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多元化经营与地方政府干预

本文以2007-2012年中国境内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区分国有上市公司及民营上市公司两种所有制不同的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研究了地方政府干预对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并考虑了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多元化表现形式。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会干预国有上市公司,在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越显著;多元化经营是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一种重要方式,与民营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与多元化经营的相关程度更大,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更容易导致多元化经营。在控制了过度投资与多元化经营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论解释了经济转轨期间我国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及盲目多元化经营现象,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股权激励效应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制度背景出发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股权和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FE模型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发现:对于全部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持股水平和公司价值正相关,但并不显著;而对于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持股水平和公司价值负相关,并在0.10的水平下显著。本文研究结论认为,由于政府对国有上市公司的控制,股权结构高度集中,董事会机制不完善,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股权激励机制可能并没有发挥设想的激励效应。     

国有企业支付了更高的职工工资吗?

对职工个人层面的研究表明,股权性质显著影响职工平均工资,但已有文献对于企业层面上股权性质如何影响职工平均工资尚缺乏深入探讨。以1999—2009年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本文深入考察了国有股权性质对职工平均工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样本期间国有企业支付了更高的职工工资,而且这一结论在控制了行政垄断、企业规模和职工教育背景等因素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区分国有企业控制级别和职工工资类别后发现,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显著更高。其中,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普通职工工资显著高于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而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又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非国有企业并无显著差异,但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显著高于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上述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转轨经济背景下国有股权性质对职工工资的影响,丰富了职工工资的相关研究,并对推进我国国有企业工资体制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股权分置改革、大股东控制与公司绩效

本文以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778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第一大股东控制力变化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股改前,第一大股东控制力对公司绩效不存在显著性影响。股改后,第一大股东控制力与公司绩效存在N型曲线关系,但是这种N型曲线关系在经营绩效和公司价值上表现不稳定;②股改前,国有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控制力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不显著,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控制力对经营绩效影响不显著,而与公司价值存在N型曲线关系。股改后,国有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控制力与经营绩效存在显著N型曲线关系,与公司价值存在显著线性关系,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N型曲线关系。     

大股东股份增持的动机与效应研究

2012年,中国证监会鼓励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事件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文章通过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大股东增持行为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从动机看,非国有大股东的增持决策与公司前期股价的低估程度显著相关,而国有大股东的增持决策与公司前期股价表现之间的关系则较弱;从后果看,国有大股东增持后一年内股票超额报酬率的改善程度比非国有大股东增持后显著要低。这些结果表明,非国有大股东的增持是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化行为,而国有大股东的增持则可能是配合政府政策的短期行为。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国有大股东的这种非市场化增持行为在中央控制的国有企业中尤为明显。     

财政分权、利益输送与企业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以2000～2007年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我国的财政分权程度与大股东的利益输送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发放显著正相关。表明大股东利用现金股利进行利益输送的现象确实存在,但在财政分权程度越低的地区这种影响越大。此外,相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利用现金股利进行利益输送的可能性越大;国有上市公司所属的政府层级越低,大股东利用现金股利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越有可能存在。本文的研究表明,要缓解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除了要完善对大股东的监督与制约机制,还需要改革与完善我国目前的财政分权制度,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从而真正实现政府对企业干预的减少,使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成为缓解代理冲突与传递公司信号的工具。     

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代理成本和代理效率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产品市场竞争能有效地降低上市公司代理成本,抑制管理层过度消费现象,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也能促使管理层更加努力工作,客观上提高了上市公司的代理效率。加入产权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对不同产权性质背景的上市公司的治理作用存在差异性。相对于国有企业,产品市场竞争对非国有企业代理成本、代理效率影响更显著。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非国有上市公司代理成本将会显著降低,同时代理效率将会显著提高。     

企业产权、财务重述与审计师变更——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运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行为对审计师变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国有企业来说,重述公司的审计师发生变更的概率要低于非重述公司,但如果重述公司上期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师变更的概率会上升;在非国有企业中,未发现重述与审计师变更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对国有企业来说,财务重述与审计师变更类型之间无显著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有微弱的证据表明,财务重述公司更容易将事务所变更为小所,如果上期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这种倾向更明显。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和审计师之间存在"审计合谋",这一问题在国有企业中更为严重。     

我国上市公司经营性资产质量评价与成长性研究——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经营性资产质量直接关系上市公司的可持续成长,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经营性资产质量评价指数,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和评价。在此基础上,对经营性资产质量和公司成长性进行了回归分析,并进一步按股权性质分别对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子样本进行回归。研究发现,二者在成长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非国有控股公司在成长中更注重经营性资产的质量,经营性资产的周转性指数、盈利性指数、固定资产指数及有效性指数是影响其成长性的关键因素。     

国有上市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相对效果评价研究

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大多套用的是行政机关的人事管理模式,对于这种特殊任命制下的公司管理人员,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能否达到预期激励效果,提升公司经营业绩日益受到公司股东与政策制定者的质疑与关注。文章以215家国有上市公司2010—2013年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15家国有上市公司在股票期权激励方案实施前后其平均业绩排名变化进行评价,实证结果表明实施股权激励的国有上市公司平均排名上升了23%,具有较好的正向激励效果。采用非参数检验法,对激励方案实施前后公司代理成本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代理成本没有显著降低,激励效果不明显。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资本金融稳定——基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

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近年来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文章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研究了基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非国有股东治理对国有资本金融稳定的影响.文章以2008?2015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整理年报中披露的前十大股东性质、持股比例与委派董事的数据,从股权制衡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来衡量非国有股东参与国企治理的程度,探究了其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仅持有股权难以发挥实质性治理作用,而当委派董事参与国有企业高层治理时,可以有效缓解代理问题和改善信息透明度,进而降低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非国有股东降低国有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在国有企业内部管理者权力弱以及处于竞争性行业时更加显著.文章揭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国有资本金融稳定的一条可能路径,并丰富了非国有股东治理和股价崩盘风险的相关学术研究.     

