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机制：市场效应与羊群效应

政府行为对于企业创新及其经济后果极为重要。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为样本,并以市场效应和羊群效应为分析路径,实证检验了政府治理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作用机理。结论表明,政府治理水平通过市场效应和羊群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积极作用,其中市场效应的作用更为突出。此外,政府治理对企业创新投资羊群行为及企业创新绩效的治理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管理防御、晋升激励与公司创新绩效--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为深入探究高管对于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对2009-2018年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进行考察,从管理防御动机和晋升激励两个视角出发,分析了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行为,并探讨了高管创新层面的效果。研究模型表明:第一,公司高管的管理防御程度与创新绩效成正相关,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防御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二,通过职位晋升可以有效约束高管的风险规避行为,抑制管理防御机制的作用,从而提高公司的创新绩效。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晋升激励对非国有上市公司作用更为显著。最后,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数字赋能企业升级:路径识别与政策支持

深度挖掘微观主体的数字化升级质效是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竞争优势的决胜关键。基于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影响企业升级绩效的经济效果、中介路径和调节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对企业升级绩效具有正向促进效应;数字化通过企业内部价值链赋能和企业外部价值链赋能双重路径影响企业升级绩效,前者体现为技术创新效应和营销管理效应,后者体现为产业链重组效应和产业链协同效应;政策支持对企业数字化升级绩效具有显著强化作用,即金融支持、政府补助、市场治理均表现为正向调节效应;考虑企业异质性差异,数字化升级效应及其政策调节效应整体在非国有企业、高成长性企业、发达地区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作用机制与影响渠道

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能够深刻重塑并赋能经济,企业作为宏观经济的微观载体,在数智时代下发挥何种微观效应?以企业风险承担作为切入点,剖析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内在作用机制。通过理论剖析与大样本实证检验,揭示微观主体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影响。具体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维持自身财务稳定性。基于产权属性相异的横截面检验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数智赋能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数智赋能对于财务稳定性同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并未表现出属性上的差异。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性,而对非高科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不具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两类企业财务稳定性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前述影响效应通过提升微观主体内部控制水平、降低环境不确定性提升企业经营获利能力,从而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     

数字化驱动企业“脱虚向实”:基于资产结构的证据

企业增强经营资产配置是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微观基础。本文从企业财务分析视角，借助CSMAR数据库及手工搜集的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字化行为数据，探究企业数字化对资产结构配置的影响及其边界条件。主要结论如下：(1)数字化显著提升了公司的经营性资产比例，表现出促进微观层面“脱虚向实”的潜在影响。(2)数字化表现、数字化广度与数字化深度对企业资产结构的影响具有一致性。(3)进一步探究影响边界发现，供应链压力越大，数字化的作用效果越强；而同业竞争越强，数字化的作用效果越弱，这源于企业在进行垂直、水平比较时的预期收益和潜在成本存在差异。(4)企业数字化通过提高企业经营性收益从而增加企业短期经营资产配置，通过提高企业研发创新产出从而增加企业长期经营资产配置。(5)数字化对资产结构的影响在非国有样本中更加显著，这与市场机制的逻辑相一致。文章探究了数字化赋能实体企业的微观表现，分析并检验了企业数字化的财务后果，为企业重要利益相关者提出建议。     

国有股权与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北大核心CSSCI

基于所得税对企业利润的重要影响以及所得税会计的复杂性,企业有动机操纵所得税费用来达到盈余目标。本文采用中国上市公司2003—2018年的数据,考察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基于所得税费用的盈余管理行为上的差异。实证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更有可能通过操纵所得税费用来达到盈余目标。进一步,这一结果在地区的税收征管强度更高时、或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从而潜在的税务稽查风险更低时(如当企业位于市场化进程较低的地区时;国有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较高时;股权制衡度较弱时)更显著。     

行政垄断加剧了企业生存风险吗?

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定量地评价行政垄断与企业战略选择之间的关系,对推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以及改善企业生存的制度环境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既有研究中,行政垄断的政策效应分析较少深入到微观企业层面,特别是从企业生存的视角来进行的评估.文章采用PSM-Cox比例风险模型,以企业微观数据首次检验了行政垄断对企业生存风险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表明,行政垄断对制造业企业的生存风险产生了显著效应,即以行政垄断为代表的政府干预会加剧企业生存风险.同时,行政垄断对不同所有制、地区及行业的企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会显著加剧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及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的生存风险.而行政垄断对企业生产率、企业创新与寻租行为所产生的效应或许是本文总体结论的重要解释.     

机构投资者、持续经营审计意见与融资约束——基于非国有企业的证据

本文以2004～2013年沪、深两市A股非国有企业为样本,研究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并分析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考察在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宏观金融环境下,该作用机制的效果与表现,研究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能显著缓解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持续经营审计意见显著削弱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非国有企业或货币政策宽松阶段,持续经营审计意见在削弱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方面更为显著。     

企业ESG表现、融资约束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媒体关注的调节效应视角

文章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数据为样本,通过建立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运用实证分析法检验企业ESG表现影响创新绩效的机理。结果表明：良好的ESG表现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融资约束在这一影响机制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媒体关注在ESG表现对企业创新直接影响路径及其融资约束中介效应机制中均存在正向调节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非国有企业与非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对其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对不同规模企业而言,中小企业ESG表现对其创新绩效有着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宏观货币政策和企业金融生态环境优化——基于企业融资约束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2-2010年期间深沪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基础,从投资内部现金流敏感性的视角考察了宏观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和融资约束的影响效应,据此评估了宏观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化功能。文章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了企业扩张投资,通过降低企业投资内部现金流敏感性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了企业金融生态环境。(2)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显著低于非国有企业。(3)非国有企业的投融资行为对宏观货币政策的弹性更显著;宽松的宏观货币政策能够更大程度地缓解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更有效地改善非国有企业的金融生态环境。本文的研究发现为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金融环境优化功能提供了企业投融资层面的微观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