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碳减排——基于空间溢出与面板门槛的分析

基于2012—2020年中国28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以数字经济为门槛变量,运用门槛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和碳排放水平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负向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在东部地区具有负向溢出效应,但在中西部表现为正向溢出。环境规制和碳排放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最佳数字经济区间为第一区间(lndig≤12.201);处在第二区间(12.20116.222)后,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略微弱化。     

环境规制、FDI 与技术创新——基于空间计量学的经验分析

在幅员辽阔、省域差异明显的中国,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省域环境规制、FDI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本文构建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面板模型,选取2006~2015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FDI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3）FDI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作用,但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呈现正“U”型动态变化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加强省域间环境规制的空间联动和环境污染监督,提高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门槛”,对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

面对资源和环境的约束, 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本文构建3种空间权重下的空间面板模型, 选取 2007～2016 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 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 （1） 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2）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 当前尚未达到倒“U” 型曲线的拐点, 即对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3） 产业结构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干预和对外开放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作用以抑制为主, 而要素禀赋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证结果表明, 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对提升绿色经济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深化、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新地理经济学和内生增长理论, 利用2006 ～2015 年我国30 个省域数据, 采用空间杜宾模型, 在传统的回归模型中加入空间溢出效应, 对我国金融深化、 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技术创新在空间上有很强溢出效应, 金融深化对区域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有促进作用, 金融深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交互作用存在空间异质性, 对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产生抑制作用; 金融深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对技术创新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而金融深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交互作用对技术创新反而产生了消极作用。     

环境规制对区域工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效应的分析

环境成本的外部性所导致的市场失灵是造成工业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恶化并存的根源。本文使用因子分析法测算了2003～2014年中国省级工业竞争力综合得分,计算了中国省级环境规制强度,以分别衡量区域工业实力及政府对其环境状况的有效监管程度。在此之上建立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影响的固定效应空间误差模型,并从东部、中部、西部3个区域分别进行空间计量检验。实证检验认为中国工业竞争力有显著的省际空间集聚现象。在空间角度上,总体中国的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竞争力具有长期稳定的正向影响,东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有促进作用,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有抑制作用。     

环境效率、行业异质性与最优规制强度——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非线性检验

面对保增长和减排放的双重约束,传统的以减排为导向的环境政策不可避免会陷入两难困境。为此,本文针对污染物不同的处置性假设,以环境效率作为唯一确定环境绩效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测算了加入环境污染因素后我国工业各行业的环境效率,并基于异质性行业假定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并确定了行业最优规制水平。研究表明:若考虑非期望产出(污染排放)的影响,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有明显的下降;工业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正相关,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正确性;其中,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行业当期环境效率促进作用显著,而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和环境效率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具有显著的三重非线性门槛特征,但是,不同行业环境绩效对于环境规制强度的弹性系数和极值有所差异。本文政策涵义明显:及时调整传统基于减排导向的环境政策,考虑将提高环境效率纳入环境政策的目标决策中。同时,政府切忌走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应根据各行业现实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标准,并注重滚动修订,及时调整至最优水平。     

工业集聚与绿色能源效率提升——基于黄河流域的实证分析

黄河流域在工业集聚的过程中同时面临着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需求。本文基于2010～2020年黄河流域71个城市的数据样本,运用SDM模型实证检验工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工业集聚与本地绿色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与周边城市存在“U型”曲线关系;且不同类型城市工业集聚对本地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强度具有异质性,表现为资源型城市>非资源型城市、老工业基地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工业集聚对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基于此,应识别工业集聚的不同阶段影响,注重产业错位发展,强化产业互补,深入发挥工业集聚的积极影响,因地制宜,以期提升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促进黄河流域绿色高质量发展。     

能源碳排放与环境污染空间效应研究——基于能源强度与技术进步视角的空间杜宾计量模型

本文基于空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探讨经济发展约束下能源强度和技术进步对大气环境的空间效应作用机理,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工具、经典最小二乘估计（OLS）、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可拓展随机性环境影响评估模型（Spatial Durbin-STIRPAT Models）探索能源碳排放与大气环境污染的空间格局和空间溢出效应。实证估计结果表明,能源碳排放与空气环境污染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空间正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效应;能源强度与技术进步对能源碳排放与大气环境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城市经济增长对房地产开发投资 依赖度的时空演变趋势——基于 281个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基于 2003~2017 年全国 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 探究地区经济增长对房地产投 资依赖度的变化, 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 对房地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区域特征及其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探 讨。 结果显示： 我国大部分城市的经济增长对房地产投资的依赖度仍然较大, 不仅存在自身的时间惯性依 赖, 还存在近邻空间依赖。 房地产投资通过两种方式来影响地方经济增长： （1） 直接增加本地区房地产投 资; （2） 通过邻近区域房地产投资的空间外溢的间接作用。 从时间上来讲, 地方经济增长对房地产投资的 依赖性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 从空间上来讲, 地方经济对房地产投资的依赖度存在区域异质性, 对直接 作用依赖度最大的是东部地区城市, 对间接作用依赖度最大的是中部地区城市。 为了减轻地方经济对房地产 投资的依赖, 政府应根据各区域的房地产投资特征来制定相关政策, 以免对经济造成较大冲击。     