不同产权性质下外部治理效应研究——基于审计质量的视角

本文基于审计质量的视角,以2008～201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不同产权性质下外部审计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低质量审计样本与高质量审计样本相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降低会显著增加经理人代理成本,这说明外部审计具有治理效应,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能缓解经理人代理冲突;进一步区分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后发现,在国有上市公司样本中,高质量外部审计发挥的治理效应更为显著。     

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对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

上市公司不同的融资结构对股权代理成本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利用我国农业上市公司2004—2013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农业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对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越高、股权制衡度越低,越有利于降低股权代理成本;而国有控股公司比非国有控股公司的股权代理成本更高.同时,笔者还发现,农业上市公司负债比例的提高,有利于降低股权代理成本;而公司负债期限的缩短,对于降低股权代理成本不显著.     

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因素研究

国有企业改革使得企业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提升,但同时也出现了"内部人控制"问题,由此产生的代理成本侵蚀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产权、竞争和公司治理三者都会影响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而且它们之间还存在互动。对A股上市公司2000年~2006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更完善,治理机制的效率更高,从而降低了民营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除此之外,市场竞争程度加强也能够降低代理成本、提升代理效率,而且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而言,竞争更加重要。     

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动机和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地方政府或地方国资委控股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动机和效应。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更偏好持股商业银行，且多为同地区的商业银行；当公司注册地为省会城市、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方官员任职年龄较小时，上述关系更加显著；当政府发布相关促进银行业发展政策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概率显著上升。除此之外，本文对经济后果进行分析发现，持股商业银行提升了地方金融业水平以及地方官员晋升概率。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经济行为更多地反映了政府动机和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动机。     

产权性质、股票流动性与股价崩盘风险

从市场微观结构的视角,研究我国上市公司股票流动性对未来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并结合公司最终控制人性质进行剖析,发现股票流动性有助于降低股价崩盘风险,但国有上市公司股票流动性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显著较弱.进一步分析表明,股价崩盘风险与权益资本成本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在股票流动性较高的公司,这种正相关关系较弱.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只有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优化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并加强制度建设,才能增强市场流动性、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并促进股市健康发展.     

实际控制权性质、多元化进入方式与多元化经营业绩

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及外部治理环境均发生了相应改变。仅从内部治理结构与外部治理机制的角度进行分析,并不能够完全解释控制权性质对多元化公司绩效的作用途径。多元化进入方式作为多元化战略的关键部分,对经营业绩具有重要的影响。从多元化进入方式的角度分析控制权性质对多元化业绩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2002～2004年11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年报资料为样本,从多元化进入模式的角度,考察了不同控制权类型对多元化经营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上市公司多采用自建方式实施多元化战略,采用自建方式的国有上市公司绩效优于采用并购方式的上市公司。同时,非国有上市公司多采用并购方式实施多元化战略,采用并购方式的非国有上市公司绩效更优。     

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动机和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地方政府或地方国资委控股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动机和效应。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国有上市公司，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更偏好持股商业银行，且多为同地区的商业银行；当公司注册地为省会城市、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较低、地方官员任职年龄较小时，上述关系更加显著；当政府发布相关促进银行业发展政策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概率显著上升。除此之外，本文对经济后果进行分析发现，持股商业银行提升了地方金融业水平以及地方官员晋升概率。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持股商业银行的经济行为更多地反映了政府动机和地方官员晋升激励动机。     

国企锦标赛激励效应与制约因素研究

本文尝试从锦标赛的角度为国企竞争理论提供信息经济学模型解释和实证支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本文从政府干预和共同代理的角度对经典的锦标赛模型进行细化和拓展,以揭示出国企锦标赛激励效应与制约因素,并收集2451家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披露的薪酬差距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理论模型表明,薪酬差距的扩大和国企经营者赢得经济锦标赛激励的强化会增加国企经营者的努力水平,因而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不过,国企经营者赢得经济锦标赛的激励却受到政府行政干预和共同代理问题的制约。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薪酬差距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而与地方政府行政干预和共同代理问题的严重程度显著负相关,从而支持了理论模型。     

国企锦标赛激励效应与制约因素研究

本文尝试从锦标赛的角度为国企竞争理论提供信息经济学模型解释和实证支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本文从政府干预和共同代理的角度对经典的锦标赛模型进行细化和拓展，以揭示出国企锦标赛激励效应与制约因素，并收集2451家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披露的薪酬差距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理论模型表明，薪酬差距的扩大和国企经营者赢得经济锦标赛激励的强化会增加国企经营者的努力水平，因而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不过，国企经营者赢得经济锦标赛的激励却受到政府行政干预和共同代理问题的制约。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地方国有上市公司薪酬差距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而与地方政府行政干预和共同代理问题的严重程度显著负相关，从而支持了理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