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区位村庄宅基地超占面积的农户退出意愿——基于江西省21县（市、区）131村的实证

研究目的：分析不同区位村庄宅基地超占面积的农户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农户宅基地超占面积退出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研究方法：有序Probit模型。研究结果：（1）不同区位村庄宅基地超占情况呈现城郊型>一般型>边远型的规律。（2）宅基地超占面积的农户退出意愿强烈程度：一般型>城郊型>边远型。（3）不同区位村庄宅基地超占面积的农户退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在城郊型村庄，宅基地价值构成较为丰富，但农户有更积极的村庄发展理念，能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鼓励宅基地超占面积的退出；在一般型村庄，资源禀赋对宅基地超占面积的农户退出意愿影响显著，且农户村庄内外部资源禀赋对其呈现相反作用；在边远型村庄，农户有较强的“落叶归根”传统观念，重在宅基地居住和情感寄托价值上，不利于宅基地超占面积的退出。研究结论：因地制宜制定宅基地超占面积退出政策，需重点考虑宅基地价值构成的区域性，充分考虑不同区位村庄农户对宅基地价值需求的差异性。     

基于HLM模型的城郊型村庄农户收入差异影响因素研究*——以大西安地区1 441户农户为例

［目的］从农户和村庄两个层面剖析农户收入差异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对促进农户增收和推动村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基于多层线性模型的原理和方法,以大西安地区城郊地带1 441户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从农户和村庄两个层次对农户收入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形成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1）农户和村庄对农户收入差异的解释程度分别为7989%和2011%,表明农户收入差异的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层级特征。（2）在农户层次,农户生计资本和生产经营结构各因子对农户收入具有不同的作用方向和作用强度,非农收入占比（0638）、务工人数占比（0433）、劳动力数量（0388）和种植结构（0333）等8个因子对收入具有正向作用,家庭劳动力负担系数（-0336）和土地经营规模平方（-0000 1）起负向作用。（3）在村庄层次,村庄的产业类型、区位条件和土地流转等对农户收入产生直接影响,诸多因子又通过影响农户层面变量的收入回报率对收入起间接调整作用。［结论］农户收入差异问题作用途径复杂,对于农户增收,应从农户及村庄环境等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入手共同解决。     

耕地细碎化对农户家庭兼业化的影响及机制

研究目的：探讨耕地细碎化对农户家庭兼业化的影响及机制,为推动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和保障农民收入提供决策参考。研究方法：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09—2020年的12期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森林模型筛选变量,实证检验了耕地细碎化对农户家庭兼业化程度的影响及机制。研究结果：（1）耕地细碎化显著促进了农户家庭兼业化。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耕地细碎化可以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成本、降低种植业收入影响农户家庭兼业化程度。（3）异质性分析发现,耕地细碎化对农户家庭兼业化的促进作用在二兼农户、“离农”氛围浓郁以及位于丘陵山区的村庄中更为突出。研究结论：应从推动土地适度规模化经营、促进种植业生产节本增效以及因地制宜保障农户差异化生计需求等方面破解耕地细碎零散、农户分化延缓的问题,从而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城乡“两栖占地”农户宅基地退出的补偿偏好及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目的：通过剖析城乡“两栖占地”农户对于宅基地退出补偿偏好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的差异化补偿激励政策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多元无序logit模型。研究结果：（1）城乡“两栖占地”农户对宅基地退出补偿方式补偿偏好,依次是现金补偿＞申请宅基地优先＞购买商品房享受政策优惠。（2）年龄越小、家庭户口人数越少、城镇住房数量越多和宅基地面积越大的城乡“两栖占地”农户,更愿意选择现金补偿作为宅基地退出的补偿方式。（3）家庭常年在外务工人数越多、现有居住满意度越低和村庄所处地形越平坦的城乡“两栖占地”农户,更愿意选择“购买商品房享受政策优惠”作为宅基地退出的补偿方式。（4）宅基地已经确权颁证、服从所在村小组搬迁和所在村靠近城郊地区的城乡“两栖占地”农户,更愿意选择“申请宅基地优先”作为宅基地退出的补偿方式。研究结论：对于城乡“两栖占地”农户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的补偿,应针对不同农户群体采取差异化的补偿方式。     

