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公司超额委派董事对子公司投资效率的双刃效应研究

基于2010—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子公司数据，探究母公司超额委派董事对子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母公司超额委派董事程度与子公司投资效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子公司董事会规模较小、董事会互动强度较高以及子公司其他董事社会资本较低的样本中，母公司超额委派董事的治理效应更加显著；母公司超额委派董事通过监督效应、资源效应、信息沟通效应对子公司投资效率产生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股权属性、多个大股东会强化母公司超额委派董事的积极治理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超额委派董事在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为母子公司情境下提高子公司投资决策质量提供了经验证据与理论借鉴。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资本和劳动供给的挤出效应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完善．支出水平也不断提高。文章从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角度分析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挤出效应。分析认为,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资本形成时的挤出效应不明显,对投资的挤出效应大小受利率和私人投资的影响;对劳动供给的挤出效应大小受到个人能力及主观偏好的影响。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企业资本投资？

本文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不仅能够降低企业资本成本,提高企业资本投资规模,而且能够增强企业投资对资本成本的敏感性。中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了企业资本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对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效应在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强;相比于数字化程度,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企业资本投资的优化作用更强。区分企业资本投资类型后发现,数字金融增加了企业研发支出,对资本性支出无显著影响;区分企业资本成本类型后发现,数字金融能同时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和债务资本成本。此外,数字金融的优化效应具有一定的长期性。本文拓展了数字金融在微观企业层面的经济效果研究,为利用数字金融优化企业资本投资行为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支持。     

外商投资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一个蒂布特模型的解释

本文用一个蒂布特模型的设想来解释地方政府公共支出与外商投资选择的关系,从理论上详细分析了外商投资者用脚投票选择投资地区从而使公共资源达到效率化配置的一个均衡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了在外商资本投资进行竞争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公共支出也可以达到有效率配置。     

公债支持的财政扩张影响国民经济的资本市场渠道

研究目标:构建包含结构化资本市场的金融CGE模型，重点分析公债支持的财政扩张通过资本市场渠道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研究方法:构建了一个包含公债的结构化资本市场以及反映国民经济各主体在市场上统筹性地筹措及运用资金的金融CGE模型，通过模拟分析研究公债支持的财政扩张政策。研究发现:公债支持的财政支出扩张，无论是生产投资支出还是消费支出，都会对民间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而对其生产投资产生“挤入效应”,对生产投资的挤入效应将提高社会的资本形成速度进而提高经济增速。这是由于公债增发影响了资本市场结构，引导家庭为了保持其最优的资产组合而增加对其他金融资产的持有，令其金融投资曲线右移。这虽然导致家庭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支出下降，但企业得以从资本市场上获得更多的资金，从而推动其生产投资的增长。研究创新:在分析框架中引入了包括公债在内的结构化资本市场以及市场中各类国民经济主体的统筹性的资金筹措及运用，考察了以公债所支持的财政扩张如何通过对资本市场的结构性影响而影响国民经济的“资本市场渠道”,对有关财政扩张是否挤入民间投资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经典命题提供了补充性的讨论。研究价值:提出了财政政策影响国民经济的资本...     

中国资本市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方法，对中国货币政策实施与资本市场传导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到资本市场的传导机制是顺畅的。相对于利率而言，货币供应量对资本市场有较大的影响，M0和M1都对资本市场存在着正向的因果关系。在从资本市场到货币政策目标的传导机制中，资本市场的变化通过财富效应和“q”效应等途径影响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进而对总产出或国民收入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作用并不明显。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文章利用我国1978年-2006年的财政支出数据,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经济建设费支出过高,不利于经济增长;社会文教费支出明显偏低,因而提高其比重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我国社会保障费支出严重不足,但由于其使用效率低下,同样不利于经济增长。通过压缩政府物质资本投资的比重,相应提高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和效用增强型服务的比重,能够既兼顾到社会的全面发展,同时又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社保基金持股信息的市场反应——基于中国资本市场数据

在阐释社保基金及其投资情况和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超额收益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分析我国资本市场对2009年四个季度和2010前两个季度公布的社保基金持股信息的反应。研究结果显示,资本市场对社保基金持股信息具有强烈的市场反应,被社保基金持股的上市公司股价超额收益非常明显。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社保基金管理者对股市精准把握外,我国资本市场的效率不足、信息不对称及社会保险基金会计信息披露的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因此,我国应加强公司治理,提高资本市场效率,规范社保基金会计信息披露。     

政府补助与公司投资行为——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

基于公司投资视角,以2007—2012年我国资本市场上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政府补助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补助越多,公司投资支出水平越高;政府补助对非国有公司的投资激励作用比国有公司更有效;公司产权性质差异会影响政府补助的投资激励效应;市场化程度越低、经济增长越缓慢的地区,政府补助对公司投资支出的影响越敏感;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问题比较突出,政府补助加剧了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因此,政府应根据微观企业主体的差异性来制定和实施相应的补助政策,以实现预期效果。     

公共财政框架下的政府支出模式

本文分析了非合作竞争均衡条件下政府的最优税收和公共支出政策。在理想状态下，政府对租金收入的征税税率应为100％，而对资本的税率应为0％。但在现实情况下，政府对所有租金全部进行征税的难度很大，因此不得不对资本进行征税；与此相对应，政府支出中社会福利支出的比重偏低，而吸引资本的公共投资支出的比重偏高。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政府部门之间加强合作，在税收和公共支出的政策上进行协调，避免恶性竞争，保持适当的税率水平，逐步削减政府在公共投资上的支出，增加社会福利支出。     

贸易开放、资本开放、地区规模与公共支出结构——来自中国省级政府面板数据的一项经验研究

基于省级政府的面板数据,本文研究了贸易开放、资本开放与公共支出结构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实证分析,本文认为:资本开放对于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高于贸易开放,并且在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劳动分工对于政府公共支出水平的降低效应并没有得到体现.     

