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字在日语中的生命力

明治维新以来，随着西学在日本的兴起，部分日本人便想丢弃中国文化。于是就有了“脱亚入欧”、“汉字废止”之类的论调；汉字在日语中的使用量也明显减少了。那么，汉字最终会在日语中消失吗？笔者依据日本文化之根，中日现实交往之需要和对可以预见的未来日语发展之展望，得出否定性的结论。     

经济文化学的亚洲解读——涩泽荣一《论语讲义》经济理念

解说东亚发展的精神支持，这是东亚现代化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也是一个“韦伯式的问题”。涩泽荣一创立日本第一国立银行，有“日本资本家之父”之称，为日本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涩泽荣一主张：商人之一生当如穆罕默德一手持剑、一手经卷那样，一手持算盘，一手持《论语》，以儒家精神指导工商经济活动。他说：“从来学习《论语》者，皆将仁义道德与生产殖利分为两物，此乃大谬也。必将合二为一，方得其真旨。”东亚传统文化在他那里被“圆熟”地与经济事业融为一体。     

日本的军事大国化与“普通国家化”——读《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日关系的发展》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内政治的变化，“普通国家”地位成为日本国家战略追求的目标。与之相适应，在探讨中日关系发展时，军事大国化、“普通国家化”等词汇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其中，相当多的人将军事大国化等同于“普通国家化”。例如，日本前副首相后藤田正晴指出，海湾战争后小泽一郎提出的“普通国家论”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利用军事力量为国际社会做贡献；日本学者志方俊之也认为，所谓“普通国家”是指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为了同盟的共同目的使用现在位居世界第二的常规武器。我国国内从事日本研究的人，多数也持有这种观点。     

日本企业文化的主要内涵及形成原因浅析

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腾飞,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其主要原因是得益于日本的企业文化。团队合作精神与创新精神是日本企业文化的主要内涵,日本民族渴望成为强者和务实的传统心理对其企业文化的影响,以“忠”“和”为核心的民族宗教对日本企业文化也有深层的影响。     

日本企业文化特点与我国企业文化建设

发端于中华儒学思想的日本企业文化是日本“经济奇迹”的内在动力,以“家”理念、团队精神和人本主义为特点的日本企业文化,作为东亚企业文化的成功代表具有科学合理的一面,但也有其局限性。在我国企业文化建设中,要借鉴日本企业文化的成功经验,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实现企业文化内涵与形式的统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大”“小”混杀孰胜孰殆——北京便利店，遭遇寒流

自打有了“全球经济”，便有了“外来”与“本土”之分。“外来”叫的不够狠，于是又有了“狼”这个比喻。狼啊狼，叫了很多年，越叫越凄惨，越叫越没了力气。不仅中国，日本也是如此。但是，日本却有“杀狼锏”。在很多行业百试不爽，所向披靡。 例如，便利店行业……[编者按]     

圆爱系统：温馨如语爱满疆

“圆”、“爱”二字源于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含义。《易经》云：“犹圆之不穷，故蓍之变通则无究，神之象也。”圆乃变幻无穷之意，变则通，通则达，圆为通达之路，成功之道。     

莎士比亚之“名”与莎士比亚之“实”——从莎士比亚剧作的著作权争议说开去

西方文化界和学术界曾大打莎士比亚著作权争议之战，莎士比亚一度被炒作为一个难解的历史文化之谜，中国也深受其影响。笔者认为，在莎士比亚著作权争议中，最大的偏激之处在于争论者过于关注莎士比亚之“实”。区分莎士比亚之“名”与莎士比亚之“实”有着特殊的意义，应更多地关注莎士比亚之“名”，而少纠缠于莎士比亚之“实”。     

从“腹”的本义和扩展义看“腹”惯用句的意义

日本人认为，“腹”中有灵魂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人是用“腹”来进行思考的。因此在日语中，产生了许多关于“腹”的惯用句，这些惯用句是建立在“腹”的本义和扩展义基础上的，并体现出了日本人的精神现象和日本的社会文化现象。通过分析“腹”的本义和扩展义，可以更加清楚“腹”惯用句所表达的意义及其所体现的日本文化。同时根据学生学习和掌握惯用句的现状对日语教学提出了几点建议。     

日本人撰写的对联

与我国仅一水之隔的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其文人学士也深谙对联之道。有一个日本文人曾写下这样一副格言式对联：     

我国技术引进的问题与对策

有人总结出日本引进技术的一个公式，即“一号机引进，二号机国产，三产号出口”。与之相比，我国的很多技术引进，似乎也有一个公式，叫做“一号机进口，二号机进口，三号机还是进口”。     

从文化根由解读我国的法制效应为何弱于美国、日本

美国、日本和我国都是当今世界瞩目之国，其三国之文化和社会风范也越来越引人关注。但一般的认知是，我国社会的行为准则关系网太甚而法制效应不足，远不能与美国、日本相比。究其原因，从文化根由可得到解读。     