“一家两制”差别化生产概念理论研讨分析

目的 农业生产源头关乎到农产品安全，当前学界就农产品“一家两制”差别化生产相关研究已产生较大学术影响，影响社会舆论对食品安全的判断。方法 文章以19个村庄的调研为基础，检视“一家两制”概念及其理论预设后发现，农产品“一家两制”的差别化生产并非普遍而只是个别现象，已有研究存在证据不足和社会误读等问题。结果 （1）自留地因素是农产品“一家两制”差别化生产的主要证据，但该文认为自留地作为特殊的历史产物不应被纳入农产品差别化生产研究范畴。（2）农产品有差别的生产方式并不完全是农户有意为之的行为，也有无意之举或农作习惯等因素。（3）多元理性的逻辑模型与当前农业生产现实并不契合，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均难以有效解释农户农业生产行为。（4）“一家两制”理论存在消极的重建食品安全信任、对农户的道德谴责和加剧消费者不信任的弊端。结论 已有“一家两制”概念及其理论研究存在解释力和契合度不足等问题。食品安全治理需从多元主体出发，而不应单纯将农产品安全问题归因于小农户。     

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农户受偿意愿视角

研究目的：基于农户受偿意愿分析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方法：支付卡式条件价值法（CVM）,Tobit模型,分位数回归（QR）。研究结果：（1）69.46%的受访农户对现行生态公益林标准并不满意,农户期望的补偿标准为38.54～48.29元/（亩·年）,约为现行标准的3.85～4.83倍;（2）农户的个体特征、资源禀赋、主观认知、政策参与均是影响其受偿意愿的关键因素,其中,林地比重、政策满意度、是否享有政策对受偿意愿的作用明显;（3）若在提升补偿标准的同时制定差异化补偿,相较于新参与政策的农户,应优先提高对原先已参与政策农户的补偿,且林地比重应作为重要参考因素。研究结论：应参考农户受偿意愿,适当提升公益林补偿标准;可结合农户异质性,探索差异化补偿;加强宣传,提升农户森林保护意识和政策满意度;同时,通过公共建设和产业扶持,促进补偿方式的多元化。     

基于SEM的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研究——来自新疆352个样本农户的证据

目的 农户作为生产经营的主体,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决定着绿色农业的发展方向。此研究分析影响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及行为的相关因素及路径。方法 文章基于新疆各地州的352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程度以及各影响因素的形成机理。结果 （1）农户对绿色农业的认知、政策的引导、感知利益和绿色生产意愿与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呈正比,感知成本则对农户绿色生产意愿和行为具有负向作用。（2）农户的绿色认知越清晰,绿色生产意愿越强烈,政府的政策补贴和推广力度越强,越能刺激农户进行绿色生产行为。（3）农户感知到花费的金钱、劳动和精力越多,则会削弱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结论 行为态度、主观规范、行为控制和感知利益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均有正向作用,其中各项指标对农户绿色生产意愿和行为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但相对而言,农户的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对绿色生产意愿的影响更为显著,感知利益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影响更强。     

农地流转、要素配置与农户生产效率变化

研究目的：基于农户收入视角,使用2017年和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调查数据,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要素配置及生产效率的影响,以期为推动农户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研究方法：面板Tobit模型、DEA模型和控制函数法。研究结果：（1）农地转入提高了农户的技术效率,但对分配效率没有明显改进;（2）农地转出抑制了农户的技术效率,提升了农户的分配效率;（3）当经营规模达到13.156亩,农户实际经营规模与技术效率之间出现“倒U”型曲线的拐点;（4）从农业部门来看,农地转入显著提高了农户在传统生产环节使用机械的可能性;从非农部门来看,农地转出对劳动力迁移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研究结论：农地流转较为明显地提升了农户主要经营部门的生产效率,但是对于跨部门生产效率提升并不明显。为提高农民收入与农户生产效率,需协同推动农业生产手段改进和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的农地流转。     

