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支出、粮食生产与农户收入

基于全国性大规模的微观调查数据,文章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检验了家庭医疗支出对中国农户玉米和稻谷产量的影响以及对农户家庭种植业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的医疗支出不仅显著地降低了农户的粮食生产效率,减少了玉米和稻谷的产量,而且显著降低了农户家庭的种植业收入水平。农户家庭劳动力的平均教育程度正向影响玉米和稻谷的产量;但是,教育程度对农户种植业收入水平的影响不明显。此外,降雨量促进了农户玉米和稻谷的产量,充沛的降雨量显著地提高了农户的种植业收入水平。因此,应该采取有力措施减轻农民患病的经济负担、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中国农户的粮食生产效率并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     

健康风险冲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8个省份、1354个农户、跨度15年的微观面板数据,测算了大病冲击对于农户长期收入的影响以及健康风险冲击持续的时间。我们发现:(1)大病冲击在随后的12年里对于农户人均纯收入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2)大病冲击对于农户的短期与中期影响使得患病户人均纯收入平均降低5%—6%;(3)健康风险冲击的长期影响可持续大约15年,并且冲击对于中低收入农户的影响更为严重。     

劳动力外出模式对农户支出结构的影响

迁移会影响家庭投资和消费,农村劳动力外出模式的差异可能会引致农户支出结构的差异。基于此,文章将农村劳动力外出模式分为常年外出和循环流动,利用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调查数据来考察外出模式差异带来的支出结构差异。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外出对农户家庭生产性支出有显著负效应;与无外出农户相比,常年外出农户家庭生产性支出的边际份额会显著降低13.15%,循环流动农户家庭生产性支出的边际份额会显著降低2.57%;参与外出务工可以显著提升农户家庭消费性支出的边际份额,常年外出对家庭消费性支出边际份额的影响更大。     

健康人力资本与农户收入增长——基于CHNS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了中国农村地区农户健康人力资本对种植业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几乎所有的健康测量指标都影响到农户的种植业收入,但不同健康指标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其中自评健康(SRH)的影响最为显著。身体质量指数(BMI)和热量摄入与农户收入之间呈非线性关系,其边际效应的转折点分别为28.68kg/m2和5164.36kcal。此外,年龄和教育等非健康指标对农户收入并没有显著影响。     

城市化、政府生产性支出与城乡收入均等化

文章运用中国1978~2012年的数据,采用误差修正模型(VECM)与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进行实证估计,研究发现:不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内,城市化都是显著影响收入差距的原因。城市化短期内缩小而长期内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呈现"U"型结构。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推行的城市偏向、扭曲的城镇化道路,在总趋势上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开启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则在短期内缩小了收入差距。政府用于农村生产性支出的增加及政府对农村的生产性支出相对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在短期内(与城市化共同作用)及在长期内都能显著地缩小收入差距,可部分解决城市化发展中农村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政府应进一步稳步推行统筹城乡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同时应继续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特别是基础设施等的投入,使得城乡收入最终均等化。     

中国式财政分权、公共支出结构与收入分配

财政分权是否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公共经济学文献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理论上厘清财政分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从而真正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再分配政策失灵的根源,以公共支出结构作为门槛变量,通过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1995—2012年中国式财政分权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第一,从总体上,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基尼系数呈正相关,即分权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会导致基尼系数增加1.24个百分点。第二,财政分权对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非线性作用,即存在门槛效应,在不同的公共支出结构下影响效应明显不同。第三,公共支出结构的门槛效应并没有保持连续一致的积极影响,而是不稳定地分布在不同地区,并由西部地区逐渐向东部地区转移。     

公共教育支出与收入差异关系的研究述评

个人收入与其人力资本密切相关,公共教育支出可以通过影响教育投入来影响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影响一个国家的收入差异。文章试图对研究公共教育支出与收入差异关系的理论文献进行述评,并指出其对中国现阶段公共教育政策的指导意义。     

人力资本积累与农户收入增长

采用2003—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面板数据,运用统计性描述和计量分析方法,基于回报率和贡献率双重视角,本文研究了人力资本积累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影响、作用路径及其变化趋势。研究发现:健康、基础教育、技能培训和工作经验所体现出的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增长有显著作用,总贡献率为38.57%。其中,健康和基础教育是影响农户收入的核心人力资本变量;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劳动性收入对农户收入产生影响,对以外出务工收入为核心的工资性收入的回报率和贡献率最为显著;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推进,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回报率和贡献率却均呈现弱化趋势。坚持提升农户人力资本积累的基本战略,完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与财富的作用,对于农户收入水平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动态效率、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结构效应

利用1979-2008年三次产业的数据和误差修正模型,本文估算了我国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与经济动态无效的长期关系,考察了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对三次产业的生产要素积累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结构效应为正的条件下,当期公共支出的增加能够影响资本和劳动在三次产业之间,以及三次产业内部不同行业之间的要素积累方式,起到改善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我国经济的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及与之相伴随的公共品供给机制,通过"租金"创造机制诱导特定产业的发展,从而能够提升产业结构,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符合赶超型经济的目标要求。     

