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补贴与环境规制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研究——考虑政策耦合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

本文从“政策-环境-市场-投入”方面构建空间面板回归模型,检验研发补贴、环境规制政策及二者搭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间接以及总效应特征,为绿色技术创新系统完善提供参考。研究发现：(1)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65%,发挥着主导作用;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微弱,且本地效应为负,空间溢出和总效应为正;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尚未显现;(2)两类政策搭配下,对本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效果为正,空间溢出效应与总效应为负,均不显著,政策搭配的耦合效果较弱;(3)技术市场影响方面,市场流畅度的本地驱动效应为正、空间效应为负;市场厚度的本地和空间影响均不明显。挖掘环境规制政策的创新潜力,关注两类政策搭配耦合机理,发挥技术市场与区域协同的创新引导效应,应成为中国式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     

能源技术创新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提升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是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更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应有之策。本文采用2011～2020年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静态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能源技术创新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整体来看，能源技术创新可显著提升区域绿色经济效率；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能源技术创新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以短期效应为主；从作用机制来看，创新要素集聚在能源技术创新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即能源技术创新可通过创新要素配置提升区域绿色经济效率。产业结构升级可正向调节能源技术创新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基于此，提出构建能源技术创新生态圈、建立绿色经济内外一体化发展机制、打造区域能源技术创新产业集群的建议，以更好地发挥能源技术创新对区域绿色经济发展赋能作用。     

能源碳排放与环境污染空间效应研究——基于能源强度与技术进步视角的空间杜宾计量模型

本文基于空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探讨经济发展约束下能源强度和技术进步对大气环境的空间效应作用机理,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工具、经典最小二乘估计（OLS）、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可拓展随机性环境影响评估模型（Spatial Durbin-STIRPAT Models）探索能源碳排放与大气环境污染的空间格局和空间溢出效应。实证估计结果表明,能源碳排放与空气环境污染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效应;能源强度与技术进步对能源碳排放与大气环境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基于空间关联视角的分析

数字经济和绿色技术创新是新时代中国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双轮驱动力。本文使用2011～2021年我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并识别其中的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机制。研究发现：各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在时间维度上存在着较强的警示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则表现出明显的溢出效应;数字经济能同时推动本地与空间关联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这一作用在长期与短期均显著,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效率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会受到城市资源禀赋差异与创新绩效差异的显著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引导绿色技术创新方向、扩大绿色技术创新规模、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质量来改善本地绿色发展效率,而其空间溢出效应在当前阶段主要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方向引导来实现。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

面对资源和环境的约束, 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本文构建3种空间权重下的空间面板模型, 选取 2007～2016 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 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 （1） 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2）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 当前尚未达到倒“U” 型曲线的拐点, 即对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3） 产业结构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干预和对外开放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作用以抑制为主, 而要素禀赋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证结果表明, 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对提升绿色经济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格局及溢出效应测度研究

创新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源泉。本文基于区域创新系统理论,选取36项基础指标构建了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中国30个省市2000~2019年的区域创新能力相对总得分,分析了其时空演变过程,并用空间杜宾回归模型对其溢出效应进行测度。研究发现样本期间中国区域创新能力局部与整体基本上都呈现增长型演变格局,但存在区域间的差异性,而且表现出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创新能力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产业结构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环境规制的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显著为负;城镇化水平、所有制结构和市场化程度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显著为负,并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参考建议。     

"一带一路"国内沿线区域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及其经济效益——基于软、硬基础设施的视角

本文以 2007～2017 年 “一带一路” 国内沿线18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 利用DEA 模型测算各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效率, 并建立空间杜宾模型, 对软、 硬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 （1） 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区域差异较大, 综合效率呈现东部＞西北＞东北＞西南的特征, 各区域整体投资效率均有所提升但区域差异缩小的趋势不明显; （2） 基础设施投资纯技术效率对综合效率的贡献程度大于规模效率, 管理、 技术水平等方面的提升相比基础设施规模的优化配置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更大; （3） 资本投入依然是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力, 软、 硬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后者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高于前者; （4） 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本地经济增长可以带动相邻地区经济增长。 此外, 还发现交通运输能力同样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但本地经济增长受外地交通运输水平影响不明显。     

环境规制、FDI 与技术创新——基于空间计量学的经验分析

在幅员辽阔、省域差异明显的中国,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省域环境规制、FDI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本文构建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面板模型,选取2006~2015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FDI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3）FDI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作用,但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呈现正“U”型动态变化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加强省域间环境规制的空间联动和环境污染监督,提高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门槛”,对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金融集聚、空间溢出与城镇化——基于2005～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5～2014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金融集聚指数和城镇化指数,考察金融集聚与城镇化发展的空间自相关性,并建立了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采用空间回归偏微分方法分析金融集聚对城镇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我国金融集聚和城镇化均呈现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且呈增强趋势。金融集聚、金融投资比率、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城镇化都存在着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地理距离关联模式下溢出效应更强;而金融发展规模和政府干预程度对城镇化发展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OFDI逆向技术溢出、 金融集聚与区域创新——基于空间计量和门槛回归的双重检验

本文分析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 金融集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理， 利用中国 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 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和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实证检验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区域创新的线性和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地区创新水平在空间上具有正向相关性 ，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滚雪球”效应；（2）OFDI逆向技术溢出和金融集聚均对区域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交互项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非线性；（3）以金融集聚为门槛变量进行非线性检验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存在双门槛效应。 随着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在经过两个正向促进体制后， 转为较强的负向抑制体制。     

