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对新创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研究

国内外大量学者研究了产业集聚与企业成长的关系， 但其作用机理存在一定的疑议。 本文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我国不同地区产业集聚的异质性对新创企业成长的作用机理及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 （1） 产业集聚有助于新创企业成长， 但其异质性发挥不同功效， 并受市场化调节； （2） 产业集聚区内新创企业的成长受管理者先前经验影响显著、 受产业集聚异质性影响不显著； （3） 管理者的先前经验能够显著提升产业集聚的异质性对新创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 研究结论不仅拓展和深化了产业集聚对新创企业成长的作用机理， 还为地方政府通过产业集聚实现新创企业的成长、 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政策建议。     

数字化、溢出效应与企业绩效

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企业异质性,从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环境和内部经营管理效率两个角度检验数字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最后实证考察数字化在行业内和城市内对企业绩效的溢出效应。本文的主要发现如下:数字化显著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提高,并且对小企业、北方地区、国有企业和数字化水平较高行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机制检验结果发现,数字化能够同时缓解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环境和提高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效率。企业所处行业和城市的数字化水平均会对其绩效产生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在不同类别企业间也存在较大差异。企业自身数字化、行业和城市溢出效应均会降低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绩效,而在内部经营管理效率方面,只有企业自身数字化水平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     

知识存量、双元学习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知识是企业的战略性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提升的重要源泉，但关于知识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内在机理尚不明晰。本文引入企业双元学习中介，探索并检验知识存量对企业绩效的作用过程。采用回归方法分析了223家科研技术类企业数据后，本文得出结论：（1）企业知识存量对企业绩效有着促进作用；（2）知识存量是通过作用于双元学习而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3）企业规模在此过程中有着显著调节作用。本文研究为企业有效开展知识积累及双元学习活动提供启示。     

高管薪酬激励、产权性质与企业绩效——基于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高管薪酬激励为视角,将高管薪酬激励、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放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以产权性质为依据,收集了 2007~2015 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面板数据,分别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股权集中度是否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国有企业中的促进作用要强于民营企业;股权集中度在国有企业中对于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而在民营企业中不存在显著调节作用。     

煤炭企业环境绩效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经济的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近年来环境污染事件频发,解决环境问题刻不容缓。选取2012—2018年我国煤炭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构建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理论模型,分别以内部经营性指标净资产收益率和外部市场价值指标托宾Q值作为衡量企业财务绩效的因变量,以环境绩效为自变量,边际利润、资产年限、资产负债率和企业规模为控制变量,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在企业规模和产权异质性两个调节效应下,环境绩效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环境绩效对不同产权性质和规模的煤炭企业内部财务绩效负向影响均不显著;而环境绩效对不同产权性质和规模的煤炭企业外部财务绩效均具有正向影响,调解效应表现各有不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的高质量发展效应研究——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1)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对企业生产率和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有利于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2)相比于未认定的企业，通过认定政策的企业能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并享受税收优惠，其对认定企业生产率和绩效产生的促进作用更大；(3)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具有创新激励效应，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推动生产率和绩效提升；(4)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具有信号传递效应，增加企业外部融资和创新人才，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对制定和完善精准的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以更好地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     

最低工资标准与城市企业家精神

理论上讲, 过高的劳动者工资标准会提高企业成本, 抑制企业家创业激励, 不利于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基于 2003～2016 年285 个城市面板数据, 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 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的影响。 研究发现,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影响不显著, 而会显著抑制企业家创业精神; 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 对于企业家创业精神不活跃的城市,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边际影响要小于企业家创业精神较为活跃的城市。 此外, 考察城市等级异质性发现, 最低工资标准显著抑制了中心城市企业家创新精神, 而对外围城市企业家创新精神影响不显著; 同时, 最低工资标准对外围城市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抑制作用大于对中心城市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抑制作用。 从区位异质性角度来看, 无论是在东部地区, 还是在中西部地区, 最低工资标准对城市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影响均不显著, 而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抑制作用东部地区要显著弱于中西部地区。     

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融资约束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信息流通和共享,推动了城市治理和服务数字化转型,将有助于改善企业的信息环境和营商环境,进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本文利用2017~2020年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和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这一假定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其中,数据及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治理和产业融合等细分维度均具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地,其影响机制为企业外部信息传播环境的改善和营商软环境的提升。同时,这一影响具有异质性——在国有性质、存续年限更久以及规模更大的企业分组中更大。本文的结论对企业和政府部门制定相关决策,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高管特征、企业异质性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来自风电产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技术创新是解决目前风电产业产能过剩、缺乏核心技术发展瓶颈的重要路径,最新文献已经发现高管特征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但研究结论尚存在分歧。本文以沪深两市风电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高管持股和女性高管对风电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国有风电企业和省会城市风电企业的技术创新优势会因内部治理结构短板而丧失。将企业异质性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中高管持股和女性高管对风电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区位在省会企业中高管持股和女性高管对风电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     

数字金融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影子银行的调节效应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金融利用区块链、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为企业的经营发展提供了新的应用环境,这对于促进实体企业增值提供了重要契机。本文以2017～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影子银行视角,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价值提升的促进效应,并研究影子银行在两者之间所产生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价值,且其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在内陆地区更为明显;影子银行产生负向调节作用,抑制了数字金融对企业价值的提升。     

