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一处烧麦制作技艺

都一处创建于清乾隆三年，起初是山西人工瑞福开设的一家小酒店——王记洒铺。清乾隆十七年，因皇帝来此小酌，并亲笔御赐“都一处”蝠头匾，使都一处名声远扬。乾隆走过的甬路电因长年不扫而成“土龙”，征清代被列为北京城的古迹之一，与永外“燕墩”齐名。     

清前中期盐商捐输运作流程研究

盐商捐输是清前中期国家财政的重要补充，但其运作流程却为官书所讳饰。通过对上谕档、朱批奏折、户科题本等档案资料的发掘，可证实清初至雍正时期的盐商捐输主要出自地方官员的动员，而乾嘉时期官书所载盐商积极请求捐输实则多来自皇帝授意和盐政等地方官员的指派。由于清代奏折制度的成熟，地方官员先奏折、后题本的上报方式逐渐确立。随着乾隆朝以降盐商大额捐输的涌现，先由运库等处垫拨、再分期缴款的方式逐渐成为常态，而捐款用处与捐输事由也有脱离的趋势。与此同时，乾隆朝起政府对盐商捐输的议叙程序趋于繁复，盐商获得议叙的难度逐渐增加、收益贬值。因此，乾隆朝是清代盐商捐输动机与性质转变的关键时期，而嘉庆朝盐商捐输的强制性臻于极致并导致了捐输的变异。     

晚清官场的腐败“潜规则”

陋规是晚清官场中无处不在的一种腐败形式。清末陋规花样甚多,据学者任恒俊在《晚清官场规则研究》一书中统计,这种腐败的方式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数种：别敬——也称别仪。外省官员进京引见、请训,离开京城时,送给京官的贿赂性礼物,一般是银子,按官阶高低数量不等。贿赂加上一个好听的字眼,叫仪、敬,带上了礼物的性质,送受双方都心安理得。     

“外患纷起”与明清福建家庭组织的建设

笔者曾在《清代前期福建地域间基层社会整合组织的比较研究》中指出：福建家族组织的发展“除了与中原文化传统有关外，更与当时福建各不同地域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联。”①本文则旨在探讨“外患纷起”与明清时期福建家族组织建设之间的关系。一、政府政策、官员与家族建设明政府的海禁政策是明统治者较多地从政治考虑而制定的政策，也体出了传统农业思维的深刻影响。他们把维持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作为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对于海禁政策，各不同阶层各不同人等各有自己的认识。即使是位尊九五的皇帝也不是同一个面…     

官员更替、营商环境与企业非生产性负担

公关费用和摊派费用等是企业非生产性负担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当前政府及相关部门为企业减负的重点。本文匹配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和地级市主要官员信息数据，研究官员更替对企业非生产性负担的影响。结果表明，官员更替会显著增加民营企业的非生产性负担，并且官员更替对企业非生产性负担的影响会因官员任期和企业特征变化产生差异。好的营商环境具有抑制性调节作用，有助于降低官员更替对企业非生产性负担的影响。本文的政策含义为：要减轻企业非生产性负担和促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和建设“亲”、“清”型政商关系。     

捐纳的是是非非——以中国财税博物馆所藏的捐纳文书例说

捐纳,是指封建朝廷向自愿报捐人出卖官爵封典的制度,俗称卖官鬻爵。从战国到清代一直延续不断;不过在清代之前,大多是在国家财政出现困难之时,为增加财政收入才为之,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清代则从顺治入关到宣统帝逊位,不论是捐纳项目之广、捐纳次数之多,还是对社会影响之深皆超出以往任何时代。一顺治六年(1649年),因兵饷不敷,允许"纳粟入监",允许犯罪撤职官员纳粮以复原来之职,这是清     

“朱元璋之问”的现代解答及启示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他有着从乞丐登上皇位的人生经历。因早年久处社会底层,他对贪官污吏的横行无忌、违法作奸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登基之初即采用各种方法查处贪官、惩治奸吏,为反腐甚至不惜动用酷刑和特务组织。洪武三十年间,皇帝以近乎变态的手段来严惩腐败,本意是既要让犯罪官员承担高昂的犯罪成本,又规诫其他官员不要重蹈覆辙,然而终其一生,贪官污吏却是杀了一个,又冒出来一批,……以至于朱元璋晚年发出感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朱元璋之问”。     

