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比较理论视域下的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

从社会比较理论的视角研究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把中国社会综合调查项目（ＣＧＳＳ）２００５作为主要的数据来源,应用序列逻辑回归的统计方法,对影响我国农村居民的生活幸福感的因素进行了论证与分析,得出对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的有婚姻状况、年龄等个体因素和与朋友亲密度、生活纠纷等社会因素的结论。     

教育错配会影响工作满意度吗——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基于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有序Logit模型研究了教育错配对劳动者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 表明,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均降低了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过度教育具有工资惩罚效应,教育不足具有工资溢价效应,工资收入在二者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分别起中介作用和遮掩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     

区域经济差异对农村劳动力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对安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对农村劳动力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主观幸福感在需求层次方面呈现跃升趋势;个人孤独感值、人均公共支出、家庭财产和个人收入是农村劳动力主观幸福感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人均GDP作为影响农村劳动力主观幸福感的基本因素,可能存在门限效应。总体来说,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变量是影响农村劳动力主观幸福感不可或缺的因素;区域经济差异的幸福效应弱于受试个体特征差异的幸福效应,但是区域经济差异对受试个体特征差异存在宏观上的综合性影响。     

资源错配视角下的产业结构失衡研究——关于错配指数的测度与分解

从资源错配的视角重新审视三次产业和不同所有制部门的发展及其失衡状况,通过改造传统的生产函数,推导和计算衡量资源错配程度的指数,并在分解和区分产业内绝对错配指数、要素的自价格错配指数和产业间相对错配指数的基础上,建立起资源错配和产业结构失衡之间的内在逻辑,从而为理解产业结构失衡提供一种新的理论基础.     

子女受教育程度对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在代际关系的视角下,子女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其赡养行为以及父母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父母的主观幸福感。本文基于CFPS2018年的数据,探讨中国子女受教育程度对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得到主要结论如下:（1）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父母主观幸福感水平有积极作用,解释了在家庭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们偏向于舍弃孩子的数量而成就其质量。（2）子女受教育程度对父母主观幸福感影响程度在父亲和母亲、城乡及不同年龄段父母之间存在明显差异。（3）父母主观幸福感水平还会受其个人受教育程度、年龄、婚姻状态、收入、子女性别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研究,从降低生育成本、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错配研究

货币错配是开放型经济普遍存在的一个客观现象,是最近二十多年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危机高频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使得解决危机的成本变得更为高昂。发展中国家应该理解货币错配形成的机理,高度重视货币错配带来的负面影响,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和控制货币错配风险,维护自身金融安全。     

社会支持对警院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为了了解警院学生主观幸福感并从社会支持影响角度来探讨主观幸福感的评定,采用现有的《幸福感指数量表》和《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对310个警院学生进行了调查分析,发现警院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与理想均值相比处于中等水平,但与以往研究相比,明显偏低。同时发现社会支持对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尤其是能够有人与其一起分享快乐与忧伤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应对高职院校学生给予更多关注,尤其应促进其人际交往能力的提升及应对压力能力的发展。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自我效能感的相关研究

为了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自我效能感的基本状况,并探讨两者的关系,采用主观幸福感量表、自我效能感量表对漳州师范学院的400名学生进行集中施测,并采用spssl2．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及系别差异;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不存在显著的系别差异及性别差异;主观幸福感与自我效能感之间存在极为显著的正相关;自我效能感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力较高。     

“寂静”的大多数：噪声污染与居民幸福感

噪声污染不仅是社会治理问题,更关系到国民幸福感。利用CHIP、CGSS、噪声污染司法文书数据,发现噪声污染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对象“歧视性”。噪声污染由于缺乏流动性和饱含消逝性,拥有低收入群体锁定效应。噪声污染不仅会作为环境污染对居民幸福感产生直接影响,还会通过影响居民对机会不平等、收入差距、经济预期、阶级流动性、社会关系等问题的感知降低其主观福利。人口规模较大且缺乏追诉渠道的低收入群体成为噪声污染问题的主要承担者。噪声治理不仅可有效保障“寂静”大多数的合法权益,还有助于提高低收入者的主观幸福感,进而促进社会福利水平整体提升。     

