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

本文构建了科技金融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揭示了 2006～2017 年我国30 个省市科技金融发展水平的时空变化规律, 在此基础上, 从理论层面阐释了科技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从科技金融资源环境、 科技金融经费力度、 科技金融融资规模以及科技金融产出能力 4 个方面分析了科技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结果显示： 我国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在研究期内提升速度缓慢, 各地区发展不平衡, 形成 “东强西弱” 的局面; 科技金融资源、 科技金融经费、 科技金融融资与科技金融产出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且科技金融经费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最强; 本文还从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建设、 科技金融政策制定、 金融机构结构转型以及优化科技金融资源配置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风险投资、 融资约束与新能源企业创新——基于异质性双边随机前沿模型

本文构建了融资约束背景下风险投资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的内在影响机制， 并以中国获得 了风险投资的全部新能源上市企业为样本， 采用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定量估算融资约束、 风险投资对 企业创新的双边效应。 研究发现： （1） 整体而言， 风险投资能够对新能源企业的创新产出起到激励作用， 但风险投资由于受到融资约束的阻碍无法真正提升新能源企业的创新产出， 因其正面作用无法抵消新能源 企业的融资约束对专利成果的抑制作用， 企业总体表现为创新产出不足； （2） 风险投资对不同性质企业的作用具有异质性， 国有企业、 小规模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所发挥的创新激励作用更强；有１／４国有企业的风险投资完全抵消了融资约束对创新产出的负向影响， 获得了高于最优水平的创新产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产出——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17 年全球创新指数（GII） 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均涵盖的21个国家和地区相关数据， 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创新产出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 国家或地区的创新产出水平越低。这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抑制了国家或地区的创新产出； 进一步研究发现， 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 导致国家或地区的商标等无形资产产出、创意产品与服务等显著减少。另外， 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影响创新产出主要因素的交互结果发现， 经济体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开发因素能够显著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产出的负向作用。     

金融集聚、空间溢出与城镇化——基于2005～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5～2014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金融集聚指数和城镇化指数,考察金融集聚与城镇化发展的空间自相关性,并建立了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采用空间回归偏微分方法分析金融集聚对城镇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我国金融集聚和城镇化均呈现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且呈增强趋势。金融集聚、金融投资比率、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城镇化都存在着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地理距离关联模式下溢出效应更强;而金融发展规模和政府干预程度对城镇化发展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金融支持研究

文章在会计指标综合打分法和销售收入法的基础上， 判断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生命周期阶段， 并结合不同计量模型， 探寻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最为吻合的金融支持因素。 文章得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结论： （１） 新兴产业企业近年来大多步入了成长期和成熟期， 同时， 衰退期企业数量有所增加； （２）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比较倾向于间接金融， 而成熟期后期或衰退期企业更愿意选择股权形式来得到金融支持， 直接融资在这一阶段发挥了更加显著的作用； （３） 针对生命周期不同阶段需要选择恰当的金融支持方式， 否则会带来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轮产能过剩， 不利于新兴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稳定性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增长稳定性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国民福利水平有重要影响。本文在评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了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稳定性主要受产出缺口、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者所有制结构等四大因素的影响,当产出缺口增加1％时,经济增长稳定指数降低0畅97个点;当需求结构（最终消费率）提高1％时,经济增长稳定指数上升0畅79个点;当产业结构提高1％时,经济增长稳定指数上升1畅47个点;当所有制结构（国有经济占比）上升1％,经济增长稳定指数降低0畅62个点。     

金融集聚、国内市场一体化与经济增长

本文构建了金融集聚、市场一体化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利用1995～2010年省际面板数,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 ）,对金融集聚、市场一体化与区域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市场一体化对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具有显著的正效应。然而,在金融集聚不断深化的制度条件下,市场一体化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得以显现,金融集聚程度越高的地方,能从市场一体化获得更多的收益。市场一体化程度高的地方,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也越明显,二者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协同效应已显现。值得注意的是,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银行业的集聚。本文的研究结果对市场一体化改革和金融集聚政策制定具有借鉴意义。     

