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师关注度对企业信用评级的影响——基于媒体报道的中介效应研究

以2010—2020年沪深两市发行公司债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分析师关注度、媒体报道与企业主体信用评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度能有效提升企业主体信用评级,媒体报道在分析师关注度与主体信用评级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分析师关注度主要通过提升媒体关注度这一路径对企业信用评级产生影响。考虑评级机构声誉异质性影响,将总样本分为高声誉组与低声誉组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度对企业信用评级的正向作用以及媒体报道的中介效应只在高声誉组中成立,即高声誉的评级机构更关注分析师通过媒体传递的信息,提升企业主体信用评级。研究结论拓宽了外部信息环境对信用评级的影响,补充了证券分析师和媒体在资本市场中的外部治理作用,丰富了评级机构声誉治理机制的研究。     

政府审计独立性提升能否抑制地方国有企业过度负债?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要一环。本文以2008-2020年地方国有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省以下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改革试点为背景,考察了政府审计独立性提升对企业过度负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审计独立性提升能够有效抑制地方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行为,且这一效应在改革较为彻底、审计执行力度较强和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降低内部代理成本和减少政策性负担是该效应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此外,政府审计独立性提升不仅降低了地方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水平,还促进了企业的创新活动,提高了企业绩效。本文为有效发挥政府审计监督作用、推进过度负债企业“去杠杆”提供了有益借鉴,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供了理论支撑。     

企业数字化转型、社会责任与非效率投资

本文使用python爬取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年报以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非效率投资的关系，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在其中的作用。实证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减少过度投资和缓解投资不足，企业社会责任在数字化转型与非效率投资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即企业数字化转型会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进而缓解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问题。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区域以及民营性质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

选取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股价同步性,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从作用机制检验看,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减少内部盈余管理和提高外部分析师关注度两条路径来降低股价同步性。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企业和处于较低不确定性环境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同步性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数字金融如何影响制造业碳排放——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视角

以2012—2020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制造业直接碳排放、间接碳排放和总体碳排放，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数字金融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非国有企业和大企业中数字金融降低制造业碳排放的效应更强；第三，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来降低制造业碳排放，该影响机制在替换数字化转型的指标后依然存在。进一步分析发现，现阶段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中介效应主要来源于数字技术进步，数字技术实践应用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研究为数字金融降低制造业碳排放提供了新视角，对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数字金融发展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2011—2019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并分析了资本转移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一是数字金融不仅可以通过增强金融中介的竞争能力、降低金融服务成本、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直接抑制区域性金融风险,而且能够通过促进资本转移提高风险的防范和应对能力,间接抑制区域性金融风险。二是数字金融对我国东西部地区的金融风险具有显著的抑制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在金融监管的调节下,对区域性金融风险产生了促进作用,侧面反映了金融监管同步的重要性。本文研究结论为在数字金融背景下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给予了诸多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选取A股上市商业银行2011～2020年数据作为样本,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数字化转型影响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传导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数字化转型整体上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且数字化转型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影响呈现异质性;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成本降低效应来影响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全要素生产率和成本收入比在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影响自身经营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据此,商业银行应加大数字化业务创新,积极开发适合数字化推广的金融产品,更好地发挥数字化可能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成本降低效应的中介作用;区域性商业银行应强化与金融科技企业的合作,逐步补齐数字化短板等。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数字技术正在全面融入经济社会的各领域和全过程，企业经营管理的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本文以2013—2020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价值。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内部控制水平、降低融资成本两条作用路径提升企业价值。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具有更明显的价值提升效应，而对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则效果不明显。本文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有助于鼓励企业主动推进数字化转型，并为政府部门出台促进数字化建设、努力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过度负债企业去杠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本文采用2011-2019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数据,选取其中的过度负债企业,实证研究了过度负债企业去杠杆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过度负债企业去杠杆可以提升企业绩效;在影响路径方面,财务风险在过度负债企业去杠杆对企业绩效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为结构性去杠杆提供一定的启示,即企业应当根据自身情况确定合理的资产负债比率,规避经营风险。     

绿色治理对企业过度负债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的视角

文章以2009—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过度负债的抑制作用。实证结果显示,良好的ESG表现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过度负债水平,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检验的结果显示,良好的ESG表现能够通过缓解企业的代理冲突和融资约束来降低企业过度负债水平,而是否重污染行业企业、产权性质、企业数字化水平在ESG表现降低企业过度负债的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文章丰富了ESG表现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同时为降低企业过度负债提供了新的思路。     

数字金融助推了家庭债务风险吗?——基于CFPS的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以CFPS数据库2012—2020年五次抽样数据为样本,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对中国家庭债务风险的作用机理。结果发现,第一,数字渗透和金融自由化等市场因素导致过度授信和过度借贷,破坏了家庭负债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第二,数字金融使用广度和金融数字化程度的提升推动了家庭负债上升,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提升则会对家庭债务风险发挥一定缓释作用;第三,数字金融通过房地产价格渠道提高了家庭房贷负债比,对家庭债务扩张产生中介效应;第四,数字金融对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对高负债家庭、城镇家庭和东部发达地区家庭作用显著,但强度随家庭收入上升而下降。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结果均支持本文研究结论。     

