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潜能、新型城镇化与工业空间集聚——理论框架及来自我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空间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引入城镇化因素构建了关于产业集聚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以1999～2015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市场潜能和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对工业集聚的影响及其区域空间分异,并进行了稳健性分析。研究发现：地区市场潜能的提升对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部影响最大,西部最小,中部次之;3个层面城镇化因素均有利于工业企业集聚,其中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人口城镇化,且东中部地区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比西部地区大,而对于人口城镇化的积极作用而言,中西部差异较小,东部明显大于中西部。考虑异方差和自相关、外生冲击以及工业集聚路径依赖性的3次稳健性分析也基本支持市场潜能、城镇化与地区工业集聚度之间关系是稳定可信的。     

工业集聚与污染排放强度——基于固定效应门限回归模型的再检验

为研究工业集聚对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本文选取2000~2015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工业集聚为门槛变量,利用固定效应门限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工业集聚水平对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工业集聚对废水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门槛效应,在达到门槛值前,工业集聚很大程度降低了废水排放强度,在跨过门槛值后,这种作用会减弱。工业集聚与废气排放强度呈显著倒“U”型关系,在工业集聚水平小于门槛值时,工业集聚会加剧废气排放,大于门槛值后,工业集聚会降低废气排放强度。工业集聚会降低废物排放强度,但未出现显著门槛效应。     

大型制造企业规模、分布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制造业500强的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对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贡献。本文实证研究了2005～2013年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规模、区域分布对中国地区经济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地区,且有进一步向东部地区集中的趋势;制造业500强对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制造业500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主要是通过投资拉动实现。     

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对我国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分别考察了第二产业结构和第三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资本产出弹性、劳动产出弹性以及规模报酬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二产业的比重与资本产出弹性、劳动产出弹性以及规模报酬均成正相关;第三产业的比重与资本产出弹性呈现一种非线性递增关系,而与劳动产出弹性以及规模报酬成非线性递减关系。     

从电力供需看经济和电力高质量发展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高质量发展既是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作出的一个重大判断,是对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新表述,也是在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产业总体处于中低端水平、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生态环境约束强化等背景下对经济发展提出的硬要     

电力产出、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对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拓展式,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利用我国31个省际(不包含港澳台) 2000—201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电力产出、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整体电力产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但部分省区电力价格扭曲导致电力部门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贡献不高。东部地区存在大量省际间壁垒,整体电力产出对经济增长呈现负的溢出效应。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都出现正的溢出效应,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在发电量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中起到催化剂作用,资本与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呈现负的溢出效应。政府在调节经济活动中出现过度干预,抑制了经济增长。因此,我国需要完善统一的电力市场规则,减少政府干预,提供更多机会增强市场活力,继续提升电力交易模式市场化水平,加强技术研发投入,开发与利用新能源。     

金融发展、分工与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研究

金融系统与分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与动力,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全国总体和分区域为样本,主要考察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分工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为金融分工体系构建与产业专业化水平提升提供经验证据。实证检验发现：金融发展与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显著正效应,在考虑金融发展因素后,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仍为正效应。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分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十分显著,且金融发展对分工具有正的溢出效应,其中,中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最低。而东北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明显,但分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十分重要。本文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产业分工水平的提升,进而对促进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     

工业集聚与绿色能源效率提升——基于黄河流域的实证分析

黄河流域在工业集聚的过程中同时面临着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需求。本文基于2010～2020年黄河流域71个城市的数据样本，运用SDM模型实证检验工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工业集聚与本地绿色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与周边城市存在“U型”曲线关系；且不同类型城市工业集聚对本地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强度具有异质性，表现为资源型城市>非资源型城市、老工业基地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工业集聚对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基于此，应识别工业集聚的不同阶段影响，注重产业错位发展，强化产业互补，深入发挥工业集聚的积极影响，因地制宜，以期提升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促进黄河流域绿色高质量发展。     

公共服务、外部性与工业集聚

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内，通过引入政府部门构建了一个空间均衡模型，理论研究表明，公共服务支出的提高可以促进工业集聚，并且受偏好的影响存在外部性，而集聚优势则通过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进一步扩大。通过使用1999～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相关变量对工业集聚所产生的外部性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服务、市场潜能均与工业集聚呈正相关，随着工业集聚程度的提高，公共服务对集聚的影响是递减的，反映了低集聚地区公共服务支出不足的现状，而市场潜能对集聚的影响存在一个上升的趋势。     

