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高质量减贫的挑战及实现途径

随着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2020年后我国乡村贫困地区高质量减贫面临集中式治理带来重新返贫的可能,绿色减贫创新乏力,城乡减贫标准不统一带来的贫困治理真空及由收入减贫向多维减贫转变等挑战。为了应对挑战,2020年后我国乡村贫困地区在开展高质量减贫工作中应对接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乡村集体经济,实现可持续减贫,对接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以绿色减贫推动乡村高质量减贫,对接城乡一体化发展,并建立城乡一体的扶贫模式,切实推动均衡减贫,对接乡村社会全面发展,围绕教育、医疗和就业等多维并进、共促减贫。     

互联网+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电商扶贫研究

2019年全国两会首次提出"智能+",为实现"互联网+"连接到赋能,数字技术、智能技术助力少数民族地区精准脱贫提供了新思路、新路径。本文以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少数民族地区电商扶贫的作用途径以及电商扶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数字化智能化全面提升扶贫工作的效率和精准性、互联网为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提供创新开放平台、"互联网+农业"帮助贫困地区产销对接、信息基础设施和数字化商业服务帮助贫困地区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等对策建议。     

洛阳市产业脱贫存在的问题及措施分析

产业脱贫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产业发展为杠杆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过程,是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增加贫困户收入的有效途径,是精准脱贫的必由之路,是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的有效策略。近年来,洛阳市产业脱贫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尚未有效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产业脱贫的精准化、组织化、科学化、规模化水平较低,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解决。     

金融精准扶贫现状及对策研究

随着"四个全面"战略不断推进,贫困地区发展和贫困人口脱贫的任务迫在眉睫。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近在眼前,金融作为助推脱贫的攻坚力量,必须加强发挥其必要作用。金融精准扶贫应该有机结合产业扶贫和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落实精准施策,为按期完成脱贫任务、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本文通过对金融精准扶贫的概念进行界定,分析目前农村的贫困原因以及精准扶贫现状,探讨适合农村金融精准扶贫模式。此外,通过政策支持、示范带动、创新模式和加大考核四个角度进行扶贫策略分析,针对农村贫困户提出相应的金融扶贫政策建议。     

精准扶贫背景下陕西农村电商发展对策研究

农村电子商务的到来为陕西精准扶贫提供了新路径与新方法,为陕西实现减贫脱贫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在对相关文献资料和相关数据的收集与整理的基础上,通过调查了解陕西农村电商精准扶贫的现状,分析电商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促进陕西农村电商精准扶贫的对策与建议。     

扶贫开发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的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同时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要实现这个目标任务还非常艰巨,本文就深度贫困地区的生存条件恶劣,如何脱贫;贫困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育程度低如何脱贫、如何提高脱贫攻坚的工作效率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对策。     

"互联网+"时代下电商精准扶贫路径探析

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在"互联网+"时代下,发展电商产业是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有效路径,可以切实促进贫困人员在电商发展中增收,贫困地区在电商发展中繁荣。如何准确把握电子商务行业特点,结合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整合各方有利因素对开展电商精准扶贫十分关键。基于此,文章将"互联网+"时代作为研究背景,重点阐述电商精准扶贫模式的构建路径,以期为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我国脱贫减贫:现状、问题与战略转型研究

我国脱贫减贫呈现出典型的阶段性推进特征。通过持续的大规模扶贫开发,绝对贫困问题总体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明显缓解,贫困地区生活质量全面提高。但减贫也存在相对贫困人口规模较大,贫困人口识别标准单一,脱贫减贫主体发挥作用不够,扶贫减贫治理碎片化等问题。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后,绝对贫困解决但相对贫困仍将长期存在。发达国家减贫的贫困线设置、提升减贫内生动力、精准扶贫对象、分类设计保障性扶贫等有效做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应新形势,2020年后我国减贫重心要转向常规治理相对贫困,减贫治理要转向统筹城乡贫困治理一体化,减贫政策要重在防止贫困人口返贫,减贫对象要更加关注特殊地区和特殊人群。     

城乡生计资本影响乡-城流动人口返乡意愿的代际比较研究

人的双向流动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机制。跨地域的生计情境下,作为乡-城流动人口重要生计策略的留城或返乡选择,受到城-乡两套生计资本的共同作用。区分了乡-城流动人口的城市生计资本与乡村生计资本,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和推拉理论,利用2018年“外出务工人员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分析了城-乡生计资本对其返乡意愿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结果显示,城-乡生计资本共同作用于乡-城流动人口的返乡意愿。城乡生计资本对返乡意愿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老一代乡-城流动人口返乡意愿更强,受金融资本和乡村自然资本的影响更大。城乡融合发展中,无论是加强乡村振兴中的人才吸引还是促进乡-城流动人口的市民化,都需要针对其城-乡生计资本优化精准施策。     

