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对组织绩效的双重调节作用——来自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我国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增长,进一步催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需求,进而推动企业提质增效与创新发展。以深沪两市A股公司为研究对象,本文利用2011—2020年期间的面板数据,从运营成本和运营效率两类绩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组织绩效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组织绩效具有双重调节作用;数字化转型对流动资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有正向促进作用;数字化转型并没有降低销售费用,反而提高了销售费用率;数字化转型对存货周转率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对营业成本率有反向抑制作用。最后,提出了高度重视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成功因素、企业管理者要避免管理者短视、加强数据的管理和保护等对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与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生产过程与商业模式的异质性研究

能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关乎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与绿色创新。本文基于2007—2021年A股上市能源企业面板数据，利用企业年报文本分析方法刻画数字化转型强度，并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两个方面即生产过程数字化转型和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分别考察其对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渠道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整体层面还是生产过程和商业模式层面，数字化转型都能显著提升能源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且生产过程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强度明显高于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运营成本、缓解融资约束、强化社会监督，进而增强能源企业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对国有能源企业、新能源企业以及成熟型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得到更充分的释放。因此，要营造数字化转型良好生态，畅通数字化转型信息传导机制，在转型政策制定和实施中注重精细化和差异化。     

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创新绩效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绩效的效应与作用机理进行讨论很有必要。基于技术创新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2010～2020年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创新绩效,并将动态能力细分为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探讨其中介效应,总结出“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创新绩效”这一作用路径。主要结论如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旧可靠;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创新能力、吸收能力、适应能力,且三者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着显著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低市场化程度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创新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提供了微观证据,为企业推动数字化转型、发展动态能力、提升创新绩效提供了明确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审计质量吗？——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检验

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融合的重要方式,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综合考虑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三个阶段及其特点,利用文本挖掘和人工阅读相结合的方法,从二维角度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采用多时点DID模型,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和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来提高审计质量;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企业数字化技术应用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而商业模式创新作用并不明显;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审计质量的提高主要出现在盈利、机构持股较高及非国有企业里,并且在2015年国家实施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产业政策方案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审计质量的作用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结果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审计后果,为注册会计师应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错报风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人力资本配置倾向性

基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背景和企业人力资本配置视角,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力资本配置倾向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人力资本配置规模和质量。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提升内部管理能力和增加创新投入促进企业人力资本配置规模和质量提升。异质性检验发现：在中西部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和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力资本规模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在东部地区、非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企业创新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本文的研究将微观企业行为拓展至劳动经济学领域,为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解决就业问题、实现高质量就业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

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对此,本文选取2009—2019年深沪两市A股主板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其中内部控制质量和创新在二者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东部地区企业、所处地区营商环境较好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本文不仅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实施路径,还为政府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计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创新

持续创新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灵魂，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发展如何赋能企业创新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以2009～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视角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基于不同方法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在数字化驱动创新的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传导作用，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信息披露质量进而推动企业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西部、东部地区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的效果也略强于东北部、中部地区，其中西部地区最为显著。     

环境税收优惠、创新要素流动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

文章以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深入探究环境税收优惠、创新要素流动与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创新要素流动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具有积极的促进效应;环境税收优惠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具有积极的促进效应;环境税收优惠对创新要素流动和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增强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数字化转型与中国企业创新

“一带一路”倡议问世十年，为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高水平的开放也为中国企业创新提供了机会。本文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文本挖掘和人工判断相结合的方法从微观层面对参与“一带一路”共建企业进行认定，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深入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参与企业创新“增量提质”。此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内生性分析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研发投入效应和创新网络溢出效应促进参与企业创新数量与质量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正向调节“一带一路”倡议与参与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对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对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协同还能促进高科技企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国企业创新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对中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数字化与双碳背景下的管理会计应用——以A公司为例

目前我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数字化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的背景下,经济社会将发生系统性的变革,企业面临着数字化转型和低碳转型的挑战,会计的作用更加向信息分析和管理靠拢,管理会计的应用越来越得到重视。本文结合A公司案例分析,倡导企业将管理会计运用到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可持续发展中,对资源进行合理优化配置,进行绿色可持续发展,激发创新活力,促进企业长期发展。     

创业导向、动态能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以我国2015—2022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创业导向—动态能力—数字化转型”路径机制,研究发现：创业导向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业竞争程度强化了这一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创业导向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动态能力来促进数字化转型;异质性检验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而言,在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中,创业导向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强。研究结果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微观层面的前因研究及路径机制,对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经济系统具有重要启示。     

