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地区吸引外资:历史、现状和落后原因

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少数民族地区利用的外资在中国利用外资总量中的占比长期徘徊在5%左右。文章依据国家统计局的公开数据和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通过比较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外资进入的状况,以及外资在少数民族地区各大产业门类的分布情况,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外资进入较少的种种特征,并且就外资的"穿透度"进行了分地区和分行业的比较研究,讨论了少数民族地区利用外资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文章分析发现,少数民族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的落后既有经济发展规模的原因,也有体制原因;一些省区的特色产业并无外资进入,或是很少有外资进入,原因在于政府在产业政策上设置了限制。     

对投资环境与外资规模和质量关系的探讨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是国际FDI的新兴市场,在过去三十年里,日益开放的市场和不断完善的投资政策促使吸收外资取得了骄人的业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后,中国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被外国投资者普遍看好,但自2008年第四季度至2009年上半年,中国吸收外资持续以两位数下降。然而,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受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量下降14％的同时,作为金融危机发源地和重灾区的美国不降反升,这不得不引发我们深刻地思考。     

外国直接投资与辽宁、浙江经济发展的比较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已经成为最具魅力的外资投资地之一,不仅能吸引来自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亦如此。本研究中,笔者以辽宁省和浙江省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经研究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经济增长和经济规模也不同程度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     

我国FDI流入与流出协调发展:现状、问题与政策建议

如同国际贸易的进口与出口,FDI流入与流出也存在密切联系。一个国家FDI流入,外国企业流动的所有权优势与本国不可流动的区位优势互补,这有利于该国比较优势的充分利用;反过来,一个国家FDI流出,该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与其它国家的区位优势相结合,也有利于该国福利水平的提高。从FDI流入与流出规模和结构分析,我国FDI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条件下,为了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我国应加快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引进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协调发展。     

基于竞争态模型的安徽省FDI来源地地域结构研究

运用竞争态模型对安徽省外商直接投资(FDI)资金市场2001-2010年统计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安徽省FDI资金市场来源地地域结构时空演替规律,研究发现:安徽省FDI资金市场竞争态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复苏-衰退-跳跃-稳定-衰退的复杂波动演替态势,空间维度上表现为明星市场缺失,金牛市场稳中有降,瘦狗市场和幼童市场波动较大的特征。据此,提出稳定和拓展安徽FDI资金市场若干针对性策略。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的区域影响研究——以工业废气排放为指标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环境质量在不断下降.造成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的原因很多,但不容忽视的是,伴随着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大量涌入,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资源和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为揭示不同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对环境影响的差异情况,本文将我国31个省(区、市)划分为东、中和西部<'①>三大经济区域,利用1991～2006年实际使用的FDI数额和同期的工业废气排放量数据,分别考察三大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影响.     

金砖国家引进FDI的对外贸易效应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1992—2012年数据对金砖国家引进FDI的对外贸易效应进行经验检验,得出以下结论:FDI对出口规模的正向效应由大到小依次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南非,巴西是负向的。FDI对出口结构的正向效应由大到小依次是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俄罗斯和南非引进FDI对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效应是正向的;中国和印度引进FDI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效应是正向的。     

1990年以来外资对江苏经济增长的影响

文章分析了1990年以来江苏利用外资的基本形势,利用FDI业绩指数和多元回归模型检验外资对江苏省经济增长的影响,证明外资对江苏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江苏省开放型经济格局为外资流入创造了良好环境,外资流入与经济增长的省内差异显著,从地区结构看,苏南、苏中、苏北的外资与经济增长呈梯度递减,从城乡关系来看,城市,尤其是行政级别较高的地级市是外资和经济增长的主要集中地,再次证明二者之间联系紧密。     

外国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研究

外国直接投资(FDI)作为当今世界技术转移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其溢出效应是推动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以往的研究过多地注重于考察特定东道国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和显著性,没有对溢出效应的产生渠道及其制约因素进行分析,而这正是导致FDI溢出效应国际差异的根本原因.本文将以此为重点,深入分析溢出效应的产生渠道及其制约因素.     