基于Panel Data模型的人口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江西个案为例

以江西省为例,对其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描述,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Panel Data模型对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不同收入地区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低收入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于高收入地区,因此应加快中、低收入地区城市化进程。缩小地区经济差距,这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经济起飞和后续发展阶段国外因素作用的演变——基于二战后韩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分析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和后续发展阶段,由于资金、技术等因素的缺乏,国外因素对一国经济的发展就起着较为重要的影响作用。以二战后韩国经济的发展为例,突破以往单一分析国外某一经济增长要素对本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局限,把国外资本、技术以及生产率等多种经济增长要素作为一个整体因素—国外因素考虑,研究国外因素在韩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影响作用和演变过程。研究表明,在经济起飞阶段,韩国经济对国外因素的依附性较强,但随着本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这种依附性程度逐渐下降。对该问题的研究将利于完善我国有效利用国外因素发展本国经济的机制,利于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地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人力资本与包容性增长

本文利用2011～2021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效应、地区异质性和传导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从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收入水平和促进社会公平3个方面促进包容性增长。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东部地区的包容性增长水平的促进效果比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传导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来提高包容性增长水平,且数字普惠金融在人力资本程度较低的地区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通过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来加快实现社会包容性增长。     

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经济模型, 运用中国30 个地区的面板数据, 对我国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 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高度正相关的关系, 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同时, 政府财政支出、 固定资产投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信息化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等影响因素均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制度变迁、教育层次与中国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2001～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考察教育因素和制度变迁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变迁因素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且能够有效释放各教育层次劳动力,对劳动力的释放程度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制度效率水平相关;中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最显著,且各教育层次劳动力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呈显著的区域差异;物质资本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     

投资体制改革对地区经济的影响

投资体制改革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汪阳红，王青云，吴优一、投资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投资与经济总量呈现同步增长的趋势。一方面，经济总量的增长水平决定投资总量水平，投资总量的多少主要由上期国民收入积累水平所决定；另一方面，...     

外部性与产业增长——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25个产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外部性对于地区产业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全国样本范围内,专业化水平与产业增长之间存在着负向关系;竞争程度与地区产业增长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多样化程度与产业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非线性关系,当多样化程度较低时,多样化不利于产业增长,而当多样化水平较高时,多样化则会促进产业增长。在分地区分产业的分析中,产业多样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的性质(高度规模经济产业或低度规模经济产业)及产业的地理区位(沿海地区或内陆地区)。     

资源制约与长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

自然资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正日益凸显,而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和规避资源制约的有效途径。本文在罗默（2003）和索伦森与惠特-雅各布森（2012）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将生产过程中最为重要的3种自然资源水、土地和能源纳入模型考虑,考察自然资源约束对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现阶段自然资源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很显著：由于能源、水和土地不能与劳动力以相同的速度增长（即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资源约束）,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率每年比没有资源约束的情况要降低5.25％。因此,在丧失资源比较优势的情况下,维持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可行途径就是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     

新旧动能转换文献梳理及其必要性探究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国内主要矛盾的改变,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阶段。由此,中央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行产业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供给端进行改革,提供优质产品以满足大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所以,新旧动能转换被提上日程,新动能需替换旧动能以支撑未来经济发展。文章对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文献进行梳理以展示目前的研究进展状况以及评述现有研究过程中存在优势与不足以及对新旧动能转换的必要性进行论述。通过梳理工作以达到让读者理解新旧动能目前的发展态势,从而对未来新旧动能转换工作在方向上有较为清晰地把握。     

金融危机下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与经济政策取向

本文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识别和分析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以及经济周期阶段性变迁的可能性,并对未来3年内我国经济增长的运行趋势变化以及经济周期所处状态进行判断和预测。研究发现,在步入2008年以后我国经济一直处于低速增长阶段,并在未来3年中仍将处于这一阶段,这说明金融危机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经济处于低速增长阶段的可能性逐渐减小,而处于适速增长阶段或快速增长阶段的可能性不断加大。虽然我国经济增长可能会在2009年第3季度达到经济周期的低谷,但在未来3年中总体将呈现出逐渐回暖的态势。     

控制系统成本工程体系构建与实践

<正>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基本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攻关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明确企业盈利能力是企业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基本立足点,是企业高质量发展最直观的体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在第七次工作会中提出了“以高质量保证成功、高效率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