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改革创新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2017年国务院批准试点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5-2018年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能倒逼重污染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尤其是环境社会责任,且该影响主要集中在非国有、未持股金融机构、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立主要通过加强重污染企业的融资约束倒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且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缓解融资约束。     

科技金融政策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以2011年实施的科技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PSM-DID方法实证检验了科技金融试点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并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异质性分析发现,政策效应在传统行业、高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和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表现更明显,且对非国有企业和成长期企业的影响较大。     

绿色金融政策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中国经济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绿色金融是引导资金向绿色产业集中进而优化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抓手。基于2004—2019年270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使用非参数方法测算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表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检验该政策对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发现：（1）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看,该指标整体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0.97;(2)从政策效应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并不存在异质性;（3）从政策作用机制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提高等多个路径,促进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提高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4）从企业微观行为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地区中的高污染企业会通过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履行污染治理责任等路径提升自身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升自身高质量发展水平。研究结论完善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的效果评价框架,为优化当前绿色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吗？

本文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检验了我国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区域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促进处于该区域内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上述驱动作用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与国有企业、市场地位高的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对非国有企业、市场地位低的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利用中介效应检验法,本文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路径。     

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吗？——基于金融科技赋能和企业韧性视角

本文基于金融科技赋能和企业韧性视角深入探究了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实证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实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且对于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以及西部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贡献更大;（2）金融科技在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宏观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3）实体企业韧性的增强是数字化转型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路径之一;上述结论对新发展格局下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价值参考：第一,要鼓励实体企业根据自身情况稳步推进数字化转型;第二,要大力推进金融科技与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协同发展;第三,要不断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着力塑造实体企业韧性;第四,要加大对中小企业政策扶持力度,打通银企间沟通渠道。     

数字普惠金融、资源配置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利用2011—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资源配置的视角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和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2）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资源配置结构优化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传导机制;（3）数字普惠金融的正向影响对传统金融欠发达地区、强金融监管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挥得更充分。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助于抑制企业金融化吗? ——来自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2007-2017年我国上市企业数据,围绕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融资约束企业之间的差异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显著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倾向,这种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二是从融资约束角度来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助于抑制高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化倾向,而对低融资约束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不显著。由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两点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全要素生产率在促进实体企业经营绩效改善中的作用,引导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走依靠公司治理改革、运营机制创新、组织管理变革等方式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内涵式发展道路,避免企业过度依赖要素资源特别是金融资源投入和资本运作来实现规模扩张、利润增加。二是要积极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改善金融资源供给结构并提升供给效率,将发挥好全要素生产率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作用与推动企业"去杠杆"有机结合起来,完善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绩效考核机制,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改善、企业价值提升作为经营考核目标,抑制一部分实体企业推行过度金融化的倾向。     

数字金融如何赋能文化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文化上市企业的证据

基于2011—2021年我国文化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探究数字金融发展对文化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显著提升文化上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且这种促进作用可以通过驱动技术创新、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来实现;此外,数字金融还因企业基本特征、信息披露质量以及市场竞争程度而表现出差异化影响。因此,要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价值发现功能和技术服务优势,为新发展阶段推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注入新的动能。     

股权质押、融资约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股权质押已成为现今资本市场上的一种普遍现象,是企业解决自身融资约束的重要手段。本文以2014年至2018年沪深两地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股权质押对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引入融资约束因素。本文得出结论:(1)企业的股权质押行为不会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随着股权质押比例的升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受到更加显著的抑制作用;(2)当企业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时,股权质押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将更加剧烈。     

数字金融、金融错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融资约束视角的分析

本文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基于中国A股非金融类企业进行经验检验.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能够有效改善传统金融中存在的"金融歧视"与"金融错配"问题.机制分析表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数字金融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途径.     

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以2011—2021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PKU-DFIIC）匹配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显著提升企业TFP。该影响具有延续性且呈现动态衰减趋势。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有效改善金融机构与企业间的“信息差”,压缩企业融资成本;资金流入企业后持续发挥蓄水池效应并便利企业研发创新,最终促进企业TFP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伴随数字金融发展,国有、大型、高成长性企业TFP提升尤其明显。此外,适度有效的金融监管、优质的营商环境也是释放数字金融服务功能的有利条件。研究结论为政策制定和调整提供了有益参考。     

绿色金融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7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0—2020年沪深两市主板工业上市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据,探究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实施,使得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质”和“量”都得到显著提升。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该政策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均存在促进作用,相较于重污染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该政策的实施更有助于促进非重污染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金融领域的一项重大变革,其自身的绿色属性和环境正外部性对加快构建绿色经济发展体系意义重大。本文从数字普惠金融的运行机制出发,选取2011—2019年我国28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影响,以及资源错配的中介作用和宏观经济要素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此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和重点城市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缓解资本错配和劳动错配,通过间接作用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就宏观经济要素而言,政府管理能力和城市创新环境在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中起到了强化作用,而传统金融的深化程度则对这一影响具有弱化作用。综上,应适度超前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稳步进行要素市场化改革;同时,政府也要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行适当监管和引导,通过优化创新生态环境等措施强化其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     

绿色金融、产业结构与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北大核心

现代工业绿色转型离不开绿色金融的大力支持,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绿色金融整体上正向促进了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经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度量指标、改变被解释变量的测算方法和增加控制变量等稳健性检验以后,结论依然成立。分时段回归发现,绿色金融能正向促进2012—2019年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能正向促进2003—2011年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实施能显著提高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二,绿色金融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绿色金融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最大,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次之,对东北地区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绿色金融对大型城市的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中小型城市。第四,对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解发现:绿色金融能显著促进城市工业技术进步,不能显著促进城市工业规模效率和城市工业纯技术效率。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应助力高耗能、高排放工业项目完成产业结构升级等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融资约束与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基于融资约束理论视角,采用A股非金融民营上市公司2011-2020年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能促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融资约束在其中起着显著中介作用;地区金融发展和货币政策冲击对数字金融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数字金融对成长期、第三产业和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尤为显著。本文结论对优化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助力民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重要启示。     

空间视角下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是衡量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指标,绿色金融则可以通过创新金融工具,将资金引导至节能环保的生产领域,助力经济可持续发展。文章分别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熵值法对省际GTFP和绿色金融进行测度,并根据相关检验结果选择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二者的关系,进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金融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利用200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研究了金融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地区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03—2012年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金融集聚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影响;银行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保险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促进作用,但作用效果不显著;证券业集聚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抑制作用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