环境规制、政府补助与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 2000～2017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通过固定效应和系统GMM 方法, 计量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 并对该效应的传导机制做了进一步探讨, 同时分析了环境规制与政府补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共同影响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 （1）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 “U” 型关系, 其中动态模型较静态模型“U” 型下降趋势更快而上升趋势较缓; （2） 政府补助在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为负, 起到了抑制作用; （3） 政府补助与环境规制共同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效应。     

地区间环境规制的空间策略互动— —基于地级市层面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 2003 ～2016 年度285个地级市层面的数据, 综合运用了空间静态面板和空间动态面板模型, 探讨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空间策略行为。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1） 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上存在明显的策略模仿行为; （2） 地方政府若有长期规划, 那么短期内的环境规制竞争则呈现温和的竞争态势。 但反映长期的跨期互动的结果表明, 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策略替代的本质不会变, 并且一地的环境规制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 （3） 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上存在明显的相机抉择的特点, 竞争策略会随着污染物不同而动态调整; （4） 从空间关联结构的角度看, 地理相邻仍是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竞争中的首要考虑因素。     

基于ESDA方法与空间计量模型的房价溢出效应分析

一个地区房价的波动可以通过时间滞后传递到其他地区,从而产生房价溢出效应。本文以我国31个省际区域2005～2014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对31个省的房价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变态势进行分析。然后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我国省际房价变动的影响因素,并从地理因素和经济因素两个方面研究房价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31个省域间的房价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地区的城市化率、城镇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对房价有显著的影响,房价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距离对地区房价影响比地理距离的影响更显著。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空间集聚效应与驱动机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空间计量分析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是中国城镇建设的重大战略性举措。本文基于中国 2005 ～ 2016 年 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建立了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并进行水平测度, 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的空间集聚效应进行检验, 并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驱动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 （1）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处于提升态势, 但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 呈现“ 东高西低” 的空间格局; （2） 中国新型城镇化保持稳定的区域分化的分布现象, 空间集聚效应显著; （3） 本区域基础设施、技术进步、教育投入、贸易开放度和外商投资与新型城镇化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4） 邻近区域的基础设施、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对本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存在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     

地区创新水平与能源利用效率——基于面板数据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

基于2006—2020年27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地区创新水平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相较于线性模型,空间杜宾模型拥有更好的解释效果;地区创新水平对能源利用效率的直接效应呈现“U型”走势,随着地区创新水平的升高,先降低能源利用效率,跨越拐点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间接效应呈现相反趋势,当前大部分地区的创新水平位于“U型”曲线左侧;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和地区创新水平滞后一期的分析说明回归结果稳健;地区创新水平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在东中西部有明显差异。应深入推进能源技术创新,促使创新水平跨越发展拐点;逐步加强区域协同合作,促进正向溢出效应;并制定区域差异化发展政策,关注区域差异和相互协调平衡。     

金融集聚、空间溢出与城镇化——基于2005～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5～2014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金融集聚指数和城镇化指数,考察金融集聚与城镇化发展的空间自相关性,并建立了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采用空间回归偏微分方法分析金融集聚对城镇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我国金融集聚和城镇化均呈现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且呈增强趋势。金融集聚、金融投资比率、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对本地区及邻近地区的城镇化都存在着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地理距离关联模式下溢出效应更强;而金融发展规模和政府干预程度对城镇化发展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经济模型, 运用中国30 个地区的面板数据, 对我国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 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高度正相关的关系, 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同时, 政府财政支出、 固定资产投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信息化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等影响因素均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城市化进程、环境规制与大气污染——基于STIRPAT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STIRPAT模型,利用中国2001～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化进程、环境管制对大气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化是大气污染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人口城市化 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比土地城市化更为直接;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减排的总体刺激效果不佳; 不同地区的大气污染受城市化、环境规制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东部地区表现的最为敏感,其 城市化和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均有显著的冲击作用,中部地区只有城市化与大气污染联系紧密,而西部地区无论城市化还是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的反应都极不敏感。     

环境规制对中国地区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

本文以中国地区工业面板数据为样本,计算得到 2002～2018 年工业绿色生产率 GML 指数。通过构建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费用型规制与工业绿色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但东部地区却呈现正向促进作用;投资型规制在中、西部与绿色生产率之间具有负向线性关系,东部呈现正向促进作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各个地区均会起到促进绿色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但作用不是很大。在未来环境规制策略上,应该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类型,采取不同的规制措施,避免“一刀切”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