动态健康冲击下的中老年家庭金融风险评估

尽管健康冲击对家庭金融风险具有显著影响,但现有研究在健康类型、影响程度以及影响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同结论。文章基于家庭资产负债表,构建包含财务边际和偿付能力在内的家庭金融脆弱性指标来衡量家庭金融风险,并分析了四种健康冲击对中老年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我国中老年家庭金融脆弱性上升趋势明显,而健康冲击进一步加大了中老年家庭金融脆弱性,尤其是中等收入家庭和农村家庭,但不同种类健康冲击对中老年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程度具有显著异质性。其中,重大疾病对中老年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程度是其他健康冲击的4倍。上述效应的传导机制是,健康冲击通过降低家庭收入或增加家庭支出显著提高了中老年家庭金融风险。但不同健康冲击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一般健康冲击主要通过支出增加提高中老年家庭金融风险,而重大疾病通过支出增加和收入减少共同提高中老年家庭金融风险,表明中老年家庭应重点防范重大疾病引发的金融风险。进一步讨论发现,社会医疗保险对提高家庭应对健康风险冲击的作用有限,而商业健康保险可以显著提高家庭偿付能力,弥补社会医疗保险的不足部分,尤其是重大疾病风险。因此,我国应加大税优型商业健康险的优惠力度,放宽...     

税收竞争与公共支出结构——来自县级政府的视角

税收竞争是政府吸引流动性要素采取的主要手段,本文以税收竞争和公共支出结构为研究切入点,构建一个简单理论模型,发现税收竞争下公共支出水平不仅低于最优规模,并且结构无效率。政府为吸引流动性要素会偏好于生产性支出,而忽视福利性支出。利用2000~2006年的全国县级政府面板数据,对该结论进行验证,实证结果显示税收竞争会显著降低福利支出水平,但对生产性支出不会产生显著影响。通过分区域子样本回归和稳健性检验,这一结论依然成立。     

内生增长、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中国居民消费

中国财政支出的较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建设,中国居民消费与政府生产性支出表现出稳健的正相关关系,这一事实与从标准的新古典和新凯恩斯模型得出的挤出效应截然不同。本文构建了包含存量和流量两部分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表明,政府支出增加在提高税负、挤出居民消费的同时,也通过其生产性增加收入、挤入居民消费;政府支出增加究竟挤入还是挤出居民消费取决于两种效应的比较以及政府的生产性支出比重和税负水平。政府生产性支出的最优结构等于其相对生产性之比,政府支出的最优规模等于政府支出的生产性。     

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基于200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将经济发展水平纳入分析框架,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在城乡收入差距方面产生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代表政府基本职能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以及医疗卫生支出均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存在着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跨越第二门槛值时,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会起到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因此,在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应该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合理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医疗支出与健康的影响

文章根据中国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08—2011年两期面板数据,利用Heckman模型、两部模型、面板Logit模型和排序模型等方法,在系统控制老年人医疗支出的内生性和样本选择偏误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我国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医疗服务需求与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1)医疗保险促进了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利用,增加了老年人的医疗费用总支出,提高了老年人的及时就医概率;(2)医疗保险虽然显著改善了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利用和健康状况,但是医疗保险对老年人的医疗服务利用尚存在显著的城乡和地区差异;(3)医疗保险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有明显的促进作用;(4)医疗保险显著降低了老年人的家庭医疗负担。     

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中国的实际经济波动

中国过去的宏观经济实践显示出政府对生产性财政支出政策的强烈偏好,在涉及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本的生产性支出方面更是着意倾斜。本文将政府生产性支出纳入生产函数,构建存在不完全竞争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所造成的影响。研究表明:(1)利用贝叶斯估计得到的公共资本产出份额大约为10%,同时表明政府支出确实会造成生产的外部性;(2)政府生产性支出冲击是产出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该冲击能解释约23%的总产出波动;(3)政府生产性支出冲击对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造成了短期"挤出"效应,长期"挤入"效应,另外该冲击有利于促进经济体系资本持续性积累。     

1996-2012年中国农户消费支出结构变迁结果及原因分析

1996-2012年,中国农户消费支出结构产生变迁,具体表现为农户消费总量增加、消费层次提高、消费结构更加合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距缩小。这些变迁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农业生产力进步推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农户收入的不断增加和农户负担减轻、农户消费观念的变化与消费方式的多元化、农村消费环境的改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发展等。     

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存量与家庭收入关系实证分析——以山西农户为例

文章采用山西省农村跟踪观察户资料,实证分析了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存量与家庭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户主为初中文化程度的家庭,人均纯收入由最高变化为低于高中户,而后依次为小学户和文盲半文盲户;农户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劳均纯收入也越高,且随着家庭综合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投资的收入弹性呈递增趋势;接受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农户家庭,其户均纯收入、经营性收入、总收入均高于未接受者,家庭中接受培训的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收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