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效率和股权结构——基于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角度

文章从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角度研究投资效率问题,发现上市公司中同时存在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问题,既有投资过度的上市公司进行股权再融资,也存在上市公司再融资后投资不足现象;股权再融资加剧投资过度问题、部分缓解投资不足问题。文章同时发现股权结构影响投资效率,融资前后地方国有企业投资过度问题严重,缺少股权制衡的公司以及直接控制权和实际控制权不一致的公司投资过度问题严重,高管持股有利于降低投资过度。     

市场化进程 负债融资与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研究

选取2005-2010年1506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总负债、负债期限、负债来源三个方面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负债融资总体上能够抑制过度投资行为;长期负债和短期负债都有效地制约了经理人的无效投资行为;与商业信用相比,银行借款的负债约束作用强得多,这表明银行的同源性特征并未影响银行借款对经理人投资行为的约束作用;公司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负债越能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发挥治理作用。     

企业R&D投入影响因素——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的实证检验

以中国A股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企业规模、债务水平、国有控股、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设置状况与R&D投入的关系,研究结果证实：大企业比小企业更有利于R&D投入;负债对R&D投入具有制约作用;股权集中有利于R&D投入。国有控股、管理层持股、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设置状况与R&D投入的关系受企业生命周期的调节,在企业成长和成熟阶段,国有控股不利于R&D投入,而在企业衰退阶段,国有控股有利于R&D投入;在企业成熟阶段,管理层股权激励不利于R&D投入,而在衰退阶段,管理层股权激励对R&D投入有促进作用;在企业成长阶段,“两职”合一可能有利于R&D投入,在成熟和衰退阶段,“两职”分离更有利于R&D投入。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投资：融资约束和股权激励的作用

利用沪深上市公司 2010～2017 年的数据, 本文分别从股权激励中介的角度和融资约束调节的角度深入考察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创新投资的作用路径。 研究发现： 控制企业融资约束后, 企业创新投资仍然与管理者过度自信显著正相关, 但融资约束在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企业创新投资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正相关关系只表现在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组中, 当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高时, 企业创新投资反而与管理者过度自信呈负相关关系; 股权激励在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投资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本文对深入理解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也为发展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提供了新的重要视角。     

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本文以 2010～2016 年沪深两市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 依据控股权配置视角,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 研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研究表明： （1） 国企混改后研发投入对公司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2） 股权制衡度正向调节研发投入对公司绩效的关系, 股权集中度负向调节研发投入对公司绩效的关系; （3） 由相对控股变为相对控股的混改国企股权集中度的负向调节效应最弱, 由绝对控股变为相对控股的混改国企股权制衡度的正向调节效应最强。     

试析新会计准则下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变化

一、新会计准则体系下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会计处理 新准则体系下,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分为成本法和权益法两种.成本法的核心思想是: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初始投资成本计量,若为企业合并则按企业合并的原则进行处理;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或利润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若以后年度被投资单位累计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超过投资以后至上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计实现净利润,投资企业按照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的部分作为投资成本的收回.     

企业的领导权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企业治理结构中领导权结构的不同安排会改变经理人决策自由和创新意愿,进而导致企业创新活动的效率差异。但相对于股权激励、资本结构等其他机制而言,领导权结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是隐性和间接的。文章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来研究企业领导权结构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基于上海证券交易所2009～2011年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对于中国上市公司而言,领导权结构的不同安排确实会对技术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私营企业的CE0两职合一会比国有企业带来更好的创新绩效,并且这一关系主要是通过经营者时技术创新决策的支持而实现的。     

制度环境与过度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为出发点研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分别分析了我国各地区的政府干预、法治和金融发展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程度与企业过度投资成正相关,法治、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的过度投资成负相关,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会制约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与法治和金融发展相比,政府干预是影响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更为基本的因素。     

不同资本结构与所有权安排下的投资效率测度——来自我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不同资本结构和所有权安排对投资收益和投资效率的影响,并就我国企业过度投资现象进行了测算和说明。实证结果发现,上市公司财务杠杆水平显著影响着公司投资效率和投资收益,但在影响方式上却因所有权安排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财务杠杆水平的提高对地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收益影响不大,但显著降低了这两类企业的投资效率;中央国有企业财务杠杆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投资收益,但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并不敏感。研究还发现,低杠杆水平的非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几乎不存在过度投资情况,高杠杆组该类企业过度投资却很严重;而对于中央国有企业来说,无论财务杠杆水平如何,投资效率均十分低下,过度投资普遍存在。     

企业控制权争论

最近，各方对企业控制权的争论愈演愈烈，主要争论点集中在创始家族控股、引入外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以及经理人股权激励等几个方面。     