管理者能力、企业数字化与内部控制质量

本文以2010—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背景下管理者能力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能力与内部控制质量之间呈现倒U型特征，即当管理者能力处于较低水平时，管理者能力会显著提升内部控制质量；管理者能力处于高水平时，管理者能力反而会显著抑制内部控制质量。为解决这一悖论，本文引入企业数字化这一调节变量，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不仅对内部控制质量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且能显著调节高管理者能力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抑制作用。     

数字化转型提升了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吗？——来自中国A股工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0—2021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企业为样本，运用EBM-GML模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并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提升效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稳健且显著地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管理效率在其中均起到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两高”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东部及南部地区企业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应重视数字化转型的战略价值，促进数字化加速融入能源管理体系；发挥数字化转型优势，赋能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引导和监督，推进数字化健康发展。     

动态能力、员工创新行为与数字化转型

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在线支付系统等数字技术的出现，数字化正在深刻影响企业的内外部环境。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探讨企业动态能力、员工创新行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机制。使用多元回归方法，对11个省市23家数字化转型制造企业的207位企业员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表明：企业动态能力显著影响数字化转型目标；员工创新行为在企业动态能力与数字化转型目标之间起中介作用；组织激励和组织目标一致性调节企业动态能力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同时还调节员工创新行为与数字化转型目标的关系。因此，数字化转型企业要积极构建动态能力，激励员工创新活动和培养大数据人才，加强绩效管理引导员工行为与数字化转型目标保持一致。     

政府数字化转型补贴的创新效应及其区域差异——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技术跃迁理论视角，采用2007—2021年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通过关键词筛选和人工比对相结合的方式确定政府数字化转型补贴及其补贴强度，运用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对数字化转型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因果关系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政府数字化转型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且对策略性创新绩效的影响大于实质性创新绩效，存在更重数量的策略选择效应；二是数字化转型补贴的创新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中西部地区、大城市及以下规模城市中发挥更强的专利产出激励作用；三是企业数字化水平在数字化转型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因果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验证了企业数字化水平是数字化转型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影响机制之一。     

“与时俱化”还是“望而却步”:管理者投资视域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但企业管理者并非都具备长远战略目光。本文基于高阶理论构建不确定条件下的投资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上检验了管理者投资视域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显示：管理者短视显著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管理者短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尤其是底层技术嵌入的抑制作用在高竞争行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风险承担水平和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缓解管理者短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短视的管理者通过削减研发投入和信息化投入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因此，应重视企业管理团队建设，充分发挥管理者人力资本的增量作用；强化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积极完善机构投资者的外部监督机制；明确企业自身战略定位，有序推进底层技术嵌入与技术实践应用。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供应链弹性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是值得探讨的重要话题。构建“数字化转型（数字化策略、数字化能力）→供应链弹性→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基于PLS-SEM对210家中国制造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数字化策略对数字化能力、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弹性、供应链弹性对创新绩效均有积极影响,且供应链弹性在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研究从理论上揭示了数字化转型通过供应链弹性提高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为企业更好推行数字化转型以构建供应链弹性,从而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实践指导。     

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国有示范企业治理效率

随着物联网以及大数据等技术的更迭升级与广泛应用,通过数字化提升国有企业治理效率变得愈发重要。选取2003—2022年入选“双一流”示范企业名单61家A股上市国有示范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数字化转型程度对国有示范企业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程度与国有示范企业治理效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随着数字化转型程度由过渡阶段上升到适度阶段,其对国有示范企业的影响由抑制效应转为促进效应;Utest检验结果表明,现阶段绝大多数国有示范企业处于“阵痛区间”,表现为对治理效率的负向影响;数字转型程度“U”型影响资本密集型行业和东部地区的国有示范企业的治理效率,负向影响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中西部地区的国有示范企业的治理效率。因此,管理者要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两面性;企业应遵循与自身发展相契合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政府应科学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持续夯实数字化转型的基础环境。     

数字化转型能提高企业竞争绩效吗——基于供应链价值管理的视角

运用2008～2019年深交所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供应链价值管理的视角,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竞争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的竞争绩效;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可以扫除企业供应链价值管理中的组织障碍、诚信文化障碍、员工素质障碍和管理者才能障碍,进而提高企业的竞争绩效;在小规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竞争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双元创新

以2007～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运用大数据文本挖掘技术获取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的投入水平,且对探索式创新投入的提升作用更大;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公司治理、提升人力资本素质等提高企业的双元创新投入;这种提升效果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并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因此,应制定相关支持政策和监管措施,深入研判企业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稳步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大双元创新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