分析师关注、媒体报道与企业ESG表现——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

本文以2011—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索分析师关注度、媒体报道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分析师关注可以显著提高企业ESG表现，且这种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媒体报道在分析师关注度与企业ESG表现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分析师关注度通过提升媒体关注度可以对企业ESG表现产生影响。基于此提出：企业管理层应高度重视分析师、机构投资者与财经媒体的影响力，监管部门做好资本市场守门员的角色，投资者应当着眼于企业的“长期投资价值”，国有制造业企业应积极提升其ESG表现等政策建议。     

高新技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基于双元创新的中介效应

以2012～2020年中国A股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借助爬虫技术获取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相关关键词,基于双元创新中介效应视角实证检验高新技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企业价值,突破式创新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之间具有中介效应,渐进式创新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非国有企业和规模较大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更为显著。     

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基于“沪深港通”样本的多期双重差分分析

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背景下,企业短贷长投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基于“沪深港通”这一准自然实验,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抑制了企业短贷长投问题,缓解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中介机制分析表明,“沪深港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分析师关注和提高市场流动性能够抑制企业短贷长投问题。进一步研究发现,当样本企业是非国有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以及机构持股比例较高时,“沪深港通”抑制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效果更好。研究结论为理解企业短贷长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对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具有实践意义;同时丰富了资本市场开放在微观领域的经济效果研究,为进一步推进资本市场纵深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基于研发投入和研发效率视角的分析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主要方式，其创新效应备受关注。本文构建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理论模型，以阐述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利用2010—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异质性表现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产出，并且此效应对规模较大、资产专用性较低的企业，以及处于产权保护更好地区的企业的影响更明显。中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和研发效率促进企业创新，其中研发投入的提高得益于数字化转型情形下的利润保障机制和成本控制机制，研发效率则源自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数字化转型有望成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抓手，未来应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完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构建良好的数字营商环境，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数字化转型与股价信息效率:效应与机制北大核心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7—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数字化转型对股价信息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股价信息效率。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代理冲突、增加前瞻信息和风险信息披露、降低分析师预测误差来提高股价信息效率。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提高股价信息效率的效应在内部控制水平低、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的企业更显著。本文为有关部门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改善资本市场信息环境提供了实证依据。     

地方政府债务影响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基于房地产市场和商业银行视角的研究

本文基于房地产市场和商业银行双重视角,利用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债务对金融风险的风险传递关系和传导路径。实证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的财政风险转化为房地产市场风险和商业银行风险;同时,土地财政、信贷扩张和影子银行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传导路径。为防范金融风险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应降低金融部门与地方政府债务的关联,厘清金融与财政的关系。     

债转股的运行风险及其防范

债转股是我国目前正在推行的一种旨在化解金融风险和降低企业负债率及财务费用负担的重大经济措施。其具体做法是将企业对银行的一部分过度负债，由银行出面委托第三者管理，变成第三者对企业投资和注入资本金，由第三者负责盘活资产，以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率，改善银行的资产质量，化解潜伏的金融风险。然而，债转股是否真的可以化解全部的金融风险，是否还会带来其他风险？笔者拟就债转股的运行风险及其防范谈点粗浅的看法。一、债转股运行过程中的博弈风险从银行的角度看，其债权资产和相对应的债务企业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企…     

企业数字化转型、坏消息隐藏与股价崩盘风险

基于2010-2020年度上市企业样本,本文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其中的作用机制在于数字化转型缓解了企业内部人的坏消息隐藏。围绕坏消息隐藏展开的横截面差异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崩盘风险的降低作用主要存在于信息环境不透明及治理水平较差的企业。此外,本文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也可以降低同行业内及供应链上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产生正的外部性。本文提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自身股价崩盘风险及其溢出效应的经验证据,不仅从金融市场稳定视角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也对国家进一步推进企业数字化变革、建立防范金融风险的长效机制具有现实意义。     

证券分析师对企业杠杆操纵的治理——基于信息中介和市场压力的双重效应

作为外部治理力量，分析师日益受到学界与实务界的重视，但现有研究对分析师的治理效应尚存分歧。鉴于此，本文综合考虑了分析师的“信息中介效应”和“市场压力效应”，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分析师对杠杆操纵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分析师对杠杆操纵具有双重治理效应，二者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分析师关注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抑制杠杆操纵；机制检验表明，两类代理成本、信息不对称是分析师对杠杆操纵产生双重治理效应的主要实现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分析师与杠杆操纵间的倒U型关系主要存在于商业信用融资能力较弱、低股权集中度、低市场化程度的企业中。这些研究结论为更好理解分析师的双重治理效应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我国完成“去杠杆”的任务，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