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辨”的经济史展开与近代中国经济学说构建——陈焕章的“理财学”“生计史”和“社会主义”

“义利之辨”在思想史上有“儒者第一义”之称,但它在近代中国“经济史”创作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它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上的意义,特别是与早期社会主义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究。晚清民初儒者、经济学家陈焕章通过“义利之辨”的经济史展开创作《孔门理财学》,认为“是书实可名为《中国生计史》”,基于时势构想了植根儒家传统以政制为中心的理财学。本文试图分析陈焕章借鉴德国历史经济学派写作方式,会通经典世界的理财学与历史世界的生计史,以“义利之辨”为主旨构建基于“家”的社会主义,反映了唯物史观被引进和社会经济史范式成型之前本土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方式。     

“差序格局”的不同阐释与再定位——“义”“利”混合之“人情”实践

对“差序格局”的不同阐释,都确认了义务、工具、情感(即义、利、情)三种关系要素。仅有的两个成熟理论模型,分别沿着“情——利”之一维或“情/义”之二维来进行关系分类,且均倾向于将“情”视作“差序格局”的核心性要素。本文则认为,将“情”包容于其中之“义”在价值层面上是“差序格局”之核心性要素,现实中“义利之辨”既紧张又交融的混合关系构成了“差序格局”的内在张力,且这种“义”“利”混合之“人情”实践决定了关系之“差序”进退。此种差序关系的不可分类性根本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中“情感性关系”与“工具性关系”的二元关系分类。     

人缘取向：中国人儒道互补的“关系”实践——兼论“差序格局”的性质再判定

儒家伦理的“义利之辨”构成了“差序格局”的内在核心张力。由此中国人在既有角色关系义利交织下的中庸式人际实践,常常体现为通过“克己复礼”的“和谐法则”化解名利资源矛盾,以维系相对和谐的“普通人缘关系”。在此基础之上,伦理化的交往获致关系发展则更多地致力于未来可能有长远利益回报而又不能明确预期之“施报法则”作用下的“恩义负欠关系”建构,以至于彼此相互施报的义利深化可能发展成为适用于“需求法则”的铁哥们式“深度感情关系”。由此,某种超越“社会自我主义”基础而趋于弹性动态化自然外推的“人缘取向”,充分展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之义利长远阴阳转化的拿捏进退之道,亦即某种中庸式“推己及人”而“义利共生”之儒道互补的深层文化传统。这构成了差序式人伦关系维系及拓展之“差序格局”的本质特征。     

从“义利论”看孔子经济伦理思考

“义利论”是一个经济伦理范畴义利的观念,早在春秋初、中期(前770-前562年)就由一些思想家提出过。他们经常把义利联系起来,用“义、德”等观念规范指导人们的经济行为。但是,真正把义利论作为一种物质利益原则和财富的核心理论完整提出,并且能身体力行贯彻始终的,乃是生活于春秋末期的孔子(前551-前479年)。这种义利理论的基本点,就是孔子高度概括讲过的两句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喻,是明白懂得的意思。这两句话一直被公认为孔子义利理论的基本思想。     

闽台养子习俗初探

闽台两地自明清至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养子风俗颇为盛行,福建的《闽书》、《厦门志》、《同安县志》,台湾的《漳化县志》、《诸罗县志》等地方志书多有所记载。这一独特的、重要的地区性民俗事象,既与封建宗族宗法制度、伦理思想观念相关,又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经济因素,有必要对此进行一番整理和探讨。一、养子的类别和来源养子有“过房子”和“螟岭子”之分。所谓“过房子”是指收养同宗近支的子弟为养子,以继承香火。所谓“螟蛉子”是指收养异姓子弟为养子。曰“螟蛉”,取诗“螟蛉有子,蜾赢负”之义。这两种收养关系旧称“出…     

