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对于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包含多种类型消费者(城市市民、城市非市民及农民)和地方政府的理论框架,分析了城镇化对于我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并选取全国176个城市2001年到2010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提高能够推动城市消费率的增长,但城镇化速度过快则会阻碍消费率增长。实证显示这一关系在我国不同地区间存在显著区别,中部城市比东部城市更容易通过扩大人口规模来提高城市生产能力和消费率增速,而东部城市只有通过提升农民工福利待遇,才能够促进消费率增长。进一步,本文还通过参数估计给出了我国城市人口集聚效应的产出弹性。     

中国的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原因与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的消费率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并且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中低收入水平国家或地区。本文认为,导致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长期的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通过探讨消费率下降的原因,有助于优化促进消费增长的政策。     

推进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与改革

近年来,我国消费需求全面快速增长,需求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但是消费率却越来越低。着眼于我国中长期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需求,尽快扭转投资消费失衡,形成消费主导新格局,既是短期政策的着力点,又是中长期的战略选择;既是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也是改革面临的重大挑战。     

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率

从财政政策收入分配功能的角度就财政收支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采用全国数据和省级面板数据就财政收支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过高的税负率对我国居民消费率的提高有负面影响,以间接税为主的财政收入结构不能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均等化,不利于促进我国居民消费率的提高。财政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而保障性支出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费率。因此改变财政收支结构,强化财政收支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是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关键。     

居民消费率一般演进规律与我国的特殊性研究

提升居民消费率是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的关键。基于产业结构变迁模型研究发现,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居民消费率呈先降后升的U型演进规律。我国居民消费率虽然遵循这一规律,且在工业化进程中,居民消费率将长期处于下行空间,但还存在居民消费率相对于同一收入水平下的世界平均值显著偏低这一特殊性。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城市化率偏低,产业合理化水平有待提高。因此,提升居民消费率,长期主要需依靠持续的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增长,而中短期可将加速城市化进程、促进各产业均衡发展作为政策重点。     

城镇化会提高生活用能需求吗 ?——基于中国2003-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

城镇化进程既是人口由农村转移至城市的过程,也是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提高的过程,其对"生活用能需求"的影响相应地有结构效应和收入效应.文章据此构建了一个包含控制变量的城镇化率与人均G D P交互作用的"生活用能需求"模型,并运用中国2003-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系统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经济发展初期,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对生活用能具有正效应,但会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弱,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结构效应为负.(2)人均GD P对"生活用能需求"的正向影响在城镇化进程中也逐步减弱,但收入效应始终为正.因此总体看,城镇化会提高"生活用能需求",但这主要是由于收入水平提高的结果;仅从人口结构的变动看,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人口由农村转移至城市有利于节能.(3)城镇化进程中收入水平提高和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生活用能需求"的不同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文章的研究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镇化节能的国家战略提供了经验支持.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兼评中国特色

本文结合已有的理论和跨国数据,分析了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及经济结构转变的相关关系,观察其中中国的特殊之处。本文也结合中国数据预测城市化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轨迹。根据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可以发现,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服从一个统计上显著的S型曲线规律,而我国正处于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时期。城市化的推进,有利于改善经济结构,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和第三产业发展。相比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在当前城市化水平下的投资率和第二产业比重偏高,而消费率明显偏低。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人均收入和人均资本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协整关系。城市化每推进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人均实际收入增长2.25个百分点。根据它们的动态关系,可以预计我国在2012年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     

我国金融市场不完善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

我国金融市场不完善,存在融资结构比例失衡、市场垄断、价格管制、供给不足等问题。金融市场不完善是造成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它推高了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降低了居民消费率,加大了国际收支失衡。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对提升我国金融体系整体功能有重要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外贸结构的优化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商品进出口中的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比重、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比重、产业内贸易指数、市场集中度指数和外贸企业主体结构的变化,来揭示外商直接投资与浙江省的外贸商品结构、外贸方式结构、外贸模式结构、外贸市场结构和外贸主体结构这5类外贸结构变化的关系,并以外贸商品结构为例,利用截面时间序列模型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外贸结构的优化效应。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浙江省外贸商品结构的优化,但对各产业的外贸结构优化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对机电产业的优化效应最为明显,其次是高新技术产业、服装产业和纺织产业,对第一产业的优化效应最小。     

年龄-收入模式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率呈现总体偏低且持续下降的趋势,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因素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不同于发达国家通常的年龄-收入驼峰型模式,我国在转型期出现了收入随年龄的增高而持续递增的独特模式。本文构建数理模型论证得出我国独特的年龄-收入模式对于城镇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方向取决于健康寿命与总寿命的比值,认为该模式可能降低了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居民消费率。定量测算表明,1995-2011年间我国独特的年龄-收入模式对于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分别约为16%~17%和2%~3%。     

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我国消费率呈不断下降趋势,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消费率的下降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率的下降。本文阐述了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现状,探讨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在人均收入持续增长情况下呈现增长不足的原因。根据统计数据,分析出我国住宅、教育、卫生医疗支出及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进行计量模型分析,最后提出扩大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政策建议。     

