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偏好、金融素养与家庭经济脆弱性

家庭经济脆弱性反映风险冲击对家庭消费和福利的影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当下,中国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VEP法构建家庭经济脆弱性指标,实证研究了在面临风险冲击时居民风险偏好和创业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民风险偏好显著降低了家庭经济脆弱性,金融素养对家庭经济脆弱性有显著的改善作用。从净效应来看,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居民风险偏好,进而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偏好和金融素养能够更有效地降低脆弱性较高家庭陷入经济困境的可能性。此外,合理配置家庭资产是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的有效途径,城乡二元差异以及家庭是否参与保险对居民风险偏好和金融素养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产生了显著影响。鉴于此,本文研究结论为家庭遭受风险冲击时的风险选择以及降低家庭经济脆弱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家族生命周期资本负债表、家庭金融脆弱性与破产概率

本文基于消费函数理论,构建家庭生命周期资本负债表,以此构建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分析框架;再利用破产概率理论修正现有衡量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理论——财务边界理论,即由静态向动态拓展并包含外部冲击,给出其一般形式的解和特殊分布下的显式解.本文利用易纲(2008、2020)文中和国家统计局中的相关数据,给出家庭资本负债表中流动性资产...     

数字金融、家庭财务脆弱性与返贫风险——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数字金融对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以及家庭财务脆弱性的非线性中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对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呈U型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返贫风险先下降后上升。第二,数字金融防返贫非线性效应的中介机制是通过家庭财务脆弱性实现的,数字金融的适度运用有利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防止家庭陷入贫困,但滥用会加剧家庭财务脆弱性,增加返贫风险。第三,金融素养较低、收入较低以及处于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家庭更容易遭受数字金融带来的负面影响。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推广应用数字金融的同时,注重防范金融风险;坚守数字金融的普惠本质,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对促进共同富裕的正向效应;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提升居民的金融素养和抗风险能力。     

人口结构转变与金融市场发展

文章分析了人口结构变动、居民财富增长和金融市场发展间的关系,通过实证研究,文章认为,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这一结构变动趋势下,未来股票市场可能面临下行压力,而固定收益类产品,尤其是债券市场将迎来发展机遇,但长期利率可能面临下行压力。     

人口抚养负担、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配置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家庭人口抚养负担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抚养负担的增加会降低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倾向,并降低家庭在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配置,而且少儿抚养比相对于老年抚养比具有更大的负向影响。家庭人口抚养负担对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影响更大。此外,本文发现家庭资产的积累、家庭收入的增加、风险偏好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都会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投资风险资产。经营个体工商业和购买自有住房则会"挤出"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投资,而年龄则呈现非线性的关系。     

家庭人口结构与家庭商业人身保险需求——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微观层面探讨家庭人口结构对家庭人身保险需求的影响。Probit和Tobit实证结果显示,家庭老年人口占比与家庭人身保险需求负相关,这意味着,人口老龄化对人身保险产品的需求会起到抑制作用。家庭少儿人口占比与家庭人身保险需求则呈正相关,这显示少儿人口的增加会推动人身保险市场的发展。家庭就业者占比对家庭人身保险需求有抑制作用。同时,缩小的家庭规模有助于增加对人身保险产品的需求。我们的研究对深刻理解当下中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及计划生育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金融脆弱性研究及我国金融脆弱性的生成原因

金融脆弱性泛指一切融资领域中的风险积聚。当前,我国的金融改革明显提速,金融业所蕴藏的风险正逐步显化,成为巨大的风险源,可能危及整个金融安全与金融发展。单纯以完全市场体系的金融标准来解释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行不通的,只有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金融控制、政府信用与信用环境的缺失、国有企业高负债的理性选择以及商业银行的高负债经营等角度才能更好地揭示我国金融脆弱性的主要成因。     

金融借贷、家庭创业与农户返贫防范——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2012—2018年四期调查数据,通过VEP方法测算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研究金融借贷的返贫防范作用及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借贷能显著降低农户家庭返贫风险,但借贷渠道不同,其返贫防范效果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仅非正规金融借贷与未来返贫概率存在“U”型关系。机制检验发现,家庭创业是正规金融借贷防范农户家庭返贫的重要机制,而非正规金融借贷不能通过创业产生收入效应和网络信息福利效应,其返贫防控作用不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借贷能明显降低非创业、弱社会资本、乡村、西部地区农户家庭未来返贫概率。     

人口结构、利率干预与消费金融效率

刺激消费需求是后危机时代中国政府及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消费金融效率为切入点,在拓展OLG模型和信贷配给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5-2014年的宏观季度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通过实证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以人口老龄化为特征的人口结构变动主要通过利率和收入路径对消费信贷效率产生一定的正向效应;以利率市场化和基准利率调控为主要特征的政府利率干预对消费金融效率的提高也具有积极意义;短期内人口结构与消费的协同和消费金融效率的提升需要政府进行适当的利率干预并配之以积极的应对之策。     

