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政策调整目标及路径研究

中国已进入超低生育率阶段,生育率之低直逼典型的少子老龄化国家日本,目前生育政策已开始渐进调整但力度较小,国内相关地区的实践证明,放松人口政策会引起人口暴涨的顾虑。文章根据国家人口战略目标提出了中国近期人口政策调整的建议:迅速放开二胎,未来适时推出鼓励生育政策。     

我国人口生育率影响因素的统计研究

经过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下降之后,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接近更替水平,在二十世纪末已经全面实现了生育率的转变,我国也全面进入低生育国的行列。完成生育率转变之后,我国已经不存在人口压力问题。而在低生育水平下,我国所需要面临的人口问题越来越多元化、复杂化,生育率的转变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与时间上的压缩性。在时间维度方面,生育率在由高至低出现转变的过程过于迅速,在该过程中没有完全根据社会经济的实际发展需求做出调整,国内不同地区的生育政策与群众的生育意愿仍然有着比较大的差别,目前的低生育率形势仍然存在反弹的可能性。在空间角度方面,国同不同省、市、自治区所呈现体现出来的人口转变形势也呈现空间不平衡性的特点。因此,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何实现低生育水平稳定发展是相关部门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文章综合运用定量与定性两种研究方法,对影响生育率水平的有关因素进行探究。     

联合国预测:中国快速走向老龄化

最新发布的联合国《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本》对中国人口的评估和预测作出了重大调整,预测中国人口在2026年达到峰值13.96亿后迅速下降,到2050年时下降到12.95亿。预测表明中国快速迈向老龄社会大势已定,无法逆转,生育率能否尽快走出低谷是决定中国人口未来的关键。人口预测只是人口决策的参考而不应该是人口决策的目标。鉴于中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达20年之久,现在已经到1.5以下,再不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极有可能掉入"低生育水平的陷阱"。     

中国低生育率水平的形成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生育率下降与经济快速成长的过程,同时,这一时期又执行了严格的生育政策。本文主要就这些事实做出两个方面的经验分析:其一,经济增长和生育政策在生育率变动过程中的作用如何?其二,低生育率水平对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计量经济分析结果表明,生育政策的边际效果渐趋下降,而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依然明显。同时,生育率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已开始显现。因此,人口发展政策不可能继续保持单一和纯粹的目标,充分考虑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变化对长期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将是人口政策调整的重要要求。     

清醒认识中国低生育率风险

中国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和程度显著超出以往预期。面对少子化、老龄化的人口新常态,人口领域需要有较大的改革。当前人口工作思路存在与人口现实之间的种种矛盾,问题的核心是对低生育风险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人口工作存在只重当下、罔顾未来的偏向。生育政策调整的实质是对过去计划生育过度的补救和改正,既是对生育率过低这一主要人口风险的应对,也是人口发展彻底转向正常化、均衡化的需要。     

我国生育政策调整——从计划生育到“二孩”政策

生育政策不但事关一个国家发展,甚至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都有影响。而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的生育政策受到世界瞩目,从刚建国时的长期"计划生育"政策到如今的"二孩"政策,我国的生育政策作出了很大调整。通过看别的国家的人口生育政策,推出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必然性、二孩政策的满足时代发展性、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对中国生育政策的启示等,进一步来看生育政策调整。     

艰难的抉择 深远的影响——关于中共中央《公开信》暨计划生育效果评估

为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加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公开信》,号召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公开信指引下,我国计划生育取得了巨大成就,妇女终身生育率从6．2下降到1．8,少生了5．69亿人,减少了资源消耗,保护了生态环境,促进了经济发展。本文引用了人类发展指数和生育文化指数对各省、区、市妇女终身生育水平差别进行了解释;以印度1970年以来的总和生育率为参数,对没有生育政策的人口发展进行模拟,结果证明经济社会发展对生育率下降发挥了主要作用,贡献率为62％,而计划生育的贡献率为38％。从1991年开始,我国已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生育率还将继续下降,人口发展正面临新的挑战。时代赋予了计划生育新的任务,本世纪要把我国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才能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人口环境。     

结构转型、生育率选择与人口转变

结构转型和人口转变是一个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普遍发生的现象,也是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基本特征。本文建立一个内生结构转型和人口增长的代际交叠模型,提出一方面劳动生产率提高抬升了实际工资,这一总量效应促使家庭提高生育率;另一方面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服务业更快提高抬升了服务相对价格和养育相对成本,这一结构效应促使家庭降低生育率。随着结构效应取代总量效应发挥主导作用,经济将发生服务业比重提高的结构转型和生育率下降的人口转变,同时劳动力质量增长逐渐放缓。因此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补民生短板的政策应同时到位,通过降低家庭在子女教育和卫生上的支出成本,缓冲结构转型对劳动力增长的不利影响。     

我国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人是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的基础,我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众多的人口。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鼓励生育,人口结构属于人口红利时期,为之后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支持。后来我国难以承受人口众多的压力,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我国的生育率大幅下降,我国的人口结构又由之前的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变,人口红利的优势不再,且伴随着人口逐渐老龄化。基于这种背景下,要充分理解我国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也要根据人口结构的变化进行调整,逐渐放慢经济的增长速度换取经济增长的质量,促进产业升级,实现由以前人员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过渡。     

提高生育率不利于我国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推进,"未富先老"为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当前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口迅速的老龄化主要是生育率迅速下降的结果,为迎接老龄化的挑战需要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提高生育率.     