宣传工作中的义与利刍议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义轻利:“不义而强,其毙秘速”(《左传·昭公元年》)、“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一个《论语》,谈“仁”,作为道德含义的有100次。而谈到“智”,作为智育含义的只有25次。然而,一些人对此总是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重义轻利”与市场经济不合拍,必须以“义利并重”取而代之;而宣传工作,也应与其相适应。即对“义”与利”的宣传要平分秋色。笔者窃以为这是一个误区,重义轻利,仍应是宣传工作的一个原则。     

也论秦“士伍”的身份——与周厚强同志商榷

新近,周厚强同志的《秦士伍的身份及其阶级属性辩析》一文,对秦“土伍”的身份和阶级属性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士伍”仅仅是指“尝有爵而被夺去爵位的人”。笔者认为周文的立论和取证都是可以商榷的。 一 史书上有关“士伍”的记载,最早的见于《史记·秦本纪》:“武安君白起有罪,为士伍,迁阴密”。如淳注“士伍”说:“尝有爵而以罪夺爵,皆称士伍。”《史记·白起列传》对此事的记载类《本纪》,然未作注。较迟的见于《汉书·景帝纪》,“吏迁徙罢免,受其故官属所将监治送财物,夺爵为土伍,免之。”李奇注云:“有爵者夺之,使为士伍,有位者免官也。”颜师古则注说:“此说非也。谓夺其爵,令为士伍,又免其官职,即今律所谓除名也。谓之士伍者,言从卒之伍也。”又见于《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棘蒲与侯太子奇谋反”。     

释有与布——西周农业工具探索

【有】《说文》有字,从手从肉,字有(言为)变,未得正解。《说文》有字条云:“不宜有也。春秋传曰:日月有食之。从月又声。”无非有字之本义。《(扌鹿木)古录·藉田鼎》即《令鼎》。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中以《令鼎》属周成王时器。当时为西周藉田制形成之初期。有字从手持耒者,谓有此而后获得农业生产物,此为造字之本义,(说文》失之矣。有司之司同祀或同嗣,为祀典与婚礼之主持人,故有司即族长,为主持农业生产的族长。《说文》谓司为“臣司事于外者”非是。     

感受人生的精华

说起“红岩”，大多数新中国同龄人都对其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从少年时代爱不释手的小说《红岩》，青年时代热情关注的歌剧《江姐》和电影《烈火中永生》，后来，还慕名参观《红岩魂》革命先烈斗争史实展览，实地瞻仰了歌乐山烈士陵园。新近又怀着探寻人生真谛的心愿观看了《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所有这些有关“红岩”内容，都深深地吸引了我。     

起

广州人管“盖房子”叫做“起屋”,这个“起”字使用频率颇高,构词能力也强。探本溯源,它的这个含义来源已经很古了。据《说文》该字条下注释说:“起,能立也。”清人段玉裁补充注释说:“起,本发步之称,引申之训为‘立’,又引申为‘凡始事’、‘凡兴作’之称。”《释名》说:“起,举也,平举体也。”这两书的解说和补注将本义和引申义都涉及了。那么,广州话谓“盖”为“起”,来龙去脉如何呢? 原来“起”由本义引申为“卧而兴”,如《孟子》:“鸡鸣而起”。再引申为“兴起”,如《吕     

浅论纳兰词中所呈现的人生之苦

纳兰性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其著为《饮水词》，后多称作《纳兰词》。他的词作大多沿袭了南唐后主李煜哀怨凄婉的词风，但也不失如苏、辛一般苍凉豪宕的边塞咏史之作。这是与他的人生际遇是息息相关的。因此，通过词作来分析客若一生所体验的“求不得”与“爱别离”之苦，对于研究与掌握词人的写作状态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略论人生追求

追求是人生的普遍现象,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内容不同、方向不同、方式不同,因而意义也不同。可以说,一个人追求什么,往什么方向追求,再怎样去追求,这就大体上反映了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什么是人生追求呢?所谓人生追求,是指人们为达到一定的人生目标(生活目标)而进行的自觉、持久、不懈的努力进取,这是人的一种积极能动的人生实践过程。     