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江西619个种粮大户调查数据

本文以江西619个种粮大户为例,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户主文化程度越高、稻作经营年数越长、农业劳动人数越多及双季稻比重越高,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越小,而种稻收益、家庭人口数、居地为山区、粮食补贴政策评价及订单销售方式对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有积极影响;户主年龄、子女人数、灌溉条件、村庄人均耕地面积、稻谷销售价格评价及稻作经营规模等对农户稻作经营代际传递意愿影响不显著。     

中央“不得调地”政策:农民的态度与村庄的土地调整决策——基于对黑龙江、安徽、山东、四川、陕西5省农户的调查

本文基于2016年对黑龙江、安徽、山东、四川、陕西5省农户的调查数据,就农民对"不得调地"政策的态度和村庄的土地调整决策以及它们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反对承包期内"不得调地"政策的农户占16.4%,反对"不得调地"政策长久不变的农户占39.3%,意味着二轮承包到期后农民的土地调整意愿极为强烈;2011~2016年,约16%的农户经历过土地调整,其土地调整次数平均为1.36次,明显低于已有相关文献提及的2010年前的水平;受"不得调地"政策负面影响的家庭人口越多,"不得调地"政策的受支持程度越低,说明家庭人口变动是影响农民对"不得调地"政策态度的主要因素;农民对承包期内"不得调地"政策的态度对村庄的土地调整决策具有显著影响,持反对态度的农民越多,村庄土地调整的概率和频率越高,反之,村庄土地调整的概率和频率越低,意味着村庄内部土地调整的呼声是村庄土地调整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考虑到受"不得调地"政策影响的农村人口有相当大的比例,可以预见,二轮承包到期后要求进行土地调整的压力会很大,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框架内,实现长久"不得调地"的政策目标有一定难度。     

论村庄治理资源——江西龙村村治过程分析

本文通过对一个村庄治理过程的描述 ,探讨了其有效治理的机制与资源 ,并在此基础上认为 ,村庄本质上是具有自主治理能力的 ,它拥有着治理其自身的各种资源 ,因而国家在提高对乡村社会的治理绩效时 ,应注意引导和支持村庄的自主治理。     

村书记村主任“一肩挑”能改善中国村治吗？

为评估村书记村主任“一肩挑”的实施效应，本文在梳理“一肩挑”实施的制度背景和历史演进基础上，利用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主观效能和客观效能两个层面考察了实行“一肩挑”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其一，实行“一肩挑”显著提升了农户主观层面的治理效能，但对客观层面的治理效能没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二，上级政府传递的支持“一肩挑”的政治信号对“一肩挑”实施效果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但强力的推动方式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其三，“一肩挑”实施效果会随着时间累积而增进，而且，在中型、中部地区、有1～2个大姓和集体经济收入较高的村，“一肩挑”的实施效果更为明显。其四，实行“一肩挑”会通过集体行动机制、组织动员机制和政治关联机制提升村“两委”的集体行动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凝聚共识能力，进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村庄精英：村庄权力结构的中介地位

村庄精英在村庄权力结构中，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体制内精英即通常所说的村干部，体制外精英指村庄的宗族精英、帮派势力、宗教精英和经济乡绅。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之间，村庄精英整体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特指乡镇政府)和普通村民之间产生博弈。     

从“村庄型公司”到“公司型村庄”:后乡镇企业时代的村企边界及效率分析

本文以永联村和永钢集团为例,探讨了乡镇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的村企关系以及后乡镇企业时代公司型村庄的效率。分析结果表明,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会导致村企关系中企业、政府与乡村社区之间权力发生相对变化,但并不必然导致企业与村庄的相互独立,一种可能的村企关系发展路径是由村庄型公司转变为公司型村庄。永联村的案例表明,这种后乡镇企业时代的公司型村庄模式对企业和村庄而言均有较高的效率,可以实现企业与乡村社区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据此,本文进一步指出,乡镇企业产权改革不应一刀切地私有化到底,而应充分考虑企业与乡村社区的合作逻辑,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应通过确立新的制度化方式弥补硬性市场合约对社会性合约的消解,以确保后乡镇企业时代企业与乡村社区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及两者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村庄集体记忆的重建——以安徽宅坦村为例

