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民主选举的难题与治理对策探析——基于广东陆丰乌坎村个案研究

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农村政治体制也发生重大变化,提倡以村民自治为主的基层民主思想深入人心。村级民主选举是实现基层民主自治的基础,但是在实践村级民主选举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如上级行政干预、宗族势力影响以及贿选等难题,本文以乌坎村为例来分析村级实践民主选举的难题以及试着提出相应治理对策。     

论股权转让中的章程自治——“法治”与“自治”关系的视角

股权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其只能在流通中实现其价值，因此股权转让作为公司生活中的重要现象成为公司法规制的重点。公司法对股权转让的规定，为当事人提供了一套任意性的游戏规则和法定框架，章程可以在不违背强制性规范的情况下，对这种规则或框架作出修改，以彰显私法自治的力量。章程与公司法的应然关系是主角与配角的关系，公司法通过其功能的实现不断地清除公司生活中的私人强制，以培植和辅助章程实现私法自治。     

“集体表象”与立法中的公众参与：另类视角的审视

公众参与立法意义十分重大,但近年来我国公众参与立法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理论界也往往着力从外部制度的建构与完善方面予以探讨,但收效甚微。在立法中的公众参与问题上引入＂心史＂研究的方法,以一种内部视角来深入考察文明早期的人类体验是如何影响当代公众的思维与行为模式,或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乡村网格化治理与村民自治的冲突与融合——基于成都Q村网格化治理实践“离土性”的思考

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各地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其中网格化治理是将现代治理技术应用于城乡社区治理的典型模式之一。然而,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治理资源和治理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将适用于城市社区的网格化治理直接植入式地运用于乡村治理体系中,将带来治理技术与治理基础的冲突。成都市Q村在推进网格化治理的实践中存在形式化和冗余性等问题,表明网格化治理难以在乡村社会落地（即具有“离土性”）。邻里相知的熟人社会、守望相助的生活逻辑、均衡稳定的社会结构以及内生自治的村庄公共性等决定了村民自治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最为适宜的治理方式,要使网格化等现代治理技术在乡村落地,必须坚持乡村治理的自治属性,提升治理技术的内生性,实现治理技术与村民自治的融合,协同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社会现代化。     

试论我国“互联网+业主自治”的现状与出路

在推进互联网+业主自治建设过程中,一定要警惕诸如业主信息泄露、业主中意见领袖的绑架、物业错位与越位等现实问题,并注意加强和加快小区业主网络自治的软硬件设施与系统建设。智慧小区的出现和发展为互联网+业主自治提供了一种思路和方向,小区里的大智慧助推我国业主自治的民主发展。     

政府政策对农业资金投入的结构性影响：政策、风险偏好与预期——以云南省样本乡村为例

根据在云南省华宁县样本乡村的实际调查和访谈资料,以基于资产组合理论的模型为基础,对近些年影响农民农业生产资金投入的主要因素进行了VAR模型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农业税减免政策对农业生产的积极作用主要是通过改变农民对农业生产的风险偏好、使其决策更加理性化的途径,而并不是通过直接减少农民农业生产负担来实现的.这表明政府出台的能够给予农民持续的乐观、确定性预期的政策将有更持久的积极作用.     

