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与启示。     

警惕在华并购的“拉美化”倾向

我们不能不反思问题的严重性:对众多的中国民族品牌而言,跨国公司并购已经成为其走向毁灭的美丽陷阱,而非通往天堂的康庄大道。     

20世纪初美国在华利益政策浅析——以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开采石油的谈判为例

本文介绍了20世纪初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攫取石油开采权利的背景,以及1914—1915年关孚与中国政府的石油谈判过程,分析了谈判失败的原因并得出结论。指出其原因是美孚不会放弃在中国的石油销售利润;而结论是私人企业无法成为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     

日照与海 由“港”到“城”的20年变迁

这座＂沿海后发城市＂将如何在蓝色国土上谋篇布局,在《规划》获批、国家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山东试点启动的背景下,看日照,窥山东,亦可对未来沿海后发城市的海洋经济发展有所参照。     

20世纪以前的器乐音乐对“新音乐”的预示

20世纪发生的众多集体事件似乎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面对两次世界大战;经济危机;法西斯统治等等,所带来的诸多影响,在20世纪“新音乐”中都有所体现。比如：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交响乐配置庞大,音乐粗野凶猛,凸显原始主义的风貌,一度引起剧场里的骚乱;格什温的交响爵士乐《蓝色狂想曲》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肖斯塔科维奇的反法西斯名作《第七交响曲》、凯奇的偶然音乐《4’33”》等等。这些不再仅仅寻求公众理解的创作行为充满解放的力量而势不可挡。     

土地产权与20世纪50年代的“富农倒算”——以山东L县李绪海倒算案为中心

本文从分析中国传统乡村土地产权关系入手,尝试解释1955年后出现的富农倒算问题。通过对薛暮桥关于山东地权结构的相关论述,以及富农倒算案的细致考察,本文证明山东农村同样存在类似于南方的"一田二主"地权结构,有抵押和土地活卖(典当)等不同的土地交易方式。所谓的"富农倒算",实质上是在地权结构调整过程中,政策规定与土地市场的交易规则出现矛盾所致。司法机关将土地典当视为"改出",将田底与田面的划分视为"倒算",这样就将土改时的中农重新划定为富农。富农倒算案的大量出现,一方面是为了推动合作化运动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则有力地打击了中国乡村传统市场经济,为全面的集体化改造奠定基础。     

菲律宾把重庆定为在华投资的“焦点”

11月24日,时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奇帆在希尔顿酒店会见了日本大塚化学株式会社顾问大前研一一行,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合作进行了友好交流。     

力拓案，在华外企的“起床铃”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3月29日下午对力拓案做出一审判决,胡士泰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这起被称为“全世界都在看着”的案子即使到了最后阶段,迎来的仍然是各种复杂、甚至对立的看法。澳大利亚官方迅速表示“案子判得太重了”,甚至有多家西方媒体极力渲染力拓案给西方人带来的冲击——“有关外商在华投资环境恶化的担忧正日渐升温”、“强势的中国更愿意反抗西方”。《爱尔兰时报》还夸张地问“西方还能和中国做生意吗”？     

从“G7时代”到“G20时代”——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

2008年9月,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世界经济构成了严重威胁,也对始于1975年以七国集团(G7)为核心的国际金融治理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由于传统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失灵,已经运转了十年的二十国集团(G20)从部长级会议正式提升为首脑级会议,并且在两年的时间里召开了五次首脑峰会,开创了既有国际机制的先例。在2009年的匹兹堡峰会上,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被正式制度化,并被提升为治理国际金融体系最主要的制度平台。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发生了从G7时代向G20时代的重大转变。此次国际金融治理机制变迁的原因在于国际经济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治理模式难以为继,而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剧了传统机制的失灵。作为一种新的制度模式,二十国集团适应了国际经济权力结构的变迁,而且在节约制度建设成本上具有相当大的优势。正因如此,二十国集团取代了七国集团成为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最核心的机制,进而实现了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