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生产要素结构：补偿还是挤出？

为回答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调整如何引起企业生产要素结构调整,在补偿效应和挤出效应两方面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利用PSM-DID模型实证检验了2018年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75%对前期已享受过50%扣除比例企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加计扣除政策调整显著提升了企业的资本劳动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政策调整对资本要素具有补偿效应,对劳动要素的补偿效应强于挤出效应,短期可以增加普通劳动者的就业岗位;创新环境好的东部地区企业、创新动力大的民营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政策的影响显著,但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创造就业岗位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FDI的挤出效应和溢出效应：来自长三角制造业的证据

长三角地区—直是中国吸引外资较多的地区之一,其经济发展受外资影响较大。利用长三角地区2000--2009年制造业面板数据,对FDI对该地区产业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FDI对长三角地区企业的影响是双向的,同时存在挤出效应和溢出效应,且挤出效应明显大于溢出效应;企业性质的不同,FDI所带来的效应也不一样,国有企业的FDI溢出效应明显而非国有企业的FDI挤出效应显著。因此在拒绝盲目引进外资的同时,注意提高本土非国有企业的吸收能力,对于增强外资的溢出效应是具有重要意义。     

财政政策、经营异质性与企业价值

财政政策作为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对企业的经营行为与价值创造有着重要影响。然而,微观企业层面上财政政策究竟如何影响企业行为尚不明晰。本文从需求管理、财政融资和供给管理三个维度,建立了财政政策影响企业微观行为的分析框架,沿着前两个维度对中国制度背景下扩张性财政政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扩张性财政政策总体上增加了企业价值,在销售增长率较低、经营现金流更好、净资产收益率较低的企业中,价值增加效应更加显著;企业经营特质的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典型;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政策微观表现为拉动效应,东部地区的微观表现为挤出效应。研究揭示,在微观层面上财政政策直接拉动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而乘数效应更多体现在非国有企业中。     

R&D补贴对企业R&D支出的激励与挤出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力图描绘政府R&D补贴对企业R&D支出的激励效应与挤出效应的分布,并对两种效应在不同政治环境和企业性质下的差异进行探索性研究。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政府R&D补贴会对企业产生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两种效应的分布图呈"倒U型";政府补贴在初始阶段会对企业研发支出起显著促进作用,但这种激励效应会随政府补贴力度的不断增大而减弱,当超过最优补贴值后,会对企业研发支出产生挤出效应;在补贴方式上,间接补贴的效应比直接补贴更显著。进一步的分组考察发现,企业所处地区政治环境越差、反腐败力度越弱,R&D补贴的效应越不显著,反之亦然;相对国有企业而言,政府对民营企业R&D补贴的效应更显著。     

企业创新与杠杆率动态调整关系实证研究——创新效率视角

基于沪、深证券市场2008-2017年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从研发效率和专利产出两个维度综合分析企业创新效率与杠杆率调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在调整效应上，高研发效率与高专利产出有利于企业向下调整杠杆率，企业所有权异质性不会改变这种杠杆调整效应，但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即国有企业调整效应更为显著；在加速效应上，随着研发效率提高、专利产出增加，杠杆率下降速度加快，国有企业对研发效率加速效应更敏感，而非国有企业对专利产出加速效应更敏感。     

中国政策性金融促进自主创新的结构效应分析

准确把握政策性金融促进自主创新的结构效应,对于政策性金融工具的管理者来说意义重大。文章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构建了中国政策性金融促进自主创新的结构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从效率的角度对促进自主创新各种政策性金融科技投资工具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结构效应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中国促进自主创新的政策性金融工具总体结构效应较低,资金规模不足与重复投资同时存在的矛盾。该研究为探讨中国政策性金融科技资金投入的合理配置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供了实证依据。     

