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源整合到思想创新整合——论经济增长范式的转变

基于Meier提出的思想的生产性作用理论,思想创新整合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在现代社会中,以资源整合为基础的传统经济话语权地位开始逐渐丧失,以资源整合为基础的传统经济增长范式的症结也开始消解。而在网络经济条件下,思想整合将成为经济增长方式的逻辑起点。     

要素投入、技术进步与上海经济增长的源泉

运用传统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时上海近十多年来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一是上海的经济增长是外延式的经济增长,是靠要素的投入得到的,技术进步对上海的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在现阶段还没有出现内涵式经济增长的拐点.二是在现阶段制度变迁对上海的经济增长的作用已微乎其微,也就是说在上海市场对要素资源配置比较完善.三是技术进步来源中的技术引进和研究开发相互脱节,没有达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对上海经济的增长无积极作用.     

安徽民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增长路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安徽民营经济快速发展,逐渐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力军,而这种增长多是由政策利好等外部环境因素带来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只有强化安徽民营经济的内生增长因素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在针对安徽民营经济发展现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内生增长理论,讨论了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两大内生变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增长路径。     

山东省FDI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1984～2006）

以已有FDI技术外溢的研究理论为基础,对传统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扩展建立回归模型,并利用山东省1984—200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FDI技术外溢与山东省经济增长存在相关关系,FDI通过人力资本、对外贸易、基础设施渠道对技术进步带来影响。在1994年之前,山东省FDI并没有呈现出作为生产要素的直接资本效应和技术溢出的间接效应,甚至对经济增长还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1994年以后,FDI对山东省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上述两个方面的作用表现较为明显。     

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关系实证研究

理论界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关系的问题上曾经有过很多争论.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经验实证,从而得出结论:二者关系有以下四种类型"低通胀-高增长"、"低通胀-低增长"、"高通胀-低增长"、"高通胀-高增长";并且认为,通货膨胀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定的条件,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其经济意义在于:不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具备基本条件的情况下,轻微的通货膨胀可以带来经济的增长.     

经济周期波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GARCH-M模型的实证研究

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研究存在巨大分歧意味着经验研究的重要性,但针对两者关系的国外经验研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国内的经验研究则较少.本文基于GARCH-M模型,使用中国1952-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准极大似然法探讨了中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经济波动会通过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而间接给居民带来福利成本,而稳定政策能够通过抑制经济波动来间接促进经济增长.     

非国有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经验研究

转轨以来中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的数量扩张.这是因为经济非国有化改革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是一种增量式改革.这种改革在体制内利益未受影响的条件下,实现了帕雷托式的增长.然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带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同比改善.究其原因,一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一般都过分强调以利润为中心,忽略环境成本,并且由于融资困难等因素导致了其技术创新能力的弱化;二是中国引进的外资不仅在技术和管理创新的扩散效应上没能达到预期效果,而且日益增加的加工贸易通过转移定价方式使中国经济不能充分享有出口增长带来的利润贡献.     

内生增长理论评述

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内生增长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技术进步的内生化,克服了新古典索洛增长模型技术进步外生的缺陷,同时把资本积累与创新统一于内生增长模型之中,具有较强的现实说服力,提出的经济增长政策为政府干预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其不足之处在于：生产函数的设立并未超越新古典增长理论,对资本与技术知识的认识不符合资本与技术知识的统一性、资本异质性、资本是处于不断发展的社会学习过程等特点,没有分析结构变化,没有分析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质,也没有分析内生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内生增长理论的创新必须注意这些特点,才能形成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     

论“民生为大”

现阶段制约居民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的主要障碍,是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加上居民对未来收支预期的担忧,以及高低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农民收入增幅下滑,城乡消费断层加大,等等。各种因素的交织与合力作用,导致消费率持续下降,以投资为主要驱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使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质是转变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为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确立居民消费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轴心地位,发展共享型经济。     

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影响研究综述

当今世界经济充满了不确定性,不确定性通过影响预期的形成来改变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行为,进而对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产生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影响.理论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可以通过不同的传导机制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经验分析结果显示,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既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也可能带来正面影响,甚至极个别情况还可能没有影响.因此,系统梳理不确定性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中国顺利度过全球经济环境严重恶化困难时期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作用.     