科举教育、捐官制度与官员晋升?--基于清代官员履历档案的实证研究

社会流动是影响社会结构变化和社会变迁方向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在传统社会里,科举教育和捐官制度均是人才选拔与阶层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文章以晚清官员履历档案的微观数据为基础,考察了科举教育与捐官制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科举教育和捐官制度并不是完全排斥的两种入仕途径,它们相互交织,成为清代官制不可缺失的部分。其中,入仕的难易程度是不同教育出身的候选官员考虑是否捐纳以及如何捐纳的重要因素。捐纳对官员的晋升作用主要集中在政府对中层官员的选拔上,但要进入官僚等级的高层,官员的个人才能、家族的政治背景、政治上的裙带关系可能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文章为理解社会阶层的流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考试选拔制度和官僚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历史经验和实证依据。     

打翻唐骏之后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最近,国内的媒体真的拉了一个“皇帝”,就是号称“打工皇帝”的唐骏。当然,这个皇帝拉起来没有被剐的风险,到现在为止,好像也没有被拉下马的准确标志,起码唐骏自己还在咬碎钢牙硬挺。但是,我认为这位“皇帝”已经是煮熟的鸭子了,只剩下嘴硬了。     

《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评介

<正>2020年1月，华东师范大学周健教授《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以下简称《维正之供》)一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为“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第三辑丛书之一。周健深耕社会经济史多年，对晚清赋役制度史、财政史研究颇有建树，该书即精择近年清代田赋相关研究汇辑而成，计10章48.8万字。本书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中后期的田赋与地方财政研究”(13CZS031)成果，     

北京寒食节饮食习俗管窥

据《大金集礼》卷32《休假》条记载，寒食节为金朝法定节日，各级官员都有一至三天的休假。到了清代，寒食节为民间节日，各家仍保持禁火三天习俗。市民和八旗官兵于节前准备好熟食，以便在节日食用，免至犯忌，故又称“熟食节”。     

晚清热河避暑山庄河工考述

避暑山庄与热河河工息息相关。利用档案资料系统 地考证了清代热河河工舆图“热河城外河山图”的具体绘制时 间与作者,并对于其所绘信息进行了解析。全面识读并分析了 刊刻于1888年的热河河工碑碣——“避暑山庄宫墙及武列河 堤坝各工程碑”“武列河西崖大坝岁修章程碑”。梳理了该河 工舆图、碑碣所记载的河工始末,1884—1888年先后2期的 河工工程是晚清热河河工之最,并对晚清热河河工工程做了评 述。晚清热河河工的考述有助于全面、深刻认识避暑山庄这一 经典园林,也于当代涉水实践有启示意义。     

从王开泰案看清末学官的陋规

清代州县学官,素有"冷宦"之称,俸禄微薄,收入来源有限,因此一直被人们视为"清贵"之地.纵观清代各级官员的法定俸禄收入,均属微薄,大部分官员的主要收入,大多依靠制度之外的陋规加派.清代中期及雍正年间,清政府虽然一度把各种陋规整理为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但是私下收取陋规的现象并不能得到十分有效的制止.到了清代后期,随着中央及地方财政危机的加深,各种陋规又有不断增长之势.     

择善而从还是逾淮之橘:官员“西进”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在中国独具特色的党政干部任职制度下地方官员存在广泛的异地任职的情况,形成了府际间的政策学习与模仿,使得发展优势地区的成功经验借由官员异地任职得以扩散推广。本文基于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运用高阶理论、政策扩散理论将官员“西进”任职与城市发展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从投资带动、重复建设两个维度着重探讨官员异地任职与政策扩散的运行逻辑,分析官员“西进”任职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机制及原因。再将手工整理核对地级市官员异地任职、挂职、再教育经历数据库与城市宏观经济数据相匹配,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边际效应分析对官员“西进”任职与城市发展关系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官员“西进”任职对城市GDP起到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官员“西进”任职不利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城市蔓延扩张建设会进一步放大官员“西进”任职对城市短期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以及对发展效率的负向作用。     