我国人口的社会结构失衡: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

随着生育率水平的持续下降,我国不仅面临人口数量增长的困境,而且也发生了严重的人口社会结构失衡.文章基于教育资源稀释理论,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研究了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人口发展规律,从而论证了人口社会结构失衡现象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1)教育与生育率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一方面可以使生育率水平持续上升,导致人口发展进入高生育陷阱,另一方面也能够使生育率水平不断下降,让人口发展滑入低生育陷阱,由此形成了人口发展的"Z"形变化规律,即在中等教育水平上教育与生育率之间显著负相关,而在较高和较低的教育水平上两者并无明显关联;(2)由于我国的教育发展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民族差距,那么在"Z"形人口发展规律的影响下,所有居民必然会逐步分化为两类,分别向生育率的高低两端集聚,从而就产生了人口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民族结构和素质结构的失衡.进一步地,文章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县级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和Hausman-Taylor估计方法,验证了这种"Z"形人口发展规律及其所决定的人口社会结构失衡.文章不仅可以丰富当前的人口结构研究,而且对我国的人口和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中国工业电力消耗结构效应和密度效应研究

运用Laspeyres分解技术对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用电量进行分解分析,可以揭示工业电力消耗增长与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阶段、经济结构的动态关系,也可以得出三类工业对工业用电增长影响的基本判断。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和节能战略的实施,我国工业电力消耗增长远远低于产出的增长,工业化的进一步深化和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使得我国工业电力消耗还有进一步的下降空间。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行业内部结构不断发生动态变化,细分行业电力需求的结构效应和密度效应对电力需求增长的影响也显现出不同特征。     

居民消费的规模效应及其演变机制

消费规模特别是居民消费规模是大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目前,需求结构的矛盾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深层矛盾,只有将扩大消费规模与供给侧改革结合起来,使规模庞大的居民消费主要通过国内市场来满足,才能使大国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本文采用阈值协整模型对1955—201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居民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随居民消费率的变化而变化,这证明中国居民消费存在规模效应,且该效应在不同的消费规模下形成不同的作用机制,导致不同的影响效应。具体地说,当居民消费规模低于0.539时,居民消费率上升0.1,第2年经济增长率仅上升0.077;居民消费率高于0.539时,居民消费规模上升0.1,第2年经济增长率则上升0.121。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下降,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入驱动。因此,中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入驱动向需求拉动转变,关键是要扩大居民消费相对规模,并通过供给侧改革使国内市场能够有效地满足居民消费需求。     

投资者构成对市场流动性的影响研究

我国证券市场已经步入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历史阶段,机构投资者的行为以大额交易为特征,他们对市场流动性有超出一般个人投资者的需求。同时,他们大规模的同向行为也可能给市场流动性带来负面影响。本文通过检验发现,我国的市场流动性与投资者结构的变化存在协整关系,我国失衡的投资者结构降低了市场流动性,为此我们建议在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的同时,注重机构投资者结构的改善,改善机构投资者的结构失衡状况。     

经济全球化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中国外向型工业化的失衡效应与加速效应

本文在介绍关于“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的基础上提出,在考虑转移成本以后,“准刘易斯转折点”实际上是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前形态,这种提前形态与我国外向型的工业化模式有着密切关联。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外向型工业化会产生失衡效应和加速效应,在导致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促使刘易斯转折点提前到来。本文通过实证检验提供了失衡效应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证据,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相关的政策启示。     

中国GDP的生产、分配、支出结构相互决定研究

中国GDP的生产、分配、支出三大结构都存着严重的失衡问题。在生产结构方面,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偏高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偏低;在分配结构方面,劳动报酬份额偏低而资本收入份额偏高;在支出结构方面,消费率偏低而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偏高。生产结构决定分配结构,分配结构决定支出结构,支出结构又决定生产结构,三大结构互相决定,"三位一体"。三大结构的共同决定形成了宏观经济结构的一般均衡状态。生产、分配、支出任一结构的变化都会改变宏观经济结构的一般均衡状态。本文在分析生产、分配、支出结构相互决定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变宏观经济结构一般均衡状态的措施。     

产品质量与制造业本地市场效应——基于需求结构视角的经验研究

基于非位似偏好的贸易理论研究表明,收入分布将会通过需求结构影响一国的进出口商品质量结构。本文首先对我国每一细分出口产品的质量类型进行识别,进一步基于通过包含了需求结构因素的重力方程对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在质量竞争型产品双边贸易中是否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不同质量类型产品的本地市场效应存在差异;同时,需求结构随需求规模在不同区间呈现对本地市场效应的差异化影响。因此我国应配合当前的需求结构,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挖掘我国对外贸易转型的内生动力。     

我国消费率偏低的原因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产品相对过剩的巨大压力,导致相对过剩的主要原因是我国长期以来最终消费率偏低,提高消费率是当务之急。分析消费率偏低的原因,将有助于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造成我国消费率偏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相对于社会总产出(GDP)偏低的居民收入水平是根本原因,而由于收入差距过大以及传统消费观念等导致居民消费倾向持续下降也是重要的原因。因此,提高我国的消费率的途径是：一方面不断提高居民的相对收入水平,另一方面采取有效的手段稳定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     

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的结构转化路径研究

在过去"赶超型"发展战略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在数量方面实现了快速增长,但经济结构却出现了严重失衡,其中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产业结构三者的失衡导致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恶化、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经济增长效率的下降,经济结构失衡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提高的主要因素。需求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供给结构改善等政策将是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