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刑事和解制度的合理性——以罗尔斯正义论为视角

刑事和解制度起源、发展于民主法治较为完善的西方国家。我国自介绍、引进刑事和解理念之时起,学术界、司法界就从未中断过对这样一个新型刑事司法制度的探讨和争论,刑事和解制度到底是"严宽相济"还是"司法不公",学术观点存在这巨大分歧、司法实践亦存在截然异议,这样的分歧与异议在一定程度上既影响了我国刑事司法体系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选择,也阻碍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建议、完善。本文作者尝试以罗尔斯正义论为视角来分析和论证刑事和解制度的合理性,以求教大方。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司法理念,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客观要求,而刑事和解则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刑事和解是社会、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为利益最大化的刑事解纷方式。它有利于化解加害者与被害者之间的矛盾,提高诉讼效率,促进社会安定和谐。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确立刑事和解制度符合科学发展观基本理念,我们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     

对公诉案件中刑事和解的几点思考

新《刑事诉讼法》将于2013年1月1日实施,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问题首次写入《刑事诉讼法》,刑事和解日益受到学界和实务界的重视,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项新的刑事司法和犯罪预防模式,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可以成功化解民间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维护社会稳定。本文就刑事和解法律规定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正确实施提出几点思考。     

基层检察院刑事和解难之破解之道

刑事和解制度对于践行恢复性司法理念、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改变司法效率低下及司法资源短缺现状等具有司法程序和实体意义,为保障该制度在实践中得以落实并切实发挥作用,思考在基层探索形成一套调解机制,促进审查起诉阶段轻微刑事案件的和解。     

重罪刑事案件可否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以新刑诉法确立刑事和解制度的思路探索为途径

新刑诉法以专章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但该制度仅适用范围只限于轻微刑事案件.本文从刑事和解制度的现有规定、立法本旨、社会价值等方面入手,分析刑事和解是制度适用于重罪刑事案件的利弊,从司法实务的角度,给予建设性的评价和建议.     

论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中国化的恢复性司法制度,其基本价值是一种追求受害人、被告人和国家利益的"三赢"的诉讼方式。这为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这一制度在我国已有尝试,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进一步研究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浅论新刑诉法刑事和解制度规定的意义与不足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于公诉案件的和解做出了规定,这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改革的一大进步。此前的1996年刑事诉讼法只是规定自诉案件的和解程序而没有规定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新刑诉法对于公诉案件的和解所使用的条件、范围进行了限定,为我国办案机关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该程序提供了指导,对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具有重大意义。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新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和解制度条件、法律后果等规定略显模糊,导致适用时出现歧义,因而也有待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进行具体阐述。本文将具体分析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制度规定的意义以及不足,提出了自己对于我国进一步完善该制度的一些建议。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从公诉案件角度切入

发端于西方的刑事和解制度,于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传统刑事司法理论实践效果的巨大失败而复兴。在今日中国,“刑事和解”的出现仍属新鲜事物,其必然会经历一个从了解到反思的成长过程。文章从法基本理论角度出发,论述刑事和解制度内涵,合理性构建方案,并延伸对我国刑事诉讼体制的若干思考。     

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与价值分析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解决刑事纠纷的一种新型司法模式,对于保护被害人的利益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刑事和解还注重对加害人回归社会的关注,注重对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修复。刑事和解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在我国也具有构建的可行性,是因为其具有合理的理论基础及丰富的内在价值。     

检察机关落实当事人刑事和解工作探析

当事人刑事和解，简而言之，就是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与被害人通过自愿的方式协商后达成和解而解决刑事纠纷的一种司法模式。当事人刑事和解，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有利于更好地落实刑事诉讼宽严相济政策，保障当事人正当权益。     