财产权制度、资源禀赋与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基于江苏省1744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构建财产权制度、农户资源禀赋对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作用框架,并提出相关假说,基于理论框架,建立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农户数据,定量揭示其影响关系.结果显示:财产权制度的保证和稳定会影响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获取水平,承包地确权的政策促进作用明显优于宅基地确权;土地调整与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农户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源禀赋、社会资源禀赋对土地财产权的价值显化均有正向促进作用;农户家庭非农收入水平、地区土地市场化水平等其他因素,正向影响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获取可能.创造条件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增收,需从财产权制度层面强化赋权,提高农户土地产权可预期性,从资源禀赋层面加强对农民非农就业培训、提供非农就业渠道等,同时还应大力发展地区经济,积极构建土地市场化平台.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试验考察与推进建议——以广西北流、河南长垣、山西泽州的试点改革为例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发商品住宅,有利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然而,对于集体土地能否开发商品住宅还存在较大争议,且在已进行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改革中较少涉及商品住宅开发项目,相关研究也缺乏对其收益分配和具体操作的深入探讨。本文对河南长垣、山西泽州、广西北流3个试点地区进行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试验的分析发现：政府、集体和企业均可在集体土地开发商品住宅中实现利益增进,三者利益的契合是改革的创新动力;进行商品住宅开发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大都位于城市规划区外的乡（镇）驻地所在村或中心村,而规划建设区虽然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潜力最大的区域,但也是改革成本最大、收益平衡难度最大的区域,因而未成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试验的首选区位;试点地区通过制定差异化的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标准、捆绑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收取增值收益平衡再分配金等方式,基本实现了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平衡。可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发商品住宅,既符合改革的方向,也有现实的需求,并可通过适当的规制妥善解决利益平衡问题。《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扫除了制度障碍,但集体土地开发商品住宅受到政策导向不明、配套制度缺位、收益分配机制不健全、基础条件不具备等的影响,实践进程停滞。建议尽快部署新一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工作,并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作为试点的重点内容,鼓励试点地区将集体建设用地开发商品住宅的试验从城中村和城市规划区外逐步扩大到规划建设区、从存量集体建设用地逐步扩大到新增集体建设用地,积极探索建立合理的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并不断完善相关配套政策。相较于以往文献,本文在以下两方面做了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实践考察,从利益平衡角度分析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发商品住宅的改革动力机制、试验区位选择和收益分配调节,进而论证了集体土地开发商品住宅的现实可行性。二是较为系统地探讨了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宅面临的现实困难,并提出了相应建议。本文基于试点地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开发商品住宅实践的考察和分析,有助于消除认识分歧、推进改革实践,并为稳妥推进集体土地开发商品住宅改革提供了政策参考。     

中国集体劳动关系的政府规制:从“自发救济”到“制度救济”——基于相关文献的研究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进而导致了劳动关系也面临着两个转变:由计划经济下的分配用工制度向合同制度转变,由个别劳动关系向集体劳动关系转化的阶段。在两个转变过程中,劳动关系双方的矛盾逐渐显现,出现了集体劳动关系的"自发救济"现象,并且越来越频繁。为了明确解决集体劳动关系"自发救济"的最佳途径,文章主要采用文献回顾的方法进行了研究。     

“一事一议”制度下村级集体物品供给失衡剖析——基于村委会生存逻辑的思考

"一事一议"制度在提供农村集体物品方面目前仍然存在"社区"失衡、结构失衡的现象。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既有国家政策变化、村民集体行动困难等客观因素,又有满足生存需要等主观因素。在村级集体物品供给活动中,村委会在对国家转移支农资金等外部资源的竞争以及对内部村民治理的少作为甚至不作为是关键。在积极探寻有效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时,必须以村委会为基点,明确其责任主体地位,从农村治理的大局出发,更好地完善"一事一议"制度。     

公民社会力量弱小：地方政府与煤矿企业“合谋”的催化剂——基于山西左云矿难的案例分析

随着我国煤矿企业安全事故的频发,对煤矿安全的研究成为理论界的一个热点。纵观学者、专家的观点,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煤矿安全生产的客观现状。是对现有的煤矿安全监察体系内部问题的探讨。但仅局限于现有的煤矿安全生产监管体系,难以抓住问题的实质。我们通过对“左云矿难”这一典型案例剖析发现,公民社会力量的弱小加剧了官煤勾结、煤矿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     

“立”与“守”协同治理：构建社会保障共同体——社会契约视域下的社会保障责任划分与践行

社会保障契约是同一社会中不同的行为主体在协商一致基础上为公民提供风险保护以维护社会公平进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而达成的一种社会契约。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保障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共治之域,社会保障责任的划分和践行成为“立契约”和“守契约”的关键。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契约处于“立契约”的完善阶段,多元主体的社会保障责任划分和践行还存在不清和不当,需要通过“立”与“守”协同的契约治理来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加强法治建设,弘扬契约精神,提升各责任主体践行社会保障责任的意愿和能力,推动相关主体积极依约践责;通过高效合理的责任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促进多元责任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保障共同体。     