Dynamic disequilibrium: demographic policies and trends in Asia

The authors present an overview of anticipated population trends and policies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of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Asia. Attention is given to various population projections to the years 2000 and 2025, the sources of these projections, and the assumptions on which they are based. The population policies of 14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are then discussed. It is noted that those countries with no commitment to support family planning are not likely to reach fertility levels in line with those on which U.N. population projections are based. Changes in population policies in China, Singapore, Malaysia, and the Philippines are summarized.     

中日两国政府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对策效应研究

为应对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中日两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性政策措施。通过对政策的具体分析并利用潜在变量——危机强度,研究刺激政策对金融危机和宏观经济的效果,结果得出,中日两国均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两国政府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对应对金融危机均有所成效,危机强度的走势日本比中国更理想,中国的危机强度比较随机。中日两国的经济刺激政策都改善了GDP、就业、通货膨胀、贸易差额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但在中国出现了通货膨胀,在日本产生了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等问题。     

中、印经济转型以来对外经济关系的基本战略比较

上世纪后期中、印两国开始经济转型以来,两国在对外经济关系战略上都有了较大的转变,两者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别,总的来说,两国都由进口替代转向了出口导向战略,重视自身的比较优势,但印度的对外开放度明显不如中国。两国都强调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但中国更注重对外开放,而印度则更偏重于民族企业自身的发展,另外,中国更强调对外开放的层次性,在经济特区等试点地区的对外开放比印度取得了更大的效果。     

资产规模、覆盖率与替代率:国际视野的我国企业年金现状

我国的企业年金制度已有10余年历史,但整体水平仍相对滞后。无论是从资产规模、覆盖率和替代率,还是从税收优惠政策来看,我国企业年金的发展与OECD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加快建设企业年金,应扩大覆盖面,促进集合年金和职业年金的发展;提高替代率,完善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政策。     

反向技术溢出、技术进步和我国经济增长——基于面板协整模型的分析

本文选取了1990～2007年间中国进口和对中国FDI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扩展了CH模型,建立了包含进口和FDI两个物化型技术溢出指标的面板模型,利用面板单位根和协整技术,得到随机效应模型,分析溢出国对华出口和FDI对溢出国的反向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从溢出国角度看,对外投资比对外贸易更有利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溢出国更倾向于对华FDI,我国招商引资政策需要做出调整。     

日韩废弃物处理制度比较分析

中日韩等亚洲国家人口密度高,共同面临着急进的产业化所带来的深刻的环境问题,虽然存在着环境意识、政策水平和制度上的差异,提出发展循环经济的阶段、着眼点和具体举措各不相同,但在国际化、区域化趋势和地缘关系、风俗习惯等方面,内在的和外在的制度彼此趋同。废弃物处理是循环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所带来的大量废弃、资源浪费、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本和韩国较早开始了废弃物的处理和再利用事业,建立和实施了减少废弃物、最大限度地循环利用必然发生的废弃物、安全处理等相应的制度,结果废弃物的再利用率持续提高,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中亚五国的贸易分布、对外投资与贸易政策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充分说明了我国与中亚五国合作的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中亚五国的贸易分布、对外投资与贸易政策的分析发现,中亚五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中国和俄罗斯;其外国直接投资表现为净流入;其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以贸易优惠吸引外资流入。为此,我国今后在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中器重视其贸易政策的本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与政策展望

中国已是世界上对外直接投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全球第五大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过去的投资模式不同,而是遵循一种价值链延伸型的发展趋势。中国的对外投资政策,已经朝着符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趋势的方向改变,但是,不管是战略层面,还是核准与管理制度层面,以及促进政策方面,要有效地支持中国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价值链延伸型为主的对外直接投资,还需做出一些调整。     

呆坏账处理是否蕴含着制度创新

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率先剥离呆坏账,使得其呆坏账率大幅度降低,避免了紧缩和金融危机。次贷危机以来,美国金融当局多次向金融业大规模注资,插手濒临倒闭金融机构的拯救活动,欧洲一些国家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这种被逼出来的用国家信用支持银行信用的手法,似乎有悖传统的市场原则,但它带给人们更多的思考：正在被改变的游戏规则中,是否蕴含着制度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