环境规制与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提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空间视角, 选取 2003～2017年中国28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 通过设置3 种空间计量模型, 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 实证结果显示： （1） 环境规制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倒 “U” 型曲线关系, 且在不同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2）东部样本、 西部样本与中部样本空间溢出效应的强度依次递减, 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3） 金融信贷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干预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人力资本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绿色技术创新对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地方政府竞争的调节作用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对碳生产率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同时检验了地方政府竞争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2011~2020年我国的绿色技术创新和碳生产率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技术创新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的碳生产率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和本省域的碳生产率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对绿色技术创新和相邻省域的碳生产率的溢出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基于不同权重矩阵的我国能源效率空间效应研究

本文根据经济活动的空间相关性,测算我国各省的能源效率值,建立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并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分析影响我国省际能源效率的因素。结果表明：我国省际能源效率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和溢出效应,在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溢出效应存在差异性。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和对外开放程度对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影响,要素禀赋对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负影响。     

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创新发展效率及其协同效应研究

长三角城市群被誉为全球第六大城市群, 是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城市群, 其工业的高质量发展也要做到工业绿色发展和工业创新发展。 本文通过采用全局超效率 SBM 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 18个重要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 创新发展效率和绿色创新协同程度进行测算, 研究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发展效率保持稳步增长; 创新发展效率整体偏低, 发展缓慢; 绿色创新协同效应显著, 平稳增强。 总体而言, 上海、 浙江的整体效应优于江苏, 江苏省内扬子江城市群优于苏北。 为推动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协同效率的发展, 应加快创新技术研发, 推动绿色生产技术改善; 优化环境规制政策, 建立产业生态补偿制度; 发挥地区比较优势, 设开放创新平台。     

碳排放权交易对试点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及溢出效应——基于PSM-DID和SDID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碳中和、碳达峰背景下,本文选用2003～2021年全国27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碳排放权交易试点(CETP)为出发点,用生态效率测度绿色发展水平,通过PSM-DID和SDID模型实证检验了CETP对绿色发展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CETP能显著促进绿色发展,且通过了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2)CETP产生的创新效应对绿色发展有推动作用,但产业结构效应不显著;(3)CETP对周边试点城市产生了显著负向的溢出效应,但对非试点城市的生态效率无明显影响。最后,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     

地区创新水平与能源利用效率——基于面板数据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

基于2006—2020年27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地区创新水平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相较于线性模型,空间杜宾模型拥有更好的解释效果;地区创新水平对能源利用效率的直接效应呈现“U型”走势,随着地区创新水平的升高,先降低能源利用效率,跨越拐点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间接效应呈现相反趋势,当前大部分地区的创新水平位于“U型”曲线左侧;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和地区创新水平滞后一期的分析说明回归结果稳健;地区创新水平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在东中西部有明显差异。应深入推进能源技术创新,促使创新水平跨越发展拐点;逐步加强区域协同合作,促进正向溢出效应;并制定区域差异化发展政策,关注区域差异和相互协调平衡。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碳减排——基于空间溢出与面板门槛的分析

基于2012—2020年中国28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以数字经济为门槛变量,运用门槛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和碳排放水平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负向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在东部地区具有负向溢出效应,但在中西部表现为正向溢出。环境规制和碳排放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最佳数字经济区间为第一区间(lndig≤12.201);处在第二区间(12.20116.222)后,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略微弱化。     

区域创新系统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分布及收敛性研究

本文运用Super-SBM-Windows效率评价方法对2005～2014年我国区域创新系统绿色创新效率进行了评价,利用ESDA方法深入分析了我国区域创新系统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分布特征,同时采用空间误差面板模型检验其收敛性。研究表明：①我国区域创新系统绿色创新效率呈现从东部、中部到西部由高到低的阶梯式发展格局,绝大部分区域创新系统绿色创新效率呈逐年增长趋势,而且各省级之间的绿色创新效率差异程度在逐渐缩小;②我国区域创新系统绿色创新效率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的空间聚集效应,这种聚集效应主要表现在低值区域,而高值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还很有限;③我国区域创新系统绿色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绝对β收敛趋势。     

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模式选择研究——以工业效率提升为导向

在工业效率提升的目标导向下,中国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面临在专业化与多样化发展模式之间进行选择。本文构建了关于生产性服务业模式选择与工业效率提升的一个分析框架,并基于2003—2012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工业效率提升导向下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模式选择。研究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以及工业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规模的上升和门类的增加,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逐渐由专业化向多样化转变。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程度越高的城市,对周边城市工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空间溢出效应越强,但受交易成本和"面对面"接触需求的影响,空间溢出效应随距离增加而衰减,在100公里范围内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强,当距离超过350公里后溢出效应呈现明显的下降。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适宜选择多样化发展模式促进工业效率的提升,其中,特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程度的提高对工业效率的拉动效应最为显著;而中小城市则应专注于某些特色专业化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发展,以此带动本地工业效率的提升。     

空间视角下R&D投入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科技政策组合的调节作用

基于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和创新地理学理论,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区、市)2008~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R&D投入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并从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的耦合协调性视角理解科技政策组合,分析科技政策组合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省域创新能力呈现由东向西逐渐减弱的“梯形”分布特征;R&D资金和R&D人员对于本地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科技政策组合正向调节R&D投入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对此,国家应制定适宜的区域创新战略,地方政府应探索差异化创新驱动发展路径并提升科技政策组合的耦合协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