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理”走向“治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国家治理模式将实现从“管理”走向“治理”的革命性变革。“治理”在本质上是公共权力向社会回归的过程,是多元治理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管理以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因此,要完成这个革命性的变革,必须重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起新型的合作伙伴关系。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创新机制及策略研究

社会治理创新问题是近年来学者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点.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思维和模式发生了巨大变革.结合大数据理论和社会治理理论,本文探讨了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思维变革、社会治理创新机制以及创新策略,以期为政府协调各社会参与主体,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一定的思路和借鉴.     

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模式:自三个维度观察

从国家、社会与企业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演进的独特视角,将西方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依次划分为市场治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三种模式,并对每一种治理模式的时间、成因、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目标、推动力量等进行比较后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国家、社会和企业三者利益博弈的结果,其边界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治理是未来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发展方向和最佳选择。     

论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与构建和谐社会——以陕西为例

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就是政治管理过程中基层政府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增进公共利益进行创造性改革所采取的带有规律性的方式方法。政府治理模式创新是构建和谐陕西的基本途径,和谐陕西是政府治理模式创新的基本目标。只有通过政府治理创新,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基层政府治理模式,才能提高各级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和谐奋进新陕西的奋斗目标。     

当前中国社会治理评估的思考

社会治理包括了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以及社会自治两大方面,但在当前社会力量有限情况下,政府对社会治理承担着主要责任。明确社会治理评估的重点有助于政府推动社会治理实践。社区治理、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公民权利、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居民主观幸福感等八个方面可以作为政府推动社会治理的主要着力点。社会治理也需要与政治或政府体制的改革治理协调推进。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简政放权的逻辑基础与路径选择——基于政府效能、市场活力与社会创造力分析

邓小平曾将改革称为一场革命,国家治理现代化所提出简政放权改革新要求也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要求从一元治理结构转向多元治理结构,从集权转向分权、从礼治转向法治、从管制转向服务、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从而实现治理结构与治理方式的现代转型,以此作为推进简政放权的切入点。可以说,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战略部署,简政放权以治理结构转型与治理方式变革为逻辑基础,通过着眼于厘清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边界,构建"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还"利"于民、还"效"于市场、还"权"于社会,以此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提升社会创造力,最终达到国家善治目标。     

和谐新农村视角下的多元治理

和谐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如何通过治道变革和创新,实现乡村和谐治理状态,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成为重要而紧迫的课题。现有乡村治理的结构困境与矛盾,导致基层政府公信力和效率逐渐丧失,客观上要求建立政府与社会共管共治的多元治理机制。多元治理,一方面要革新基层政府运作,重塑政府间关系;另一方面更要激活乡村民间力量,重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着力探讨乡村民间组织治理参与机制。     

国家审计推动完善国家治理的路径研究

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对于健全绩效管理制度，全面推进政府绩效，推进责任政府建立，进一步深化经济责任都起着重要作用。本文探讨了通过健全审计报告体系、健全绩效管理制度、构建并实施治理导向的审计模式等分析国家审计推动国家治理的路径。     

提升国家能力: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实现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首要任务就是要提升国家能力。当前我国政府的国家能力面临许多问题,为此,要建立责任政府、廉价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以此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个体再嵌入:实现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新思路

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为解决改革中的问题,需要由单一国家为主体的"社会管理"模式向政府、组织、公民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实现,必须从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体着手。本文从社会治理视角下个体作为主体的重要性、中国个体化的历程方面,提出实现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新思路。     

全球化与政府治理理念创新

全球化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其影响也是全方位的。全球化对政府治理的冲击首当其冲,它将对政府管理带来一系列影响与变革,包括行政管理理念的转变、职能体系的调整、决策体系与政策规制的变革等等。政府要强化社会治理能力与水平,强化管理的权威与合法性,就必须适应时代之需,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实现治理理念与行为的全方位的转变。     

基于公民参与视角的政府善治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结构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公民参与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公民积极参与政府治理是政府行政理念和模式变革的强大动力,极大地影响着政府行政范式的变革,政府善治便应运而生了。     

分配正义：中国的理论与实践

在中国,分配正义是社会主义中国正义理论的核心问题。中国的分配正义以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为理论依归,具有自我的、内在的诸如正义的分配必须是对物质财富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按照可以量化的标准进行的公平的划分;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区分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兼顾人道主义、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等几个方面的规定性。中国的分配正义实现需要通过实现每个人基于人的基本平等权利而应从社会获得的利益的均衡、进一步强化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调控作用、建立全面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法治、实现资源的代际分配正义等政策和行为来实现。     

以法制精神推进市民社会治理

市民社会治理的路径是从参与政治起始走向社会自主管理.要以法制化为前提,以市民政治素质提高为基础,建立社会市民组织单位,实现市民社会的良性治理.在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为市民社会与政府治理提供动力.     

苏南模式下社会治理协同机制研究

体制改革是苏南模式演变的先导,体制改革和创新的成果为苏南模式提供了制度保障,为模式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动力支撑,同时苏南模式变革也促进体制创新向更加全面、 更加深化的方向发展.苏南社会治理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存在问题,面临诸多挑战.构建社会治理协同机制对于实现苏南社会治理现代化、 推动苏南模式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从危机管理到风险管理——网络时代的地方政府多中心治理转型研究

文章基于网络社会的风险特点以及地方政府治理功能的转型,重点研究了网络时代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转型的路径,提出地方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以及公共权力的直接行使者,应当尽可能地协调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群体之间的和谐与合作,推动从传统的单一社会治理走向现代的多中心社会治理,建构包括地方政府、网络企业、盈利组织、非盈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等主体在内的新型双向沟通的合作治理模式。     

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政府治理模式变迁初探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个人权利为基础、以民间组织为主要特征的公民社会逐渐兴起.公民社会的兴起要求国家与社会的界限进一步明晰,并在此基础上赋予社会更多的自主性.这必将推动政府治理模式发生深刻的变迁,以政治参与的深化、基层民主与社会自治、合作与共治等为显著特点的参与型、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已经显露雏形并将随着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完善而走向成熟,从而为实现良好治理、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大数据化时代创新政府治理模式探索——以广州市黄浦区"三化"信息系统为例

21世纪大数据的迅速发展迫切要求政府应改革以往传统的政府管理方式,创新政府治理模式.广州市黄埔区建立的"三化"信息系统通过综合化、 信息化、 网格化的管理方式,实现了政府治理创新,对大数据化时代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具有一定的启发借鉴作用.     

合作治理视域下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研究

城市公共空间合作治理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创新。城市公共空间合作治理模式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也具有必然性。传统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模式的困境,城市公共空间呈现的特点以及城市居民自我意识的觉醒都是其内在发展的动力,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兴起,也为城市公共空间合作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城市公共空间合作治理中,建立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的模式,需要统筹多元主体利益。     

环境监测领域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与改革路径——基于山东省的实践北大核心CSSCISSCI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已经从单纯的融资模式上升为体制机制的变革。2012年以来山东省推广实施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TO(转让—经营)模式,通过环境监测体制与运营管理机制的双项整体性改革,充分发挥产权激励的效率优势,建立多方位质量控制体系,改革取得积极效果。我国环境监测领域PPP模式的应用前景广阔,应重点转变政府环境监测职能、推进监测体制机制综合协同改革、加强环境监测服务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