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论证中的程序理性

传统裁判模式中的司法裁判往往表现为法律、事实、结论的三段论形式,但是司法过程远非如此简单,在开放性的司法裁判中,应当考虑法律论证合理性的问题,不仅考虑其实质合理性,还应当考虑其证立过程中的程序理性,作者通过哈贝马斯、阿列克西以及阿尔尼奥的程序理性理论阐述法律论证中的程序性规则及其重要性。     

论新媒体在司法裁判中的监督尺度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随着科技发展,网络普及,新媒体以其独有的特点,逐渐成为监督司法裁判的主要方式。然而,随着新媒体的广泛运用,其在监督司法裁判过程时,也产生了负面效应。若想让新媒体在监督司法裁判中发挥出最大作用,要合理把握其监督尺度。     

论法律发现及其存在价值

法律发现是指法官判案时生成裁判规范依据的活动。在司法适用的过程中，法律发现存在的必要性取决于找法的三种结果以及相应的案件的两大类型：一般案件与疑难案件。法律发现的意义在于一方面确保裁判依据的外在化，另一方面又使得裁判依据确定化。     

关于“微信”商标案的判决之思考

"微信"商标案将消费者利益作为裁判理由的考量因素,本无可厚非,但是将一个无法进行估量,甚至是还未发生的消费者利益作为裁判的唯一理由,不仅不能体现商标法的立法精神,反而体现了其司法的恣意。本文尝试思考本案法官的判案思维,以求以期能为此场争论提供新的视野。     

“司法过程”中的动态法因素——解读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

卡多佐的《司法过程的性质》一直被视为实用主义法学的明晰且明智的宣言,而其中所阐释的实用主义司法裁判方法也被普通法系法官奉为裁判典范.在积极探索和追求司法公正的今天,解读这部经典法学著作具有重要意义.     

论关联公司法人人格的否认：裁判反思和应然立场

司法实务在否认关联公司法人人格的问题上存在泛化适用的乱象，与公司具有独立法人人格这一现代公司法基本理念相悖，可能会影响实践中公司集团的发展壮大。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泛化适用，主要可归于实定法缺位、非理性司法审判理念过多干预商业自治、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对债权人权益保护更为全面等原因。目前正在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已经初步填补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立法空白，但仍宜细化认定标准。未来司法实务在否认关联公司法人人格这一问题上，应当充分发挥第15号指导案例的指引作用，结合人员是否混同、业务是否混同等要素，以“财产是否混同”为核心，判定关联公司法人人格是否混同；同时考虑“人格混同行为”是否“严重影响公司债权人利益”。此外，司法实务应当强化尊重商业自治的商事审判思维，并且坚持个案否认关联公司法人人格的裁判立场。     

值得深思的“案虽结而事未了”

定分止争，解决矛盾，是司法审判的根本目标。但在现实中却经常见到这种情况，经过长时间的拖延，判决或裁定下来了，审判人员却在裁判文书中寻索新的理由，使矛盾在实质上继续存在下去，让当事人陷于无穷无尽的纠扯之中。这是处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为自利其身，审判人员回避矛盾的一种方法。从性质上说，虽好于颠倒是非的枉法裁判，但与司法审判的根本目标遥相迥异。这种现象仍是值得深刻关注的。     

我国陪审制的困境及其改革

面对陪审制运行中遭遇的现实困境,"实用主义"、"理想主义"、"虚无主义"观念并生。但在我国司法公信力不足、司法权威乏力、司法裁判缺乏认同、司法腐败与司法地方化语境下,陪审制的更新和改革成为题中之意。探讨在坚持民主的前提,最大限度的追求公平正义的视域下,明确陪审员权利、明确适用的案件范围和类型、改革陪审员遴选机制,有助于司法裁判的形式合理性和正当性。     

交往理性视阈下媒体舆论与司法裁判的关系探析

近年来,大量热点案件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并参与到案件定性和裁判的讨论,甚至影响到部分案件的最终裁判结果,而媒体舆论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的角度出发,以许霆案为切入点,论证在生成司法裁决的过程中,法官应在社会大众自由平等地参与司法论辩的基础上,遵从法律至上的原则,独立地作出裁决,使司法论辩程序尽可能地保证其结果符合理想言谈情境的要求,且具有道义上的可接受性。     