秦关中祭祀文化体系述论

秦关中是华夏祭祀文化的重要发源地；秦的祭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映”，使郊祀文化获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秦人关中祭祀文化体系是逐步完善和发展起来的：首先，“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畴用事上帝”，建立了“畴祭”文化体系；其次，保持关中“唯雍四畴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的民间信仰发源地地位；最后，建立了“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的全国祭祀文化核心地带。总之，秦奠定了中国封建时代祭祀文化的基础，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孟浩然《临洞庭》张丞相考证

《临洞庭》是孟浩然求荐之作。关于张丞相其人，学界尚有争议，或以为是张九龄，或以为是张说。本文通过相关资料的辨析，考证《临洞庭》乃开元五年，孟浩然游洞庭，干谒张说而作，张丞相即是张说。     

论湖南稻作文化旅游开发

湖南作为世界重要的稻作文明发源地,丰富的稻作文化极具旅游开发价值.文章分析了湖南稻作文化的内容、特点、旅游开发现状,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论新时期中国电影中上海影像的文化内涵

新时期中国电影中的沪片、沪地、沪人、沪事及沪风等基本元素共同构建了上海影像的文化内涵。沪片自始至终具有求新、商业、通俗等美学特征，而此正印证着海派文化的特质并与海派文化的回归趋向相契合。石库门弄堂作为沪地“地景”之一投射着导演对海派文化的本体性认识；女性是电影中最能代表“沪地”之中的“沪人”。沪片中之沪事不仅有都市传奇故事所营造的旧上海之乱世想象，也有上海现代都市故事。沪片中的视景不仅营造了怀旧之沪风，也彰显着现代化的沪风。     

公益慈善史比较：史观、制度与主体选择--兼论“社会进化论”与“文化类型观”

公益慈善史比较，在“社会进化论”与“文化类型说”两种史观的影响下，形成了“公益—私利”与“儒教—耶教”的事实分野，以及“扬公灭私—褒私抑公”与“贬儒褒耶—贬耶褒儒—儒耶并褒”的价值分歧。应该说，上述理论在经验与逻辑上均有缺陷，并在实践中带来很多问题。但应该为此负责的，绝不是人们对理想主义或世俗主义的追求，而是不受制约的霸权制度借“理想主义”（不管是科学的还是道德的“乌托邦”）或“世俗主义”（不管是社会公益至上还是民族利益本位）之名实行强制，造成科学与良知、理论与实践、公益与私益、个人利益与民族权益的多重灾难。追求“由劣而优”的制度变革，应当是人类的普世理想。但“普世的理想”并不等于“普世的客观进化规律”，每一民族的历史道路都有其特殊性，它可能由劣而优，也可能由优而劣。阻碍人们实现由劣而优之制度变革的主要因素也不是某种“文化基因”、“客观规律”或“意识形态依赖”，而主要就是“既得利益依赖”，因此才会出现所谓“知其不应为而为之”（明知是劣的制度却去迎合）和“知其应为而不为”（明知是优的制度却不争取）的知行悖论。然而，所谓“既得利益依赖”也仅仅是“依赖”而并非“锁定”，能够选择是人与动物的分水岭，虽然人们的选择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完全自主，但人绝不是任何“决定论”程序锁定下的机器，用“普遍客观规律”或“特殊文化基因”为强权与犬儒开脱，是放弃选择权利、同时推卸社会责任的做法。制度的变革、社会的进步最终还是取决于作为历史进程参与者的每一个人的每一次选择所形成的努力之和。作为人类智力与精神产品的“社会进化论”或“文化类型观”，是可以通过“能指革命”的方式，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思想支援的。     

谈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的文化理念

<正> 企业文化理论作为对众多优胜企业管理的科学总结和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创造性发展,自80年代创立以来,不仅流行于欧美、日本、韩国等许多国家,而且很快在我国也引起了“企业文化热”,形成了理论界和企业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的研究和实践活动。现在,企业文化被世人称为是具有“魔力”效用的引导企业职工群体精神世界的“无形之手”。企业文化之所以能够影响群体的行为和组织的效能,在于它更加深刻地揭示了管理以“人”为中心的本质,即企业职工作为现代“文化人”,他们的思想接受着包含信念、价值观、理想、目标行为准则、     

马家浜文化与稻作起源研究

如果将稻作起源看作是一种发展过程,那么马家浜文化应该属于这一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过渡阶段.目前马家浜文化的材料积累已经十分丰富,生态环境研究也日益细化.作为经济发展过程的稻作农业,马家浜文化研究应该可以提供十分关键的从狩猎采集向成熟稻作经济过渡的重要线索,这需要我们从马家浜文化的时空范围来全面分析这一进程的具体细节.     

黑暗中的追寻——论晚清政治小说的兴起

晚清时期，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清政府主导的“新政”变革已经无法有效应对时代变革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接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念成为他们改变中国命运的不二法门。在以“救亡图存”为号召的政治运动中，缘于英国，盛行于日本，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小说进入中国政治活动者的视野，适应了清末求新、求变的社会心态，成为晚清小说创作的第一个主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