制度缺陷与漕政危机——对清代“废漕督”呼声的深层分析

清代作为中央与有漕各省漕务联系的"桥",漕运总督没能发挥应有的中介人优势,反而陷入了社会关系学上的"齐美尔连带"中,受双方规范和习惯的束缚,失去了制度给予的自主.督漕过程中,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仓场侍郎之间分工合作,责任连带.但这种共同利益也造成他们之间职权的重叠.总漕在与他们的合作与竞争中被不断分权.作为漕务官员体系的代表与发言人,漕督反而被属下官员所控制和利用,以至于常成为一种莫名的角色.此外,清中叶以后历任总漕素质上的缺陷,也使他们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名不副实,地位与作用日渐下降.由此,朝廷中出现了"总漕无用论"及"废漕督"的声音,不仅表达了一些官员对漕运总督及其代表的漕政的失望,同时也是对朝廷政局、整个官僚体系的批评.清代中期以后漕运的政治生存状态反映出国家状态、政治格局、官僚系统的行政效率以及社会的变动趋势.     

从历史上的“火耗归公”谈我国的“费改税”问题

雍正皇帝在历史上是一位争议颇多的人物，但也是一位勇于革新、勤于理政的“务实”皇帝，“火耗归公”便是其政绩之一。何谓“火耗归公”？原来，我国古代以至明清所用货币多为银、铜等金属铸制而成，这些金属货币因使用、兑换、熔铸、运输等过程便会产生一定的损耗，为了弥补这一损耗，故在征税时加上一定的附加费，这个附加费便称之为“火耗”或“耗羡”。“火耗”历来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政府的办公费用和官员的额外收入。由于“火耗”没有一定的标准，因此，便成为一些地方官吏敛财的手段。据历史记载，这种额外附加费非常高，有…     

清代四川的福建移民经济活动

清代四川的福建移民经济活动刘正刚明末清初，四川地区“土旷人稀”，清初统治者面对战后四川“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①的荒凉残破局面，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垦荒措施，极力鼓励各省民人入川落籍垦荒，于是出现了清前期近百年的“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运动。这次...     

“老帅”办教育

晚清时期,夺取中国富饶的煤铁资源,成为列强控制东方和争夺世界的必要准备。虽然大清也有李鸿章等国家利益的捍卫者,但王朝末世的混乱,不仅使矿政管理机构的官员集体“怠工”,而且还在对外交涉中“出售”权力。大清煤矿业并没有沿着李鸿章们设计好的轨道前行,反而日益受制于西方和日本。     

“杂皮”为何当“领导”——基于协调博弈的思考

笔者是1960年代生人。在笔者幼时所受的教育中，总是有这样一种观念——做领导者必定是有德之人，至少在道德水准和品行上不亚于普通群众吧。我想有这种想法的不止限于本人，大多数人民群众也是如是想的。但是，近观现实，好像实际情况与此料想是愈来愈远了。事实上，我们发现有德之人当古代皇帝或君主的，在中国也基本上限于传说中的尧、舜，据说大禹王也是阴谋篡位的啊!汗高祖刘邦是世人皆知的无赖流氓、市井小人，居然做了大汉朝的开国皇帝。三国时魏国人阮籍对刘邦当了皇帝不服，到处演说，日：“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竖子”就是“小人”，就是“无赖”啊!阮籍以此暗指刘邦。美利坚合众国号称是天下第一民主国家，总统不仅是民选的，而且还受到广泛监督，但是也冒出来个总统在椭圆办公室里与白宫实习生鬼混的事儿。近年来，就是从全世界范围看，大大小小的官员贪污受贿、吃喝嫖赌、杀人放火的案件层出不穷，怪不得有人将如此世风日下用精炼的语言概括为“世道变了样，‘杂皮’当领导”。那么，我们就来思考一下，为什么即使在“民主”体制下，“领导”的德行为何也如此糟糕，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呢？     

官员更替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来自中国省级官员数据的证据

在现有“分权竞争,集权晋升”的官员治理模式下,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承载了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主要任务.文章基于省级官员的微观数据,实证研究了地方官员更替对辖区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行为及地区投资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1)“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效应确实存在,官员更替显著增加了辖区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官员变动频率的增加则显著带动了辖区内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波动;(2)省级官员的更替与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之间存在可识别的模式:任期初期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即将离任时的避免“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意味着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在官员任职初期逐渐增长,而后缓慢下降,呈现倒“U”形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