企业家精神、 融资约束与企业僵尸化的关系研究

厘清中小民营僵尸企业并预防新的僵尸企业的形成是促进中小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作。 本文基于 2013～2017 年456 家中小板民营上市公司数据， 检验企业家精神对中小民营企业僵尸化程度的影响， 探讨企业家精神对融资约束与中小民营企业僵尸化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 企业家精神可以降低企业僵尸化的程度、 抑制新的僵尸企业形成； 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与责任意识在缓解融资约束与中小民营企业僵尸化的关系中起关键作用。 因此， 促进中小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需要企业家充分发挥创新精神， 积极履行对股东、 供应商、 客户的责任， 合理筹划薪酬体系， 进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压力， 降低企业僵尸化的程度。     

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已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城市数据，构造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结合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地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管理效率等途径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非国有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及处于数字化关注程度高的地区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本研究不仅为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政策启示。     

金融危机、财务弹性与企业价值——基于融资约束视角

环境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 其既源于国际环境的变化， 如经济全球化和我国WTO的加入， 也源于国内环境的变化， 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宏观政策调整、技术进步以及信息化步伐加快等，这些不确定性对我国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将金融危机视为不确定环境的极端表现， 选取2005～2017年沪深A 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 实证研究了金融危机、财务弹性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财务弹性对企业价值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金融危机爆发给企业价值带来显著负面冲击； 财务弹性对金融危机冲击造成的企业价值下降具有显著的缓冲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 不同产权性质、不同规模的企业在金融危机冲击下财务弹性价值效应存在差异， 营企业、中小企业在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企业价值下降的负面冲击中表现出更为显著的作用。     

跨境并购、双重制度嵌入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

本文以2010～2021年中国高技术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借助计量模型实证考察跨境并购、双重制度嵌入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三者间的关系，并从市场准入门槛与信息基础设施密度视角探究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跨境并购能够显著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双重制度嵌入中，制度距离嵌入有利于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制度关联嵌入不利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跨境并购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可随着制度距离嵌入程度提高而不断增加，随着制度关联嵌入程度的提高而不断降低；跨境并购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作用效果在高市场准入门槛区域更显著；制度距离嵌入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作用效果在高信息基础设施密度区域更显著，制度关联嵌入的影响与之相反。据此，应健全国内营商投资环境，拓宽国外资本准入门槛；研判东道国并购环境，降低跨境并购活动阻力；构筑育人引人机制，提高并购成功率，为高技术企业跨境并购及创新质量提升赋能。     

风险投资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法等多种计量技术,实证检验风险投资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风险投资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存在企业产权性质和生命周期方面的异质性,提高市场化水平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强化风险投资持股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机制分析发现,风险投资持股可以通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减少企业经营风险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本文的研究开拓了从股权视角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新思路,对于推动企业加快融入数字化时代,拥抱数字场景新变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异质性创新的影响——基于内外源融资调节视角

为探寻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中专利数量快速增长却没能带来创新质量提升背后的缘由，本文以 2010～2017 年中国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围绕创新规模与质量， 分别讨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异质性创新的影响； 此外， 结合企业创新中面临的现实融资问题， 从融资渠道视角进一步分析企业内外源融资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 （1）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创新质量具有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2） 企业创新规模的扩大及质量的提升更加依赖于外源融资； （3） 外源融资对劳动力成本上升驱动下的企业创新尤其是创新质量具有更强的干涉调节作用， 故为更好地推动创新质量的提升， 必须注重融资环境和资本要素配置效率。     

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本文选取2010～2019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基于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双维视角,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通过方差分解、脉冲响应等方法实证检验政府补助对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补助与创新能力存在滞后1～2期的相互持续促进作用,政府补助政策绩效总体效果显著;（2）创新数量以及创新能力均能释放积极信号,以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但创新质量显著抑制政府补助的增加;（3）政府补助对创新数量促进作用效果显著,但对创新质量的抑制作用效果显著;（4）创新能力对创新数量作用效果甚微,却显著抑制创新质量的提升。上述实证研究结论为政府补助政策以及创新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提供借鉴和参考。     

管理层能力、 产权性质与创新投入——基于高技术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管理层人力资本的创新性和创造性是高技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管理者异质性视角， 本文以2011～2017 年沪深A股高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 研究了管理层能力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同时考察了产权性质差异下内外部治理因素对管理层能力与创新投入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管理层能力与创新投入负相关， 在国有企业这种抑制作用更为突出； 市场竞争可以有效缓解民营企业高能力管理者的风险规避行为， 在国有企业影响则恰恰相反； 薪酬激励在不同产权性质下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股权激励效果并不明显； 根据以上结论， 给出相应对策建议。     

两业融合政策对企业经营绩效影响——基于PSM-DID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全球价值链重构和逆全球化发展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我国高度重视物流业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即“两业融合”),国内外学者也积极针对两业融合政策展开了相关研究，但既有研究缺乏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深入探索。因此，本文以国家发改委等出台的《推动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政策为研究对象，选取中国2018～2022年的614家A股上市的物流企业和制造企业，通过构建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对该政策的作用效果进行评估。本文得到3个方面结论：(1)“两业融合”政策对我国物流企业和制造企业的绩效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2)由于组织惯性等原因，“两业融合”政策的促进作用存在滞后性；(3)在影响的异质性上，尽管有组织惯性作用，但“两业融合”政策对规模较大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好，对规模较小企业的促进作用反而不明显。在所属行业上，“两业融合”政策对制造企业的促进作用比物流企业更大。在地区差异上，“两业融合”政策对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显示出经济发达地区的先发优势。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促进“两业融合”的有关建议。     

浅谈企业家精神培育机制的构建

本文基于企业创新的视角,对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培育机制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