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支持影响研究

通过测度2004~2013年新型城镇化7个相关指标,将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结合,对新型城镇化指标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建立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采用空间面板模型,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金融结构3个方面设定指标来测度中国2004~2013年31个省份金融因素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化水平整体提高的同时区域差距进一步加大,金融支持是影响新型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在未来发展中,应通过加大金融机构对城镇化建设中基础设施的投入,增加城乡一体化产业融合资金支持,改善金融机构对城镇化的服务水平等途径,实现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     

空间视角下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质量影响研究

探究新型城镇化质量发展现状以及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对提高新时代新型城镇化的质量至关重要。研究测度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新型城镇化质量发展状况以及新型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基于熵权-TOPSIS模型、核密度估计法、重心-SDE模型以及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并探究空间视角下数字经济发展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质量整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各省份之间新型城镇化质量存在差异且差异在逐渐缩小,空间上呈现东密西疏的特征;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并且新型城镇化质量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质量的积极影响主要是通过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公共资源、创新能力的提升来实现的。     

新型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动态关系研究——以新疆为例

为分析新疆新型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基于2004—2020年时间序列数据，从人口、经济、社会、土地、生态等五个方面选取代表新疆新型城镇化进程的系统性指标，基于规模-结构-发展的角度选取代表新疆经济发展的系统性指标构建综合评价体系。根据熵值TOPSIS法确定权重后分别测算新型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系统综合得分后，构建VAR模型对新疆新型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疆新型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性和Granger因果关系；新疆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互相作用明显，经济发展对新型城镇化存在长期的正向冲击效应，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空间效应视角下城镇化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采用空间杜宾模型针对2005—2015年中国31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就城镇化发展及其他影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进行测算,并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分解。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0.25%,但对相邻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带来相邻地区经济减少0.49%。“十三五”时期及中长期亟须区域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发挥新型城镇化在新常态下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公共服务供给、空间溢出与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

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公共服务供给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作用机理及其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服务供给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公共服务供给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日趋增强。教育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作用,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但并不显著,医疗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抑制作用。进一步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公共服务供给对新型城镇化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效应在三大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因此,不同区域要基于公共服务供给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的特点制定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包括优化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服务功能、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区域性医疗卫生条件等。     

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

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和改进Moore指数,分别对新型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变迁指数进行测算,并在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分析基础上,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空间效应分解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显示,新型城镇化通过发挥其“选择效应”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生产率,有效促进了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红利”因产业结构变迁而减弱,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结构性减速”现象,但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仍存在;实现产城联动,发挥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协同效应”,对于缓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减速”问题,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因产城关系的阶段性不匹配而存在“门槛效应”。     

高质量发展阶段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新型城镇化质量研究

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超效率SBM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模型等方法,对2007—2017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新型城镇化质量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呈稳步上升趋势,基本公共服务效率呈波浪式上升趋势,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新型城镇化质量均呈上升态势;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新型城镇化质量耦合协调度呈逐步上升态势,省际差异逐渐缩小,空间上呈东部、东北、中部、西部梯度分布格局;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具有明显地域特征,其作用强度从人口素质、政府调控,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水平到对外开放度依次递减。     

中国省区城镇化空间格局与驱动力演变

基于1982-2010年间的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挖掘我国省区城镇化发展的空间特征,考察城镇化核心驱动力的演变历程。研究发现:"东高西低"的城镇化空间格局进一步强化,省区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并不匹配;人口的省际流动更加活跃,主要迁移方向仍然表现出明显的"向海性"特征,"六普"时省际迁移人数和迁移率达到5800多万人和43.7‰以上,有力带动了全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单方向促进的局面将由二者相互促进的新型关系所取代;服务业的驱动作用已经超过第二产业;自下而上的、乡镇企业主导的分散型工业化模式对城镇化的滞缓效应日趋明显;全球化带来的外来投资对城镇化发展起到了稳定的促进作用。     

新型城镇化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8—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新型城镇化对不同类型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水平对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服务这类软性公共服务供给影响不大,甚至还有抑制作用;对基础设施、公共交通和公共服务这类硬性公共服务供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当科学界定政府绩效考核的具体指标和内容,坚持"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从人居环境的发展角度审视城镇化建设

过去十年,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回望十年,从城市优先到城乡协调,从高能耗城镇化到新型城镇化,从"土地城镇化"到"人口城镇化",使人们对城镇化的未来充满期待.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发展.这一切都表明,新型城镇化改革方案已经进入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