中国CO_2排放增长的结构分解分析

文章采用投入产出和结构分解分析,定量分析了我国CO2排放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促进我国CO2排放增长主要因素是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而起到抑制作用的因素只有效率效应。从最终需求角度看,资本投资和城市居民消费增加是CO2排放增长的两大主要来源,农村居民、政府消费和净出口的影响相对较小。从部门来看,机械设备制造业、旅客运输等服务业以及建筑业是CO2排放增长的三大部门。最后,针对实证结果提出了节能减排的政策建议。     

工业企业房地产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工业企业房地产投资对企业创新存在短期的"挤出效应"和长期的"补偿效应"。本文使用企业研发支出和专利申请衡量工业企业创新活动,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1年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工业企业当期房地产投资与研发支出负相关,工业企业跨期累积房地产投资与研发支出负相关,工业企业滞后期房地产投资与企业专利申请量负相关。这表明,工业企业参与房地产开发投资在短期和长期内都不利于企业创新。     

母子公司间高管纵向兼任与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

已有研究主要基于母公司或控股股东等委托方利益视角,形成了对纵向高管兼任治理效应的认识。但这种假定忽视了兼任高管作为独立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与私利动机对治理效应的影响。本文基于兼任高管所代表不同利益主体的视角,分析并检验母子公司间高管纵向兼任对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当母子公司间兼任高管代表母公司利益时,母子公司间高管兼任会通过降低子公司代理成本发挥监督效应,进而提升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但是当兼任高管代表子公司利益时,母子公司间高管兼任并未发挥治理效应,甚至存在母子公司间高管兼任的上市公司中,代表子公司利益的高管兼任会将争取超额资金异化为寻租渠道,进而降低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本文将扩展对高管纵向兼任治理效应的理论解释,丰富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决定机理的研究,对完善母子公司结构下的治理机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企业投资行为与负债水平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产品市场竞争的视角

投资和融资是企业资本运动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动态表述,企业的资本运动的效果和效率决定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产业组织理论为企业的投资、融资决策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可操作的分析框架。本文在回顾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以2005年至200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为研究样本的证据表明,负债水平在总体上抑制了企业的投资支出;引入产品市场竞争概念来探讨微观企业的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与非竞争行业的上市公司相比,处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激烈行业的上市公司其投资支出与负债水平的负相关关系更强。     

资本回报率与投资增长的协整关系研究——基于1978～2007年的数据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中国投资增长的效率一直处于争论之中。在衡量投资效率的多个变量中,资本回报率无疑是最基础的。本文试图建立资本回报率与投资增长之间的实证模型,用以说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回报率是否对投资增长起到了关键解释作用。所得结果说明,中国的投资市场化程度不高,但是资本回报率在其中依然是最关键的解释变量。     

投资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因素分解与经济增长质量

针对传统经济增长分解难以解释体现在新增资本中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重新划分经济增长的三因素为规模增长、硬技术进步和软技术进步，将产出增长率分解为三因素作用之和，由此给出各因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算公式，同时给出投资增长模式下经济增长质量的评价方法。     

企业资本布局的合理性探讨

一、合理资本布局是获取竞争优势的战略企业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生产竞争中将各项生产要素组织起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但竞争均衡理论认为，企业通常不可能在竞争的市场中长期获得超额的利润，投资资本回报率会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企业如果具有较高的投资资本回报率，会使企业更快的扩展投资，增加投资资本总量，使得较高的投资资本回报率降低恢复到社会平均水平，     

中国经济高增长模式的质量与动态效率判断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30年的强劲增长速度,年均增长率达到9.8%。中国经济高增长模式的质量和效率到底如何呢?为了准确分析中国的高增长模式,本文另辟蹊径,通过对配置效率和资本生产率公式的分解,从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国民收入分配、支出分配四个维度,分别考察了资本生产效率和体现经济增长质量的三个指标间关系及具体在中国的表现情况如何,试图能够更加全面地看待高增长模式在中国的运行效率和效果。     

从新《企业所得税法》限定性支出的变化谈税收筹划

新《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法”）规定,在企业的各项成本费用中,包含“全额扣除支出、限定性支出和超额扣除支出”三项。“全额扣除支出”即当期发生的支出可以全额在成本中列支：“限定性支出”是指实际发生的支出要在规定标准限额内扣除：“超额扣除支出”是指可以按超出实际发生的支出列支成本。其中对限定性支出的政策规定．新旧法规变化是比较大的,体现着国家与企业共同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