职业经理人会关注他们的市场声誉吗——来自中国资本市场舞弊行为的经验透视

本文构建了一个经理人声誉与舞弊行为的关系模型,从公司舞弊行为角度透视经理人对自身市场声誉的关注情况。模型预测,基于职业生涯利益的考量,越年轻、合同报酬越高、外部招聘的经理人越注重职业声誉,其所在上市公司越不易发生舞弊。以被证监会处罚的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的检验表明:目前我国经理人市场并没有为年轻经理人向市场显示其优秀经营才能和抑制舞弊提供足够激励;外部招聘的经理人并不具备更强经营能力,其所在上市公司舞弊可能性不一定会降低;经理人合同报酬与舞弊显著负相关,但考虑经理人市场竞争后其抑制舞弊的作用降低;经理人市场竞争与经理人合同报酬是两种相互替代的经理人市场治理机制。     

公司治理结构与内部会计控制相关分析

公司治理结构是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处理企业各利益关系方之间关系而形成的架构。公司治理结构的目标不是各利益关系方的制衡．而是通过对这些利益关系方的制衡使企业做出科学的决策。公司治理结构分为内、外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是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发挥作用，外部则是通过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和商品流通市场等发挥作用。因此，在公司治理结构下，     

碳信息披露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 2011~2015 年 CDP 中国报告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 2011~2015 年参与国际 CDP 项目的中国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投资效率视角探析碳信息披露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并就产权性质、管理层权力对二者关系的影响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碳信息披露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同时,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碳信息披露更能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管理层权力越大,越会削弱碳信息披露对投资效率的改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碳信息披露通过缓解投资不足和抑制过度投资的共同作用来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且这种作用在国有企业及管理层权力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股权激励受到追捧

<正>股权激励,是一种职业经理人通过一定形式获取公司一部分股权的长期性激励制度,使经理人能够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企业决策、分享利润、承担风险,从而勤勉尽责地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服务。股权激励包括股票期权、员工持股计划、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管理层收购等。     

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选择的路径突破——基于乌普萨拉模型的改进

本文基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对乌普萨拉模型进行改进，探讨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选择路径突破的影响。根据战略三脚架，从企业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视角切入，探讨高管过度自信、行业前景对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选择路径突破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基于中国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与母国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离越低，企业越倾向于突破传统渐进式路径，在初始对外直接投资中便选择较高投资速度；高管过度自信程度越高、投资行业前景越好，东道国与母国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离低的企业越倾向突破传统渐进式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承担社会责任水平高、冗余资源丰富的企业，上述结论更显著。     

股权投资管理创新浅析

<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除做好自身经营外,对外股权投资控股或参股其它企业已经成为提高资金利用效率,配合本企业经营和获取投资收益的必要选择。如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股权投资管理模式,是一个值得企业研究的问题。一、股权投资管理内涵1.股权管理原则企业股权管理要以《公司法》     

国有企业高级经理人政治声誉、市场干预与企业债务融资

以2007年～2011年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国有企业高级经理人政治声誉对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研究显示,企业绩效与政治声誉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分析了在政府对市场干预的条件下对政治声誉与企业融资能力关系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企业高级经理人政治声誉对企业融资能力仍有显著的aY-向影响．且企业所处地的政府干预指数越大,政治声誉对企业融资能力的正向作用越小。     

融资约束中介下上市公司金融关联与研发投资 ——基于人员与股权对比视角

本文以 2011～2017 年沪深两市A 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 在产融结合理论与投融资理论相融合的基础上, 从人员和股权两个关联视角对比分析, 探索不同金融关联方式对研发投资的影响机制与作用效果, 以及融资约束在其中的中介效应。 结果表明, 金融关联作为弥补正式制度不足的一种替代机制, 通过人员、 股权方式能够为企业研发活动提供融资、 信息、 业务的优势机会, 直接促进企业研发投资; 借助融资约束的部分中介效应, 缓解外部融资困境, 对促进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间接效应; 对比发现, 金融机构参股 的股权关联更好地实现了企业与金融机构信息交流的帕累托改进, 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     

我国能源电力类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能源电力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其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提出假设并做了分析。实证结果与文章提出的3个假设相吻合：能源电力类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正相关,但不显著。结论还表明：公司规模、托宾Q值、投资支出等都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这些结论可为我国能源电力类上市公司改善股权结构、提高公司绩效提供一些思路。     

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风险承担与创新投入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以2007～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探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创新投入的内在机理,解释了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和管理者风险承担意愿的中介作用,以及公司治理的调节效应,以拓展战略性慈善行为推动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促进创新投入;管理者风险承担意愿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均发挥中介作用;CEO二元性、董事会规模、管理层持股比和股权制衡度均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创新投入的关系起促进作用。本文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从伦理层面拓展到战略层面,为企业数字化战略、社会责任战略和创新战略的协同作用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