论道德和经济互动中的思维趋向

从伦理思想史的角度探究道德和经济互动关系中隐含的思维趋向 ,目的在于从历史结构的深层次寻求现实道德的症结及解决方法 ,实现社会各方面的稳定协调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道德和经济的关系问题是通过义利之争方式来表现的 ,无论儒家的重义轻利 ,还是墨家的重利轻义 ,都在事实上看到了道德与经济联系的不可分割 ,对二者的相互影响也有所把握 ,故此通过排斥一方来保全另一方。以孔子为例 ,他曾说“罕言利 ,与命与仁” ,但在《论语·子路》中却主张人口兴旺后先富之 ,然后加以道德教化。孔子的矛盾心态恰恰证明他已发现物质利益的重要性 ,…     

古代官员的大局观

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大局观占有重要位置，随着历史的进程，它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即使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在皇权的强力分割下，为人为官，也都要讲求大局。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就是指“君子”立世会顾全大局。《左传》“临患不忘国”、《汉书》“国而忘家，公而忘私”，都是一种个人起码的大局观。名臣范仲淹所谓“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虽是大臣的忠君观念，但从某种意义上说，     

坚持与责任

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这真是中国文人的一种可贵的社会责任感。没有这种“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使命感，我们的社会与人生就只有造化而无教化了。所以，儒家的义利之辩对“士”这一阶层的教育是“不屑言利”，这决非是文人对身份的一种虚荣，而是对自己所负有的社会责任的一种清醒认知。     

王守常：“辨中庸之道·释和合人生”

芭东和园“辨中庸之道·释和合人生”4月6日,北大知名学者王守常教授做客芭东和园,盛情奉献“辨中庸之道·释和合人生”国学文化讲座。来自全国各地近200名嘉宾、同仁参与了此次人文盛宴,共同体味芭东和园道法自然的春光美景,感悟中庸之法描绘出的和合人生。     

颈

现代汉语普通话所说的“脖子”,广州话叫做“颈”。这个“颈”字是广州话保留古汉语影响的一个例子。据《说文解字》:“颈,头茎也。从页,(?)声。”《广韵》说:“颈在前,项在后。”《广韵》的解释,即前人所说的“析言”(分析地说),如果笼统地说(前人叫“浑言”),颈和项都是指脖子。所以《左传·囊公十八年》原注说:“颈之与项,亦一物也。”“颈”,可以用于人,指人的脖子,如《荀子·荣辱》:“小人莫不延颈举踵而愿曰”。又如《荀子·强国》:“譬之是犹欲寿而(歹勾)(刎)颈     

人性、人的本质与人生

人生科学要研究人生和揭示人生的规律,首先就要对“人”、“人性”、“人的本质”和“人生”作出科学的回答。人的学问,是人生科学的理论前提和基础。一、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人类从没有停止过对人自身的探究,但要取得真正的成果却很不容易。法国启蒙学者卢梭曾指出:“我觉得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62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诞生,为人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从人的劳动、实践、社     

有感于儒家的义利观

义利之争是贯穿于中国伦理学史的始终,为历代思想家和普通百姓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关于义利问题,生活在2550多年前春秋末期的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作过精辟的论述。孔子曰:“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他一方面继承了春秋中期晋国大夫丕郑、里克的义可生利的观点,认识到利益是百姓安     

宋代的私庄

我国地主田庄经济出现得很早,汉代已颇为发达.《史记》卷三十《平准书》记武帝通过杨可告缗打击商贾地主,“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引《昌言·理乱》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二则史料,告诉我们,汉代地主占有广大田地,使用奴婢或依附农从事生产活动,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住宅设备.《平准书》所谓“宅亦如之”者,盖谓住宅也加田地之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