附带民事诉讼的困境与刑事和解的发展

作为保护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相关民事权益的程序,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具有一新一旧、"分庭抗礼"特点,二者具有相似的价值取向与司法目的,在适用范围上具有一定重合,因此,在实务中如何将当事人刑事和解与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进行有效衔接,避免程序不安定,提升对被害人民事权益的有效保护,是当下司法实践中的重要问题。     

刑事和解制度的功能与价值分析

在司法领域对于一般矛盾、冲突的解决,经常会运用刑事和解制度的相关准则。从实际效果来看,通过合理的使用刑事和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法律案件的处理效率,并且对于受害人的利益保护,也更加及时有效。在我国建设法制社会的今天,刑事和解制度的功能与价值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基于此,在研究过程中,重点对上述问题进行解析,并通过相关的实例进行论证,并对司法部门在刑事和解案件中所采取的有效措施进行了分析。     

刑事和解适用于死刑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作为一种新生的制度成为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关注点。尤其是它能否在死刑中适用,怎么适用,争议颇多。死刑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适用刑事和解。文章论述死刑案件中刑事和解适用的价值,进而确定适用的两个标准：一是感情条件,主要看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大小以及社会危险性大小,二是客体条件,衡量行为人侵犯的客体利益。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去思考,对死刑和解的适用设置了条件。     

刑事不起诉的比较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是时下刑事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加之司法资源紧缺和刑罚效果的弊端，如何发挥好不起诉制度应有的价值成为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任务。该文以各国的刑事不起诉制度为基础，从制度和实践上进行比较分析，对不起诉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对国外刑事不起诉制度的比较研究完善我国的不起诉制度，这不仅有利于在公诉环节贯彻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我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

当前，中国的刑事证人保护制度尚不够完善，尤其是在司法实践层面，导致证人出庭率很低。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刑诉法》修正案），对我国证人保护制度进行了完善，但也还存在一些缺陷。在实践中仍应从完善具体的保护手段和措施、完善刑事证人保护的对象及范围以及建立刑事证人经济补偿制度入手完善刑事证人保护制度。     

论刑事和解及其本土构建

刑事和解作为解决刑事案件的方式，抑或是样式，从社会学的视角看，它已经在西方众多国家产生了较好的效果。我国对此加以借鉴并作为一种崭新的思路，必将对我国当前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当前大的政治背景是“构建和谐社会”，所以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理论学术界，都对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构建给予全方位的关注与研究。     

从“李高氏自诉养子李锁子虐待案”析陕甘宁边区刑事调解

陕甘宁边区为了解决司法服务薄弱的问题,开始探索新民主主义新的司法制度。在这种背景下,对部分案件施行刑事调解成为解决当事人之间矛盾纷争的一种方式,并逐步得以推广。本文试以“李高氏自诉养子李锁子虐待案”为例,对陕甘宁边区的刑事调解制度进行分析。     

刑事和解制度的实践性探究

刑事和解在我国具有很深的理论渊源，不仅与古代刑法思想中的“无讼”、“慎刑”理念相对应，更是构建法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刑事和解的适用主体、适用阶段等方面准确加以界定，才能使之发挥有效作用，同时也利于我国的诉讼制度的完善。     

刑事和解的契约性价值及制度构建

作为刑事法领域中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刑事和解以合意、协商为主要方式和特征,能够有效地协调解决刑事案件中一些复杂的纠纷关系。而从其本质来讲,刑事和解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契约关系。本文就刑事和解的本质进行探索,就刑事和解的契约性展开研究,以期通过把握刑事和解的契约性司法价值,为我国构建一个良好的刑事和解机制纳言献策。     

刑事和解制度及其在我国的构建研究

刑事和解是一种新型的刑事纠纷解决方式,主要是通过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协商一致并达成协议后,国家司法机关减免加害人的刑事处罚来实现。其起源于加拿大,流行于欧美国家,有着传统做法无法比拟的优越性。近来来,该理论引进我国,并取得了法学界的认同,并在某些地区的司法实践中得到初步的尝试,我国应该逐步建立起具有我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