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政府治理与经济增长 ——基于东盟国家的经验证据

东盟作为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区域,一直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关注对象。评估东盟各国的政府治理水平,可以更好的判断投资环境、识别风险,助力双方互惠共赢。本文通过构建东盟国家的政府治理指数,实证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东盟国家政府治理对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东盟国家的政府治理对其经济增长并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却抑制了中国直接投资对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未来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应更注重长期效应,重视营商环境以及国家吸收外国投资的能力,根据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差异,实行“一国一策”的投资策略。     

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中国东部地区的实证

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外资出逃、贸易萎缩等问题引起广泛担忧,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及二者对东道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问题再次受到重视.本文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实证分析了中国东部地区FDI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东部地区FDI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中国东部地区对外贸易是FDI的格兰杰成因,对外贸易与FDI之间存在互补关系.研究还表明,对外贸易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FDI虽然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起着负面影响,但作用力度很小,聊与对外贸易的交互项则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起到正向推动作用.     

双向直接投资、自主创新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

本文把能源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投入, 基于 DEA-Malmquist 指数方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 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对经济增速的贡献率与生产要素增长率对经济增速贡献率的比值作为经济集约化水平, 利用 2003～2016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双向直接投资、自主创新对经济集约化增长的影响以及 OFDI 对经济集约化水平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OFDI 对母国经济集约化水平的影响显著存在本国人力资本的单门槛效应和金融发展的双门槛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集约化水平显著负相关; 自主创新能力对经济集约化水平有显著的正效应。因此, 提高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和经济的集约化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与工业经济增长研究

工业经济增长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实现的, 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贸易开放的行为之一, 其本身也是一种制度变迁。 本文基于 “制度因素” 的视角, 以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为目标引领, 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 （1） 结合FDI 与贸易开放在空间聚集上的高度耦合性, 依据耦合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构建两者与工业经济增长的关联框架; （2） 运用重心模型和空间耦合性, 验证两者在空间上的关联性, 并根据两者的空间溢出效应, 构建计量经济模型, 选用 2008～2018 年 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 实证分析了 FDI与贸易开放对工业经济增长区域差异的协同影响性; （3） 从工业经济增长区域均衡发展的角度, 对 FDI与贸易开放制度优化提出针对性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影响路径分析——基于"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面板数据

“一带一路” 的发展导向特征使其不同于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 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关系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本文从 “两缺口模型” 和经济增长核算方程入手, 在测算分析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存在资金缺口的基础上, 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聚类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 但是促进作用会随沿线国家人均GDP 水平的提高而减弱; （2） 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阶段, 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随着东道国人均GDP 水平的提高, 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替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3） 资本和劳动投入是 “一带一路” 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反倾销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浅析

我国企业近几年频遭国外进口国反倾销起诉，而与此同时我们缺少发达国家应对反倾销的丰富的经验和手段(如价格承诺，对外直接投资)。实践表明当面对高额的反倾销税时，如果应诉不能成功，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规避贸易壁垒。本文通过建立模型分析了我国企业在面对反倾销时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并延伸到为化解潜在的贸易保护威胁(反倾销威胁)而进行的补偿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基于江苏数据的协整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格兰杰因果检验验证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协整检验发现三者之间的协整关系,由实证分析可知,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会促进第一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增速的增长和经济增长,第二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增速的增长和第二产业比重的下降会促进经济增长,第三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增速的增长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会促进经济增长.     

外商直接投资与江苏经济增长——基于FDI总量和产业分布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总量和产业分布两个角度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和江苏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首先基于扩展的C-D生产函数,利用1992~2007年江苏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阻碍了江苏的经济增长。然后结合经济增长的特征,基于灰关联模型,对2002~2007年江苏外资产业分布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第二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第二产业内部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江苏利用外资的产业分布特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外资对于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经济发展

本文从实证的角度，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测算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2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积聚之间 的相互关系及相互影响的方向及程度，并提出了本地区未来外资政策的战略定位的构想。     

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波动的影响——以湖南为例

在工业化进程的不同时期,三次产业周期波动具有自身的显著特征,它们对国民经济整体波动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总体而言,自1952年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波动是国民经济整体波动最主要的推动力量;第一产业周期波动对国民经济波动的影响明显减弱,但是,由于农业对于湖南经济发展的特殊意义及其不可动摇的基础性地位,其波动的影响力仍然不难忽视;第三产业周期波动对国民经济波动的影响程度逐渐上升.因此,保持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必须促进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与中国国家经济安全

跨国公司大规模大范围的直接投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对于中国而言,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既为我国参与世界经济、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经济安全提出了挑战。对此,我们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外国直接投资与天津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

本文沿袭Feder模型的思路，将天津经济部门分为两大部门——内资部门和外资部门，使用天津的有关统计数据，对1992年至2001年外国直接投资对天津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贡献做了一个综合性计量分析。主要结论是，外资部门对天津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之大，是不容忽视的；外资部门的边际生产力比内资部门的边际生产力高0．938倍；同时，内资部门的劳动力生产效率却远远高于其资本效率。     

工业经济空间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本文基于空间经济理论分析了云南省工业空间结构与经济增长空间结构演变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云南省内区域的工业化程度与经济增长水平有同步性.对云南省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空间结构演变相关性的分析发现,经济增长与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产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工业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结果表明,工业发展是云南省经济空间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也是云南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浅论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投资与经济增长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辨证关系。一方面投资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贡献,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又强烈地影响和决定着投资行为。     

相对投资价格、机器设备投资与经济增长：一个综述

与非机器设备投资相比,机器设备投资在经济增长方面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文章揭示了机器设备投资的重要性及其相对投资价格在决定机器设备投资方面的作用,同时也给出了那些可以通过降低相对投资价格来促进机器设备投资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与TFP增长——以长三角制造行业为例的研究

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运用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测算了长三角1998～2007年20个制造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变化,将外商直接投资分为港澳台商投资和外商投资,用面板数据的计量回归模型检验了其对长三角制造行业TFP增长的影响,从而得出以下结论：长三角制造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表现出负的增长;港澳台商投资和外商投资对上海、江苏和浙江制造业企业没有明显的外溢效应,甚至存在挤出效应。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动态有效性的经济计量检验

随着我国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越来越成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可缺少的动力之一。所以,本文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和Granger影响关系等计量方法检验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对宏观经济运行的直接和间接作用,进而分析了招商引资作为我国对外经济政策辅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动态有效性,目的在于能对我国政府进一步的宏观经济政策改革有所启示。     

技术创新、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本文从实证分析层面对金融创新、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探讨。基于我国 2000~2015 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GMM估计方法,利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单独的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起抑制作用,二者的交互作用则对经济增长起显著性正向作用。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将抑制经济增长,也会间接阻碍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结合当前经济形势,从金融机构与创新企业相接轨共同提高创新水平、培养创新型人才等角度提出建议。     

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理论与经验研究

本文从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机理出发,构建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多方程模型,利用1993~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协整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系统考察了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互相影响,但作用方向具有差异性。金融发展规模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力因素,但金融效率严重制约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发挥。金融产业发展在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经济增长依赖于产业结构升级,快速发展的金融产业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助推器。产业结构升级对金融发展起着巨大的拉动效应,金融发展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外部支撑条件。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二者具有较大的相互推动作用。最后,提出了促进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