社会医疗保险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样本微观数据,分析居民社会医疗保险的参保现状以及主观幸福感的分布特点,探讨社会医疗保险参保状况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医保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通过"身体健康状况"及"社会公平感"两个中介变量产生。为了提高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要从加快城乡医疗保险整合的步伐、完善医疗保险的补充项目以及提升医疗保险给付水平三个方面入手,注重制度的公平性,同时提升医保的可及性、有效性,从而改善居民健康状况,达到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目标。     

公平感:教育公平的深度价值追求

教育公平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结合,这也日益成为人们衡量教育公平的学理基础。但长期以来,人们在教育公平追求中形成了重事实、轻价值判断的取向,使客观公平事实的改观并未能完全满足人们主观觉知意义上的公平感受。公平感是公平追求中被人们忽略的价值量度,又是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维度,理应成为教育公平的深度价值追求。当前,要消除人们对教育公平的误解,一如既往地改善教育公平发展的硬件环境和条件,由此不断提升教育发展的质量,维护和提升教育参与者的主观公平感。     

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

基于攀比理论和扩展的效用函数,构建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理论基础,使用２００９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居民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从总体来看,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不同的收入组来看,收入水平的增加对低收入者幸福感的增进意义较大,但对高收入者的影响较小。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且较强的增进作用。相比最低收入组,更高收入分组的个人拥有更高幸福感,且相对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本文的政策意义是：政府不应仅仅关注居民收入水平的绝对增长,更要关注收入结构的调整变化,只有同时促进量的增加和结构的优化,才能不断提升中国居民的幸福感。     

谁偷走了你的工作幸福感

对大多数人而言，工作不仅意味着付出时间和精力，得到价值感和薪水，还有压力、厌倦等困扰。“工作中的幸福感”对许多人来说有点儿奢侈。是谁偷走了你的工作幸福感？找到不幸福的理由，也许就找到了通往幸福的捷径。     

高铁开通与长江经济带资源错配：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

首先,系统探究了长江经济带高铁开通影响资源错配的内在机理。其次,基于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考察了高铁开通对于长江经济带地区间资源错配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高铁开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长江经济带已开通高铁城市的劳动力错配水平,并对长江经济带已开通高铁城市的资本要素错配具有轻微改善效应,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2)高铁开通对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资源配置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高铁开通对于劳动力要素的“涓滴效应”集中在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虹吸效应”集中在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3)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高铁开通促进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加速流动,改变区域要素配置格局,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即劳动力流动和资本要素流动是高铁开通影响长江经济带城市间资源错配水平的传导机制。最后,从推进高铁网络建设,制定差异化投资政策、加快配套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合理布局地区间产业体系等角度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金融风险投资对家庭幸福感影响的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将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方法结合使用,以家庭为单位研究金融风险投资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短期内,金融风险投资可以显著提升家庭幸福感,但在长期内,金融风险投资并不能带来家庭幸福感的提升.同时创新性地从收入效应和风险效应两个角度对其影响机制展开研究,发现在收入增长率较高、持有低风险投资态度的家庭,其金融风险投资可以显著提升家庭幸福感.此外,金融风险投资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在城乡差异、婚姻状态和性别上表现出异质性.因此,增加家庭财产性收入,根据家庭特征差异量身定制金融投资产品促使更多家庭参与投资,将对促进中国家庭幸福感的提升和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政治技能对职场排斥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

职场排斥在组织中广泛存在,其破坏性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文章以华北地区22家企业262名员工为样本,通过多元回归统计分析,探讨政治技能对职场排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政治技能对职场排斥有负向影响,对职场友谊有正向影响。说明政治技能有助于减少职场排斥,增强职场友谊;职场友谊在政治技能与职场排斥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组织公平感负向调节政治技能与职场排斥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