浅论民主、法治与宪政的关系——从“洛阳玉米种子案”引发的思考

在河南洛阳玉米种子案中，中国现阶段的民主、法治与宪政之间的张力暴露无疑，其实三者之间关系并非只有冲突与抵牾。首先，民主与法治是互为内容与形式的，两者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其次，法治与宪政之间属于上下位的关系，宪政是对法治缺陷的修正，最后，民主与宪政关系表现在：宪政不仅是对法治的制约，而且也是对民主缺陷的修正，二者是形式上（主观上）的冲突、而实质上（客观上）的相互制约但同时具有彼此促进的关系。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真的“失灵”了吗？——初次分配、再分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

在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上,中国社会保障分配再调节功能真的“失灵”了吗？通过在实证模型中引入初次分配状况,发现:(1)初次分配环节在根源上对收入分配格局的扭曲导致社会保障分配再调节出现“失灵”;(2)随着初次分配状况的改善,社会保障“逆向”分配的现象逐渐改善最终消失.在解决城乡收入差距中需要初次分配和社会保障分配两个环节双管齐下,而且只有从根源上改善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初次分配状况,社会保障的“逆向分配”作用才能有所缓解甚至消除.     

粮食补贴、土地流转与农村社会保障——“三农”综合发展视界下的政策整合研究

当前中国的“三农”政策已从重点关注单一目标向多元目标并进转变,新时期需要更加注重相关政策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政策调试和整合,以更好地形成政策合力,提高政策的协同性和运行效率.粮食补贴、土地流转和农村社会保障都是“三农”重大问题,三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也存在政策冲突.在厘清政策之间关联性的基础上,提出加强政策协同的若干建议,可以为当前涉农政策整合提供一个整体性框架和探索性思路.     

现代城市社区行政与自治权互构的模式和内动力——基于对深圳市“盐田模式”和“南山模式”的分析

一、城市社区管理模式的既有研究 市场化改革在城市基层社会层面所产生的重要后果是单位制的解体,进而导致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瓦解.为了寻求新的能适应转型期基层社会特征的管理体制,自.卜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积极推动城市社区建设运动.在社区建设的实践中,各地对基层社区管理体制的创新层出叠见.这一重要     

“斯密问题”的解读与启示——基于斯密人性观的再考察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认为人的主要动机是自利的,但他同时还承认存在次要的利他动机。因此,斯密实质上是人性二元论者。而在《国富论》中,其关于行为动机的自利设定只是出于构建理论体系的需要而对现实人性所作的必要抽象。综合考察《国富论》的研究主题和内容、斯密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及他关于自利设定的隐含预设,我们揭示这种抽象是合理的。因此,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斯密问题"才是一个伪问题。澄清"斯密问题"的理论启示是:在构建经济理论时,需要基于现实情境合理地抽象出基本假设;实践启示是,构建适宜的道德基础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经济学“幸福悖论”的一个文化回答——基于顺德数据与案例的考察

"幸福悖论"是经济学的一个经典命题,也是正发生于中国相对富裕地区的一个显著性社会现象。不同于经济学主要经由外在经济发展指标去推断个体内心幸福的做法,经由对经济学"幸福悖论"命题的理论反思与发生在珠三角西岸城市顺德"幸福悖论"现象的实地考察,以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为思想导线,从社会文化价值整合角度去诠释文化及其向度如何影响幸福以及这种影响背后蕴含的社会治理意义,即对"为什么不幸福、如何才能幸福"做出一个文化层面的解答。     

重商、自由重农与福利重农的思想内涵与比较研究——“经济—社会史”的综合分析框架

重商主义、自由重农主义与福利重农主义背后的管制、放任与干预逻辑早已在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中出现,只是囿于当时的"共同体本位"结构,因此市场与宪政难以并存、国家市场体系与福利性政府干预互为扞格,最终造成帝国晚期的财政危机与社会崩溃。中世纪晚期的重商主义与近代魁奈式自由重农主义的分歧其实并不在于重视商业还是重视农业之别,而在于重视"管制民权、放任国(官)权"还是重视"保障民权、限制国(官)权"之别。当代的福利重农政策是宪政主义逻辑下大政府责任的体现,因此与前宪政时代重商体系下的大政府弄权截然有别。当代中国应反思管制主义的历史教训,吸取自由重农主义与福利重农主义的双重政治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