政府研发资助促进企业创新的有效性:激励效应异质性假说与检验

关于政府研发资助能否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以及在创新过程中如何更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基于理论分析，提出了政府研发资助促进企业创新的有效性以及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的假说，利用工业企业的创新活动数据检验了中国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总体来看，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自身研发投入存在激励作用，同时也会提升企业研发创新的专利和新产品的产出水平。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存在企业异质性，在企业规模越大、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劳动生产效率越高的企业中，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越大，并且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创新产出的促进效用要高于国有企业。另外，本文还发现科技活动的产出更多地依赖于研发人员的贡献。政府对企业研发创新进行资助时，应该根据企业具体的微观特征，制定针对性的资助方式，更有效地发挥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     

知识产权保护与“南方”国家的自主创新激励

本文构建了一个扩展的具有自主创新的南北产品周期模型,讨论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南方自主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南北双方的总体影响。本文发现,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南方自主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南北双方的总体效应依赖于南方的初始技能劳动水平和北方创新性质导致的市场结构。在垂直创新的寡头市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对南方自主创新没有激励效应,它对南北双方都造成伤害;在水平创新的垄断竞争市场,当南方技能劳动短缺时,严格知识产权保护在短期有利于南北双方,但并不激励南方自主创新。当南方技能劳动充裕时,适度的知识产权保护会激励南方的自主创新,并在长期对南北双方都有利。研究发现,南方存在一个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其依赖南方的技能水平以及市场的竞争程度。     

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的“挤出效应”及我国的战略选择

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的发展,既对东道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也会带来"挤出效应"。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的技术水平,但也对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技术升级产生负面影响。应通过建立自主创新战略、建立企业技术联盟、增加研发投入、提高研发效率等措施,来提升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应对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局面。     

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的"挤出效应"及我国的战略选择

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的发展,既对东道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也会带来"挤出效应".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的技术水平,但也对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技术升级产生负面影响.应通过建立自主创新战略、建立企业技术联盟、增加研发投入、提高研发效率等措施,来提升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应对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局面.     

环境规制能提升产能利用率吗?——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当前我国制造业存在产能利用率普遍偏低的问题,利用环境规制政策倒逼企业调整生产投资来促进产能利用率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忽视了环境规制政策对产能利用率的传导机制及异质性影响,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对策.文章主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具体传导机制,深入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异质性影响,并对其传导机制的异质性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通过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两个渠道发挥作用,环境规制更多是通过淘汰不满足环境标准的产能来提高产能利用率,而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来提升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有限;国有企业和小企业比重的增加将会减弱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私营企业和大中企业比重的提高则会促进环境规制对产能利用率的积极影响.环境规制对偏重度污染行业产能利用率的促进作用更强,环境规制的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在上述不同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污染强度下的作用程度也各异.研究结论对如何利用环保硬约束监督管理手段来化解产能过剩,以及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减少无效、低端供给和推动创新发展战略等具有启示意义.     

产权结构与市场绩效——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发现

把衡量行业市场绩效的资产利润率、净资产利润率以及销售利润率作为因变量,以国有企业产值占全行业产值比重以及民营企业产值占全行业产值比重作为自变量,并控制其他相关变量后建立相应的多元线性模型。利用2005—2007年的两位数代码分类的工业行业数据对多元线性模型作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估计,发现对工业行业而言,国有企业产值比重的增加会降低市场绩效,但统计上不显著,或者可称为弱负相关;而民营企业产值比重对改善市场绩效有着显著的正效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控制国有产值比重不变时增加民营产值比重要,远比控制民营产值比重不变增加国有产值比重对市场绩效的改善更有效。基本结论为对整个工业行业而言,国有产权具有负面的、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的经济效果,而民营经济对整个行业而言有着更高的效率。     

最低工资与企业技术进步路径——技术引进还是自主创新

本文基于新古典分析框架,使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分析了最低工资变动对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两种技术进步方式的影响及其主要机制,研究发现为：(1)最低工资上升会导致企业技术进步路径偏向于自主创新,企业会有更多的自主创新,同时减少技术引进,不同方式的稳健性检验证明了这一结论稳健;(2)从机制分析看,企业技术进步路径偏向自主创新主要是因为自主创新有更好的劳动节约效应和要素结构优化效应;(3)从异质性分析看,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最低工资变动影响的技术进步路径偏向程度要明显大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国有企业相比于非国有企业有更强的自主创新偏向。本文研究结果说明最低工资制度与创新驱动发展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不仅能增强企业技术进步动力,还会通过引导企业内部的技术进步资源再配置,强化企业自主创新。     