集体记忆是一个群体的共同历史,其传承需要一定的载体,如宗族的族谱与宗族仪式。这些宗族、族谱曾在一段时间内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然而,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一些村庄开始了村庄记忆的重建工程,如重修族谱、编写村志等。本文以安徽宅坦村为个案进行研究,发现在再造集体记忆的过程中,民间权威精英充当了重建村庄历史的中间力量。重建记忆,主要是为了重建村庄的认同感,提高村庄的凝聚力。然而,重建后的集体记忆,可能难以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了,难以发挥记忆的功能。     

村民自治下村委会政策执行监督问题分析

村委会政策执行监督因监督意识淡薄、法律规范不完善、奖惩机制不健全而出现委托人监督缺失、代理人自我监督乏力,政策对象监督失效等现象,这不种于村委会权力的良性运行和村民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不利于国家政策的贯彻以及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此,必须强化监督意识、健全政策执行监督机耕,完善村委会政策执行监督体系,确保监督主体的独立性、监督过程的合法性、监督结果的有效性,以提高村委会政策执行效车,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福建乡村旅游发展历程回顾

回顾福建乡村旅游发展的历程,可以分为起步、快速发展、规范发展三个阶段。1998-2005年为起步阶段。改革开放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加上"黄金周"长假的出现,城市居民休闲消费的需求催生了福建的乡村旅游。2006-2009年为快速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旅游对新农村建设的促进和带动作用使其成为农村实施"转变、拓展、提升"战略的有效途径,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而快速发展。2010-2012年为规范发展阶段。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福建乡村旅游在规模化、市场化、品牌化上还需要一个真正的提升,而实现提升需要规范发展。     

村干部的“角色冲突”——乡村社会的需求倾向与利益矛盾分析

本文从乡村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利益选择这一视角，分析了村民自治中村官被依法“罢免”、行政撤换和主动辞职三种现象背后的制度因素，提出中国农村社会的利益结构正加速分化，各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出现“疏离”；从而指出造成村干部“角色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现有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政府与农民之间的需求性职能矛盾和制度性职能矛盾。     

近代华北农村的农家生产条件·农耕结合·村落共同体

本文从农耕结合的角度去观照近代中国农村家庭的生产样态以及村落共同体的变迁等问题 ,进而对旧中国农村社会的性格进行考察。华北的旱作农业特别是耕种作业需要并行使用复数的役畜和多人的共同协作 ,因此近代华北的农家不得不与他人相互结合起来 ,以解决农繁期畜力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在近代华北农村存在着多种农家间的农耕结合 ,除了搭套之外 ,还有劳动力与劳动力、劳动力与畜力、畜力与畜力间的换工 ,有役畜和农具的无偿借用 ,以及代耕、帮工、伙养役畜、共同租种、共同雇工等形式。对这些农耕结合的不同评价导致了泾渭分明的近代中国农村社会认识论。本文指出 ,在近代华北农村 ,相当多的农耕结合形式 ,以其合理的、对等的原则及灵便性逐渐成为华北农家农耕结合的主流。     

农业转型的社区动力及村社治理机制——基于陕西D县河滩村冬枣产业规模化的考察

小农户家庭经营是我国农业经营的主导形式,通过农业产业集群来实现外部规模经济,是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促进规模经营的可行路径。本文考察了河滩村冬枣产业实现产业集群的过程,发现村社统筹机制在村社集体土地的配置、村社组织的动员以及公共品的村社供给这三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以小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农业规模化发展和农业转型。村社统筹与村庄动员成为新时代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转型的社区动力机制。伴随着农业转型,村社治理也应小农户需求而转向经济性服务,村社组织是农业治理不可或缺的主体,是新时代市场经济环境中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