绿色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新发展理念和“双碳”背景下,绿色金融如何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议题。从能源利用效率和绿色创新的新角度,采用2010—2020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绿色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通过异质性分析探究其边界条件。研究发现：(1)绿色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效应;(2)能源利用效率和绿色创新是绿色金融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在机制;(3)异质性分析表明,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更新兴的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明显,同时说明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革是绿色金融发挥积极影响的边界条件。绿色金融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可为各地区绿色金融和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价值。     

我国区域R＆D产出水平差异聚类分析

由于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不同,我国各地区在R＆D产出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为了对我国区域R＆D产出水平差异进行定量化分析,本文引入了主要检索工具收录论文相对数量、授权专利相对数量、技术市场相对规模、新产品产值相对规模等指标,根据（2006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对我国各地区R＆D产出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聚类分析,R＆D产出水平差异程度的不同。对我国各省区进行科学分类。     

中国股市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动态关联研究

本文运用动态条件相关估计方法（DCC）来考察中国股市周期与真实经济周期以及金融经济周期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在样本期间内（1996年1月～2010年12月），股市周期与金融经济周期以及真实经济周期的动态相关关系基本上为正相关关系，可见我国股票市场的周期波动很大程度上受到真实经济周期波动与金融经济周期波动的共同影响。与真实经济周期相比较而言，金融经济周期与股市周期的动态关联程度更高，而且在不同的牛熊市阶段，股市周期与真实经济周期以及金融经济周期的动态关联也各不相同，〖ＪＰ２〗体现了不同牛熊市阶段的运行特征。总体来看，股市周期与真实经济周期以及金融经济周期之间的动态关联在不断加强。虽然股市周期与真实经济周期以及金融经济周期的运行并不会完全同步，但是反映真实经济周期指标与金融经济周期指标的重要高低点是判断股市周期运行顶底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     

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对中美两国经济影响的比较分析

为研究投资专有技术进步对中美两国经济的影响, 本文构建了一个内含投资专有技术冲击机制的中美两国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基于中美两国 1981～2017 年实际GDP 和固定资产投资波动数据, 应用贝叶斯推断, 发现加入专有技术冲击机制能够提升模型对真实数据的契合度。 实证结果表明： 专有技术冲击相比于中性技术冲击更能够解释经济中的短期动态变化; 正向中性技术冲击下的劳动生产率呈上升态势, 而专有技术冲击下的劳动生产率呈短期内下降、 长期内上升态势; 中国受专有技术冲击响应速度和幅度要大于美国。 专有技术进步体现于先进装备更新换代, 建议推动我国先进装备制造业创新发展, 促进我国先进装备的推广应用。     

欧美跨国石化公司加快战略结构调整

美国、日本经济的复苏,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世界经济转入了繁荣周期。尽管出现石油价格暴涨、中国抑制过热、美国提高利率等经济调整迹象,但世界经济仍将保持相当高的增长水平。从原材料产业设备投资、供需周期的情况看,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世界经济仍将维持繁荣状态。与此同时,国际原油价格屡创新高,相隔20年后再次出现受资源、能源制约的态势,世界产业被迫进入结构调整阶段。高油价虽然促进了能源多样化的技术开发但是,考虑到新兴消费国巨大的潜在石油需求,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主导的经济还将继续,石油价格很可能长期维持…     

中国与美国货币政策外溢的非对称性——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

中国与美国货币政策外溢效应是否存在差异？作用渠道是否不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建立了一个SVAR模型，同时纳入两国宏观经济金融变量，实证检验了中国和美国货币政策的相互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两国货币政策的外溢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进一步地，本文充分考虑两国贸易结构、资本管制程度和金融市场摩擦程度的差异，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摩擦的两国DSGE模型，探讨非对称性的内在逻辑。具体而言，中国货币政策的贸易渠道溢出效应更为明显，即中国提高利率后，国内经济活动收缩，投资和产出下降，进而导致中国从美国的投资品进口下降，使得美国的产出下降；而美国货币政策的金融渠道溢出效应更为明显，即美国提高利率后，资本流出中国，进而导致中国企业融资成本上升，企业净值下降，在金融加速器作用下，企业外部融资风险溢价进一步上升，从而加剧中国产出下滑。在当前中美货币政策分化的背景下，本文研究旨在厘清两国货币政策的跨国传导机制，为实现中国经济平稳增长提供政策启示。     