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直接投资效应分析

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市场的集中与竞争产生深刻影响 ,进而改变了该市场的市场结构 ,这种改变又进一步影响了国际直接投资的效果。文章首先分析了跨国并购和跨国战略联盟两种主要进入方式的发展趋势及其绩效 ,然后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对市场集中、国内投资和生产率影响的分析来进一步阐述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外资政策、国民利益与经济发展

本文通过建立经济模型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 :无论是限制外商直接投资还是对外商直接投资采取过多的优惠政策均不能使短期内国民利益达到最大 ;但从动态考虑 ,外资优惠政策能否提高国内居民的福利水平取决于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技术水平的影响。     

企业规模、市场力量与创新:一个文献综述

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市场结构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梳理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熊彼特假说的主要理论和实证文献。在实证文献综述中,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维度,按照文献的发展脉络和逻辑关系,阐述了每篇文献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样本选择及主要结论。本文还简介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创新决定因素问题的研究。     

市场竞争、东道国引资政策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

在一个两阶段古诺竞争模型基础上,本文研究了东道国引资政策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影响,结果显示,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技术转移取决于东道国市场竞争程度、本地企业的模仿能力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成本。在东道国企业模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跨国公司低技术的直接投资将损害东道国企业,从而降低东道国的国民福利水平;文章同时研究了市场竞争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东道国来说,维持一个适度有序竞争的国内市场,同时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进行有选择地甄别与吸收,比单纯的竞争战略更有利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与技术扩散。     

企业规模、市场结构与创新——来自不同行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0~2003中国工业统计数据,选取其中的五个行业(电子、纺织、服装、化学和机械行业),研究企业规模、产业集中度等与创新的关系的行业差异。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市场结构与创新之间一般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在不同的行业,它可以表现为U型或倒U型曲线。这种产业之间的差异表明,我们不能单纯地根据与企业规模有关的特性来解释企业创新。而对于产业结构,我们需要进行更加具体细致的调查和分析。单纯的产业集中度指标不足以完全反映产业的真实状况。     

FDI对我国中部地区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研究

梳理了中部地区吸收利用FDI的现状和特征,计算出了中部的TFP(全要素生产率),并以此作为技术进步的衡量指标,构建VAR模型对FDI和TFP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短期内FDI对中部地区的技术进步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长期来看促进作用并不十分显著.中部地区在吸收利用FDI过程中要引导技术引进,加强自主创新;创造公平环境,扶持本土企业;鼓励中外合资,强化技术合作.     

FDI对浙江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对东道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往的研究大量集中在FDI对中国整体技术溢出效应层面,而鲜有文章注重FDI对单一省份技术外溢的研究。分析FDI对浙江技术进步的作用,结合浙江利用外资的数据,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衡量技术溢出效应的数学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浙江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不存在技术外溢效应,原因在于浙江吸引的外资层次不高。提出了可行性建议,以期改善这种局面。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外商直接投资时空格局研究

通过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外商直接投资绝对差距、相对差距、集聚特征、外资利用水平和发展速度时空格局的深入分析,发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外商直接投资时空格局呈现以下特征:外商直接投资相对差异有所扩大,绝对差异有所缩小;区域集聚程度总体有所缩小,集聚格局由"二"型向"┴"转变;低水平区域由均衡向东北方向演化,高水平区域向南昌市和浙赣线集聚;低水平区域发展速度较快,缩小了区域总体差距。     

FDI对中国环境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随着各国贸易与投资规模的扩大和环境污染的加剧,外商直接投资引入量和东道国环境的关系问题日益获得人们的重视,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主要研究FDI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效果,通过利用连续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区域建立实证模型,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FDI与我国各个经济区域的环境污染状况关系密切,而影响方向、程度却各不相同。     

出口开放、地区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

报酬递增是跨国或区域经济增长发散的重要动因,而市场范围的大小则决定了报酬递增的程度。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地区市场规模和出口开放程度显著地影响了1970—2000年各省区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在地区差距的形成和演进过程中,国外和地区市场是相互替代的,而一旦控制了市场规模因素,各个省区即呈现明显的收敛趋势。本文根据地理特征构造工具变量,有效地控制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Where a contract is signed determines its value: Chinese provincial variation in utilized vs. contracted FDI flows

There are major differences between ex ante corporate investment plans and ex post investments. The case of China is useful for understanding this problem because there is substantial time series and cross sectional variation in the ratio of utilized to contracted FDI (UC ratio), which is less than one in most province-year observations. Provinces may believe that they are rewarded for reporting higher levels of contracted FDI, which would lead to lower UC ratios and higher policy incentives in subsequent years. Alternatively, provinces may be rewarded for reporting data more accurately, which would lead to higher UC ratios and policy incentives in subsequent years. Empirical analysis supports the second,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suggests that provinces may increase their rate of utilizing pledged FDI by strengthening their legal systems and reducing government bureaucr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