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德国州财政平衡体制及对我国财政改革的启示

一、引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联邦德国的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稳定发展的阶段,从而创造了所谓的“德国奇迹”。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与完善了联邦德国独特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三级财政平衡体制。这个体制在整个的联邦范围内对国民财富的分配与使用,从而对缓和在不同地区、不同收入层次之间的贫富差异矛盾以及对整个经济的稳定、持续地发展起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作用。     

现阶段我国农村财政与税收体制创新

1．现行的财政包干制度，导致一些政府部门或基层乡镇政府向农民、村集体收费。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后，划分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但中央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不够明确且事权与财权不统一，由此造成地方政府尤其县、乡镇和农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往往有事权而无财权。同时这样对于诸如道路交通等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县、乡镇政府无力凭借本级财政收入来提供，而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又非常有限，只好向农民和乡镇企业伸手。     

我国财政投融资体制:现状、问题及政策建议

在市场经济中,财政投融资具有动态的内涵界定和独特的功能定位。目前我国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其他方面,存在着制度缺失、职能混乱、渠道狭窄、效益低下、结构失衡等诸多体制缺陷。本文介绍了目前我国财政投融资体制的现状,分析了我国财政投融资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据此提出了改革设想。     

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及改革设想

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及改革设想孟执芳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实行彻底的分级分税财政体制。１９９４年全面推行的分税制改革，经过两年多的运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由于受许多因素的限制，目前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还带有许多旧体制的痕迹，有待于进一步深...     

新一轮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思路创新分析

财政税收之于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财政税收的实施将最大程度上优化社会资源、实现收入分配平衡协调、合理调配社会资源、确保社会公平正义,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逐步实践还将有利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更好的实施和进一步完善。基于财政税收的重要作用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新一轮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亟待加快思路创新的步伐,以利于国家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构建。     

金融监管体系演进轨迹:国际经验及启示

金融监管主要有统一监管、分业监管、不完全统一监管三种模式。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特别注重健全和完善本国金融监管体系,并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适应性变革。从长远看,中国应当走金融统一监管或综合监管之路,变分业监管为统一监管,建立统一监管、分工协作、伞形管理的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宏观金融审慎监管、理顺协调沟通机制、处理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保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权益、加强国际合作是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趋向。     

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银监会成立后,我国正式形成了分业监管和机构性监管的监管格局,与国际统一、功能性监管的趋势相背离。在监管理念、法律建设及金融服务等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新形势下如何进行有效监管,借鉴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有益经验,摒弃其不足,使我国金融业平稳健康有序的发展,并能在国际上与列强展开竞争,赢得一席之地,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我国县乡财政体制改革探索

县乡财政是我国财政体系中的基础环节,对我们整个国家财政收支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近年来,我国的财政收入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但在财政收入总量增长的同时,基层财力不足问题严重。县乡财政困难不仅严重影响基层经济的发展和公共物品的提供,同时也制约了我国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因此,面对我国县乡财政困难现状,分析我国县乡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及成因,积极探索解决办法已刻不容缓。     

我国地方财政面临的问题与改革思路

财政改革以来,地方财政的理财主体地位得到了加强,但仍然存在着地方税体系不够健全、财政级次较多、县乡财政困难、地区间财力状况差异较大等一系列问题。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深化财政改革,从简化财政级次、建立地方转移支付制度和地方税体系、农村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化解地方财政风险等方面采取应对措施。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美国旧的金融监管体制漏洞百出。由此,2009年6月奥巴马政府出台了美国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改革方案。该方案不仅对于美国,而且对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将产生重大影响,其中一些建议和措施尤其值得理论界关注和思考。本文追溯了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历史变迁,考察了美国现有金融监管体制的特点和缺陷,并结合此次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的内容,深入分析其特征及存疑之处,并得出对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若干启示。     

我国地下金融监管困境的博弈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地下金融规模急剧扩大。地下金融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对正常的经济金融构成危害。虽然我国有关监管机构对地下金融进行严厉监管,但收效不大。文章论述了我国地下金融的成因、规模和利弊,并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对地下金融的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了如何打破地下金融监管困境的方向。     

基于文献计量的互联网金融风险协同监管：一个概念性框架

金融风险关系到整个经济系统的安全,互联网金融风险作为金融风险的重要构成,成为金融风险新的诱发点和“灰犀牛”。以互联网金融风险为研究对象,基于2012—2021年353篇相关文献,对当前国内互联网金融风险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和述评;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互联网金融风险协同监管研究的概念性框架。该框架以互联网金融风险形成的行为机理为逻辑起点,以监管问题的调查研判-监管问题的成因剖析-协同监管为逻辑主线,进而提出由协同监管范畴、模式和策略等3个层面构成的互联网金融协同监管体系。研究结论有望为该领域理论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提供有益思路,并为相关实践提供决策参考。     

我国财政监督模式架构的过渡:行政型与立法型

我国现行的财政监督模式,是一种行政型财政监督模式。它在结构上呈现四边形的特点,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博弈分析表明,这种模式会导致政府失去外在约束,走向偷懒或违规。政府官员如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处理上下级关系上,将不利于增加产出。因此。行政型财政监督模式需要向立法型财政监督模式转变。     

论财政主体的演进与中国财政学的发展

财政主体是财政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国家出现后,国家成了财政主体的抽象物,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者,是活动着的财政主体。随着人类活动范围以及群体规模的扩大,财政主体作为财政活动的决策者和实施者,经历了公众一君主一公民的演进过程。深化对财政主体演进的研究,不仅对指导中国财政实践适应经济社会转型要求,而且对发展中国财政学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     

GATS框架下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在不违反WTO规则的前提下给我国金融业提供适度的保护,是我国金融监管所面临的重大而影响深远的课题。文章首先分析了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现状,然后剖析了GATS框架下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局限性,最后提出了要充分利用GATS及其附件中的审慎监管规定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若干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