资源依赖对区域创新的挤出效应及传导机制

在梳理资源依赖度、企业创新需求与区域创新绩效三者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研究假设,运用中国内地（除西藏外）30个省区2007-2015年的相关数据构建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资源依赖对区域创新具有挤出效应;企业创新人才和技术需求对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其中,企业创新人才需求的正向影响最显著;资源依赖对企业创新人才、资金和技术需求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由此得出结论：资源依赖对企业创新需求的负向影响是其挤出区域创新的重要传递渠道。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流程,分析了企业创新人才需求和资金需求在资源依赖挤出区域创新过程中的传导效应,计算了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及遮掩效应与直接效应的比例。建议通过制度创新激发企业内生创新需求,通过延伸产业链改变资源型产业的技术属性,强化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有用性感知。     

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

以2010-2015年沪深584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产权异质性角度考察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关系。研究发现:①非货币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与研发投资呈负相关,反映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且高管股权激励能弱化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资的负向关系。挤出效应和弱化效应在投资性金融资产上体现非常明显,而在交易类金融资产上体现不明显;②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非货币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弱化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投资性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较为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不太显著,但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在国有或非国有企业均较为明显。不论产权异质性,交易类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均不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的工资效应——基于我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重点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的影响,通过选取我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2005—2009年的产业层面数据,从实证方面就外商直接投资的总体工资效应及其对制造业国有企业的工资溢出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外资企业在其进入过程中,通过影响工资效应的两个传导机制即技术外溢渠道与劳动力市场渠道,对我国制造业国有企业的工资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并且其作用效果因行业特征的不同而不同。具体而言,在行业引资程度较高以及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低的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将对工资溢出产生积极影响。     

外商在华并购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应分析——兼论可汇案后外资在华的发展前景

伴随着中国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外资在中国实施的并购活动急剧增加。如何通过反垄断法有效规制外资在中国的并购行为,需要从经济学的角度综合分析并购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效应。经济效率的分析包括并购的反竞争效应和效率效应,社会效应则涉及国家经济安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等因素。通过这两方面的理论分析,结合最近可口可乐并购汇源一案,对外资在华并购的前景作出了简要评论。     

政府创新补贴、知识存量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研发活动不确定性的分析与检验

对于政府创新补贴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入这一经典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在企业创新存在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建立了政府创新补贴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模型,具体分析了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从挤出效应转变为激励效应的知识存量“门槛”:知识存量较低时,政府创新补贴挤出企业研发投入;知识存量较高时,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激励效应。本文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和企业创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结果。从门槛值分布来看,大部分情况下政府扶持补助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企业的技术水平越高,知识存量的门槛值越小。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本深化过程及其就业效应

本文通过对1978-2005年我国资本--劳动比、资本--产出比的实证分析显示,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资本加速深化过程.回归分析扣协整检验的结果显示,资本深化对就业具有挤出与补偿的双重效应,一方面资本深化降低了就业的增长率,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另一方面资本深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通过增加劳动者收入,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对就业产生同接补偿效应.     

挤出还是挤入: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效应

本文通过将聊引入投资模型,进行FDI对我国国内投资挤入或挤出效应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从当期效应看,全国FDI对总投资增加具有显著性的影响,但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和中部的FDI对总投资有显著性的正影响,而西部FDI的增加,具有减少总投资的效应;从长期效应看,就全国整体而言,FDI对国内投资具有挤入效应,但并不显著,东部以及西部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有挤出效应,但并没有拒绝对临界水平1的虚拟假设,因而FDI对国内投资的这种挤出效应并不显著,而对于中部,FDI对国内投资具有很强的挤入效应.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