可持续生计框架视角下的农村企业家分析——以河南省T县为例

在全面脱贫攻坚的背景下,产业扶贫是其中一项重要途径。本文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视角对河南省T县的汽配产业进行分析。从背景、资本、政策作用过程、生计策略以及结果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试图为农村地区的产业扶贫提供一定的政策建议。     

贸易自由化与我国农村贫困和减贫

贸易自由化与我国农村贫困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对农村脱贫兼具正反_两种效应。总体上讲,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村摆脱贫困的影响是利大于弊：农民会从贸易自由化中获益,使其尽快摆脱贫困;加快了城市化进程。而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贸易自由化对其的影响多是负的。应正视贸易自由化与我国农村贫困的关系,着眼于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业发展的长远利益,适时适宜制定贸易自由化条件下我国农村减贫的对策,加快农村减贫的进程。其对策是：建立农民的政治和经济参与制度;支持广大农户多元化的创收活动;改革和完善农村的金融服务市场;增加对农业的科学技术知识投入;加大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农民进城务工和向城市迁移。     

人口迁移与农村贫困

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口迁移,是改善农村贫困,抑或恶化农村贫困?世界各国发展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争论较大。采用中国人口迁移数据分析了这一问题。     

人口迁移与农村贫困

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口迁移,是改善农村贫困,抑或恶化农村贫困?世界各国发展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争论较大.采用中国人口迁移数据分析了这一问题.     

贫困线调整与贫困发生率比较问题研究评析

贫困线设定及其调整是否合理、贫困发生率是否可以跨时跨地比较,这是扶贫理论研究与实践中两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问题。本文归纳了因计算方案和贫困线调整导致贫困发生率不可比的主要问题,包括由于消费支出定义外延不一致、调查回顾期限不一致、地区差异、时点不同等,相应地总结梳理了目前解决这类问题的经验与方法,在此基础上评价了各种方法的优缺点,并提出解决类似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长期减贫的未雨绸缪——来自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证据

巩固脱贫成果和解决相对贫困是2020年后中国长期减贫面临的主要挑战,为此东部地区率先进行了实践创新。本文以2003—2016年中国东部80个地级市的数据为样本,利用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合成控制法识别了试验区政策的减贫效应、影响机制及作用渠道。结果显示:政策的实施显著实现了收入减贫与多维减贫,即农户收入得到提高和跌入多维贫困概率降低;丽水试验区的减贫效果最明显,阜新和清远的减贫效果一般;试验区内家庭的各类收入增加,贫困脆弱性和慢性贫困降低。进一步分析表明,减贫效果差异的宏观影响机制是包容性增长,政策主要通过保险覆盖、金融参与和社会网络等渠道对家户增收和减贫产生间接影响。本文的结论对于制定差别化扶贫政策、创新贫困监测机制、构建多元协同扶贫机制以及建立城乡统筹反贫困体系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探索精准扶贫毕节路建设创新扶贫示范区

反贫困的过程也是精准化扶贫的过程。毕节试验区27年致力于"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的改革试验和科学实践,向贫困发起"总攻"、探索创新扶贫开发试验。按照"小试验、大方向"和"作示范、探路子"的要求,探索出加快扶贫开发步伐"六种模式"。其在建设"创新扶贫示范区"新机制中,探索建立的毕节试验区精准扶贫"十子"机制、"四法"等,拓展、深化了精准扶贫综合实践模式研究。     

中国农村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动态转换及影响因素

从收入和多维两个角度来测算贫困能够综合揭示贫困程度和特征.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和2014年数据,测算了我国农村的收入贫困,并同多维贫困进行了静态和动态两方面的对比,最后通过Logit模型分析了两种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之间存在很大的偏差.从静态看,收入贫困概念遗漏了60％的多维贫困户,多维贫困概念遗漏了65％的收入贫困户;从动态转换看,2012-2014年间收入脱贫户中仅11％的农户同时实现了多维脱贫.(2)劳动收入虽然对农户收入脱贫具有重要的影响,但对多维贫困及各指标的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效应较小.     

Poverty,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for Development Planning (CDP) in its annual report 1992 will addres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verty,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as a kind of input to the discussion that led to and will ensue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UNCED). We have asked Professor Udo E. Simonis, a member of the CDP and chairman of a respective working group, to summarize the main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at 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