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业绩。但是自2008年9月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特别是目前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给我国未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而且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必要重读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笔者感触颇多的是该书中的个人行为选择、制度、人口、资源等几方面,该书对指导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的政治经济学——基于政府官员视角的理论分析

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都是一国发展的重要目标,这里在一个理论框架中分析了政府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共容。地方官员追求适度的经济增长能够带来社会和谐进步,但过高的经济增长会给社会和谐进步带来负面影响——经济高增长负效应。在双重考核机制下,中央要约束地方官员对于社会和谐进步的态度,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需要和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选择与设置合适的官员考核机制。     

建设和谐社会与经济增长速度的辨证统一关系--建设和谐社会为什么就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经济增长是一切社会因素进步发展的一般性物质基础,而和谐社会又是经济快速增长的环境条件。但是,和谐社会建设与经济增长速度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而是通过社会分配环节相互影响。和谐社会建设与经济的分配方式直接相关,而经济分配方式又与经济增长速度的辨证统一,经济增长通过社会分配方式作用于和谐社会建设。社会经济转型后期利益竞争使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差距扩大。要使经济增长的成果为绝大多数人所享有,化解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必须通过社会分配使经济增长服务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发展目标。     

高铁开通提高了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吗?——基于劳动力流动视角的解释

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间窗口,提升城市经济增长质量至关重要.将高铁开通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2003-2019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铁开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理论分析表明,高铁开通主要通过改善劳动力的空间配置效率、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这两个方面影响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实证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进一步地,高铁开通带来的持续性影响对中部地区城市经济增长质量表现出不断扩大的正向影响,但对东部地区城市表现出波动影响.从城市特征来看,高铁开通对中小规模城市、非城市群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证明,高铁开通主要通过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产生积极影响,且高技能劳动力流动带来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低技能劳动力流动带来的作用.     

土地政策参与区域经济增长机制问题研究

土地政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却忽略了土地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而对现实经济的非连续性和差异性无法进行解释。究其本质,这种理论困境缘于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无法兼容土地政策的规模报酬递增和非均质空间属性。而基于空间经济理论,土地政策完全可以纳入经济增长理论当中,并且通过理论分析和模型推演可以进一步得出,区域经济增长内在机制的揭示很大程度上源于土地政策与其区域经济活动的相互适宜。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经济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具备了相当的经济规模,在此情况下,如果继续依靠投入大量的生产要素"铺摊子"、上项目,用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来维系经济增长,不但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支撑规模越来越大的经济增长所需要投入的生产要素会越来越多.这种以指数形式增长的对资源的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满足的,必然会导致资源的短缺,使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因此,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已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经济增长、模型再造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政府

经济增长理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理论反映,源于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是二战后在发达国家广泛流行的经济理论,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但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自身存在的认识论缺陷使其不可能科学完整地建立经济增长理论及模型,更不可能明确政府在经济增长的定位及经济管调方式并指导中国社会经济建设实践,特别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践。经济增长需要政府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与调控,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鞭策市场微观经济主体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推动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我国出口区域差异及增长效应分析

中国出口的内部区域结构非常不平衡,无论从出口额、出口增长率,还是出口依存度来看,省份间出口的巨大差异都是客观存在的,而这种差距又主要是由于东、中、西三大地带间的差距造成的,从发展趋势看,目前没有扭转的迹象.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揭示,各省的出口与各省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联,也就是说,不同的省份间,出口的差异部分地解释了省份间经济增长的差异,而且出口的增长效应在东、中、西三大地带各异,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中部最大,西部次之,而东部最低.     

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对传统增长理论的批判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经历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两个阶段,理论界对经济增长源泉的认识,也从积累决定论发展到技术决定论,再到目前的社会资本决定论。社会资本决定论认为,社会资本通过提高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利用潜力和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     

经济增长的社会代价定量分析

经济增长和社会代价之间的内涵关系可以通过分析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而建模进行实证分析.具体而言,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依据,选取代表性的社会代价指标试图从更加全面的角度构建社会代价指数,利用状态空间方程和卡尔曼滤波从定量、动态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与社会代价的关系,用经济增长对社会代价的弹性变化来揭示中国经济增长中社会代价的动态轨迹,探讨中国目前社会代价是否在一定合理的阈值范围之内.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社会代价的弹性在0.45 ～0.48之间,也就是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社会代价增长0.45～0.48个百分点,虽然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收益大于社会代价,但是经济增长对社会代价的弹性呈现了递增趋势.因此必须要千方百计降低社会代价,才能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