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金融脆弱性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我国重要的住房保障制度之一,其作用效果对家庭金融脆弱性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19年共五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我国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结果显示,缴存住房公积金显著降低了家庭金融脆弱性,对于有房有贷、无房无贷、“体制内”以及近期有购房意愿家庭的金融脆弱性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和提高家庭风险承担能力是住房公积金制度缓解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关键机制。     

企业融资与治理结构视角下的金融脆弱性研究

从企业融资与治理结构的视角出发研究金融脆弱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对此进行了理论探讨，并提出了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图。在此基础上，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进行了具体分析和讨论。研究表明，危机前东南亚国家不合理的企业融资体系以及公司治理结构是危机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从微观主体出发研究我国金融稳定内在机制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应该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加强股权和债权约束，进而促进经济金融的稳定运行。     

人口结构对家庭杠杆水平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研究中国人口结构对家庭杠杆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第一,家庭总抚养比上升将推升家庭杠杆水平;第二,不同年龄人群对杠杆的影响有明显差异,老年抚养比对家庭杠杆水平有负向影响,少儿抚养比对家庭杠杆水平有正向影响;第三,不同地区的家庭人口结构对家庭杠杆水平影响存在异质性,经济发达地区少儿抚养比推升杠杆的作用更大,经济落后地区老年抚养比降低杠杆的作用更;第四,家庭人口结构可以通过收入、支出以及借赁行为影响家庭杠杆水平。     

创新与金融脆弱性

金融系统是一个非线性的动态系统,具有周期运动的特性,形成这种周期运动的成因来自于金融系统内部的“自激振荡”和系统外部的“他激振动”,而根源在于金融系统的脆弱性。     

人口年龄结构、家庭资产结构与住房财富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省级年度面板数据,对住房财富效应与人口年龄结构、家庭资产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大部分地区存在正向住房财富效应,且人口年龄结构对各省市住房财富效应的边际影响为正,但老龄人口比重比少年人口比重的边际影响更大;住房资产占比对大部分省市住房财富效应的边际影响为负且影响程度较小;此外,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增加其边际影响呈现下降趋势,而少儿人口比重的增加会导致其边际影响逐步上升,住房资产占比的提高会使其负向边际影响逐渐增大。     

中国家庭偿债能力:衡量与影响因素

居民部门债务的快速增长和过度累积可能导致经济体系产生潜在的金融风险。本文以2011-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为研究样本,选取了综合衡量家庭偿债能力的指标,并根据宏观层面的不良贷款率对该指标进行校准。进一步地,本文基于衡量结果分析了我国家庭偿债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2011-2017年期间我国金融脆弱性家庭占比呈逐年上升趋势,且现阶段我国金融脆弱性家庭变动状况存在明显的人群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应警惕居民部门杠杆率过快上升的透支效应和潜在风险,关注低收入家庭的偿债风险。第二,购房预期收益上升使家庭产生加杠杆行为,导致家庭过度负债从而使家庭偿债能力进一步恶化。本研究对我国居民部门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有一定启示。     

金融脆弱性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本文在对国有商业银行金融脆弱性及其原因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应从解决法人治理、不良资产处置及资本金补充等问题入手,作者同时认为,促使商业银行经营机制发生根本性转变还必须辅之以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及允许一定程度的混业经营等相关政策改革。     

金融治理水平、金融压力指数与金融脆弱性——基于SVAR模型的分析

十九大以来,加快推进金融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已经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重要任务。完善金融治理体系、推动金融治理现代化进程、不断提升金融治理能力是维护中国金融稳定性以及金融市场良性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借鉴前人研究,构建我国金融治理水平、金融压力指数以及金融脆弱性指数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近十三年来我国金融治理水平、金融压力指数以及金融脆弱指数的走势水平,并基于SVAR模型探究了三者的动态相关关系。实证研究表明,金融治理水平的提升能有效缓解我国金融市场压力、抑制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家庭成员参加养老保险情况和家庭资产配置三者之间的关系有重要意义。通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数据,分析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程度对家庭成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情况的影响,以及二者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程度越高,家庭成员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越高,该效应城市高于农村;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程度越高,家庭持有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越低;养老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家庭收入较低时,替代效应较大。     

劳动力流动能否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研究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并且这一结果在更换模型估计方法与核心指标度量方法之后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对北方地区家庭、低人力资本家庭以及老年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亲缘关系、父辈禀赋、外部身份与社会地位等维度下,劳动力流动对低社会网络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缓解作用更大。     

中国金融脆弱性的成因、表现及分析

本文从金融脆弱性理论发展出发,对中国金融脆弱性的程度和原因做了探讨,指出中国的金融脆弱性主要是由金融制度的脆弱性引起、表现,并对银行领域表现突出,最后对中国金融脆弱性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