论法院裁判在税务行政执法中的效力

依据我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生效的法院裁判的效力对诉讼当事人有当然效力,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法院裁判效力的相对性特征。在理论与实务中,虽然也承认法院裁判的社会效力,但对法院裁判的这种对外效力如何实现,以及在什么范围内实现都存在很大的争议,甚至被忽略。因此,在税务行政执法中,当税务机关非为诉讼当事人,而法院裁判的内容却涉及课税要素或对税收债权的实现产生影响时,则应该对这一相对性规则进行适度扩张,明确其对税务机关的约束力。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司法的权威,并保护纳税主体的权利。     

论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司法权摆脱侵扰专司裁判并进而实现司法公正的制度基础。本文从我国现阶段的司法特征以及与司法相连的各方面的因素，探索如何进一步促进我国司法改革和完善司法独立。     

对司法廉洁性的思考

现代司法的廉洁性问题是司法腐败的根源，是造成枉法裁判、执法犯法等司法不公、司法不正问题的前因性表现。由司法不廉洁进而引发的司法腐败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要想卓有成效的改变司法腐败现状，就必须从根本上堵塞司法腐败的源泉，逐步恢复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维护司法公正。本文在思考分析司法不廉洁问题的表现和其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基础上，也从体制机制层面提出了制止司法腐败现象的一些个人见解。     

论民间习俗的司法适用问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法学界日益关注的一个热点就是国家制定法之外的习惯法。但是,人们并没有对民间习俗的司法适用问题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是否能以及怎样能将风俗习惯引入司法裁判中,一直是个难题。因此,讨论风俗习惯的司法适用问题是很有意义的。本文在分析风俗习惯的含义、特征、功能、局限性的基础上,又对将风俗习惯引入司法实践的可行性以及其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分析。只有将民间习俗引入到司法实践,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才会使得司法裁判的公信力不断得到增强。     

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思考——浅析《公司法》183条

公司解散是以消灭公司的法人资格为目的而终止公司的业务活动且对公司财务进行清算的行为。依解散事由的不同,公司解散一般有自愿解散、行政强制解散与司法解散三种情况。公司司法解散是指当公司出现法定的解散事由,导致股东利益遭受损害而寻求其他救济措施不能得到保护,股东请求法院裁判解散公司的解散方式。它是一种以公权力为主导的,运用司法干预公司运转     

最大诚信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最大诚信原则作为保险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的运用,但是在实践中如何做到既能保护保险人的利益,又能保护投保人的利益,成为我国在保险法适用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保险双方当事人在保险合同的订立、履行及争议过程中应如何受到最大诚信原则的约束,在司法实践中显得更为重要     

论基层法官的整合型法律解释

在司法过程中,基层法院主审法官扮演着法律问题解决者的角色,其在各个审判组织之间陈述观点和意见,谋求法律问题的解决。解决法律问题,做出司法裁判,其正当性和可接受性,不仅取决于法律本身的正当性,也取决于法律适用的程序正当性。合议、汇报、讨论、请示作为基层法官处理案件的通常程序,其不仅消解了基层法官对于法律的独断理解与解释,司法过程中正当程序的遵循,也构造了基层法官通过议论解决法律问题的整合解释模式。     

论法律解释的思维方法

法律解释是法官进行司法裁判的基本方法，也是确保司法公正、实现司法正义的必由之路。开拓思路，运用多种思维方法进行法律解释是实现立法目的、解决现实矛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泸州遗赠案的法律论证

十多年来,有关四川泸州遗赠案的争论在学界几乎未曾停止过,本案的争论触动着法治的神经,即存在道德争议的案件中,法官裁判能否引入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引入道德立场.本文通过对泸州遗赠案法律论证过程的探析,尤其是对其证成中引入公序良俗原则的讨论,解析其论证的合理性.探讨的目的不在于案件裁判本身的正确与否,而在于探寻当法律存在漏洞时,法官如何通过司法补充完成案件裁判的法律论证.     

生成式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风险与规制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和研究。在司法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其在法律检索、撰写法律文书以及辅助司法审判有着独特的优势。但与此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运用到司法裁判领域中也存在着数据安全危机、难以做出价值判断、算法不透明、责任体系模糊、监管方式不明等问题,由此带来司法不公。在此情况下,要从健全数据库、构建价值模型、规制算法治理风险、完善责任体系、建立全程监管等多个层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规制,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司法裁判深度融合。     

论民事裁判的自明性

法律作为制定规则,通过妥善协调各种矛盾来达到利益的均衡,司法裁判亦承载着人们追求公平正义的冀希。诉讼是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面对纷繁的现实纠纷和矛盾,司法人员应追求形式和实质的双重正义。诉讼作为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屏障,明确和保障程序的正当性和公平性不言自明。本文通过对民事裁判中的自明性及其操作进行阐述,以期能更好的发挥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效功能,保障诉讼机制的吸纳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