企业金融资产的配置动机：基于产权性质与异质性股东参股的分析

本文以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动机的争论为切入点，采用2007—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考察了不同产权性质下异质性股东参股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民营股东参股降低了国有企业金融化，并且在代理成本高的样本组中更为显著。国有股东参股提高了民营企业金融化，并且在融资约束低的样本组中更显著。这说明，国有企业金融化表现为“替代性动机”，民营企业金融化表现为“预防性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股东参股民营企业主要提高了企业的短期金融资产配置水平，而民营股东参股国有企业主要降低了企业的长期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同时，异质性股东参股引发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变化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本文研究不仅有利于正确理解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也为引导实体经济“脱虚向实”提供了政策启示。     

对钢铁工业利用规模经济的一点思考

工业发达国家钢铁工业的发展实践表明：利用和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是推动钢铁工业向大型化、专业化、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而我国在以往的发展中，没有对其以应有的重视，所以尽管我国钢产量目前已经接近9000万吨的水平，但尚未摆脱高投入、低产出的格局。     

国际油价波动的周期模型及其政策含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石油市场经历了三次大的油价波动周期,目前国际油价处于高油价周期当中。用多重均衡模型对油价波动的周期进行解释,油价波动的原因来自于供给曲线的特殊性和多重均衡的存在。多重均衡模型的最大用处在于可以对油价均衡拐点提前作出判断。高油价均衡向低油价均衡转化需要具备两个条件：1）需求受到明显抑制,增长幅度下降;2）产量增长幅度开始超过需求增长幅度。低油价周期向高油价周期转化的拐点条件则相反。遏制国际油价暴涨要么增加供给（及其幅度）,要么减少需求（及其幅度）。本轮高油价周期向低油价周期转换的拐点可能发生在：1）世界经济总体放缓;2）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已经从一种政治思潮落实到各国行动上。未来的油价走势充满不确定性,但做出判断好过不做任何判断。     

再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决定金融,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它的金融发展水平,但是,金融服务于经济的过程中,又反作用于经济。如果运用不当,就可能产生金融风险,甚至会危及全局。本文通过对新世纪中国金融的形式分析,研究金融在现代经济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包括金融在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到核心作用;金融是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杠杆”;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三个部分。     

金融创新对工业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基本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拓展,将金融创新内生化,构建包含金融创新要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推导出金融创新是工业增长的重要条件。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于金融创新与宏观经济增长方面,尚未涉及金融创新与工业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运用VAR模型探讨金融创新与工业增长的动态关系。VAR模型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创新对工业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且正向作用时效长于负向作用时效。脉冲响应分析结果表明,工业增长对金融创新冲击的反应呈现波动性,且重工业部门波动性强于轻工业部门,波动幅度差0.05个标准差。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分析 ——基于动态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在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提高, 测算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对于金融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中国31 个省份 2000～2017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动态的异质性随机前沿模型测算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实证结论发现技术创新通过提高实体经济的产出能力可以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提高,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也可以改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从地区来看, 东部比中、 西部提高的更加显著。 因此, 需要继续进行金融领域的改革, 加大对实体经济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 同时要继续扩大金融开放, 消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 促进我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提高。     

境外上市与境内上市国有企业资本错配程度的比较分析

微观经济学理论指出,资本配置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能够达到理想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现实社会中或多或少的干预因素使得资本错配问题存在于各个国家的各种所有制经济中。本文以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了资本错配测算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通过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测算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得到境外上市（实验组）与境内上市（对照组）国有企业的资本错配指数,通过对比分析发现：（1）境外上市国有企业的资本错配程度显著低于境内上市的国有企业;（2）与境内上市相比,香港上市国有企业的资本错配程度更低;（3）近些年,境内上市国有企业的资本错配程度低于香港与美国交叉上市的国有企业;（4）与在香港与美国交叉上市的国有企业相比,香港单独上市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