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金融投入对制造业创新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创新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 创新能力的提升离不开金融的有力支持。基于此,本文选择2007～2017年相关数据作为样本, 使用DEA方法测算了我国不同地区的制造业创新效率, 并进一步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实证分析了科技金融对于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 我国整体制造业创新效率有所提升, 其中东部地区制造业的创新效率最高, 西部地区次之, 中部地区最低; （2）企业自主创新和科技信贷可对制造业创新效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政府支持和风投支持对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科技金融对于制造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3） 科技劳动力水平和外资可对制造业创新效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最后针对本文结论提出了相关建议。     

科技人力资源、创新效率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9～2011年我国30个省市科技R&D人员、人力资本存量和创新效率的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对分析科技人力资源与创新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就全国范围而言,科技创新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重要,科技人力资源中的R&D人员次之,人力资本存量最低。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创新效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较大,东部、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效率对经济增长效应最高,但对中部地区的经济效应为负。     

技术创新、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本文从实证分析层面对金融创新、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探讨。基于我国 2000~2015 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GMM估计方法,利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单独的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起抑制作用,二者的交互作用则对经济增长起显著性正向作用。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将抑制经济增长,也会间接阻碍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结合当前经济形势,从金融机构与创新企业相接轨共同提高创新水平、培养创新型人才等角度提出建议。     

企业金融化对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 ——基于中介效应和门限效应分析

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财务数据为样本,探究企业金融化对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1)企业金融化的“投机-挤出”效应大于“储蓄-维稳”效应,总体上增加了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且非国有工业企业金融化对其风险承担水平影响更大;(2)作用机理分析发现企业金融化主要通过资产渠道和收益渠道作用于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即“工业企业金融化——主营业务投资减少/金融资产收益占比增加——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升”;(3)进一步分析后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存在基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和财务杠杆率的门限效应,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门限效应使得工业企业金融化的边际影响依门槛值减弱,且国有工业企业的门槛值要低于非国有工业企业;而财务杠杆率的门限效应使得工业企业金融化的边际影响依门槛值增强。     

科技人力资源、创新效率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9～2011年我国30个省市科技 R＆D 人员、人力资本存量和创新效率的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对分析科技人力资源与创新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就全国范围而言,科技创新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为重要,科技人力资源中的 R＆D 人员次之,人力资本存量最低。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创新效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较大,东部、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效率对经济增长效应最高,但对中部地区的经济效应为负。     

政府大客户与企业风险承担

文章通过对2007-2019年全部上市A股的实证分析,从供应链的角度研究了政府大客户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大客户与企业风险承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政府大客户显著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的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或者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政府大客户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文章对提高供应链整合和上下...     

所有权性质、市场化进程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检验所有权性质如何影响企业的风险承担行为,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市场化进程环境中是否存在差异。我们以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1998—2011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检验结果发现,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更低的风险承担水平,而且,国家所有权的这种风险承担抑制效应主要存在于中小规模企业。进一步的检验发现,在市场化进程相对较快的地区,中小规模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风险承担差异显著更大。同时,我们还发现风险承担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而所有权性质对风险承担的这种价值促进效应不存在显著影响。本文的结论对企业应重视风险性项目的投资,以及进一步推进我国中小规模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基于DEA的产业效率分析——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产业效率及其技术变动情况进行评估.选取58家营业收入排名靠前的企业集团作为样本企业,结合DEA方法,从微观、静态和动态等角度对产业结构效率、产业整体技术变动情况进行了讨论.研究结果表明,从2004～2006年,我国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结构效率经历了先上升再下降的过程,虽然总体趋势上升,但整体技术水平却在不断下降.其中的主要原因包括产业结构不合理等.     

科技金融对创新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省级面板数据

基于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以及全国2007~2016年高技术产业的省级面板数据,以科技经费投入和技术人力投入作为投入指标,以专利数量和新产品的产值作为产出指标,首先使用DEA方法计算了不同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以企业自主创新投入、政府支持、科技信贷和风投支持作为科技金融指标,使用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科技金融对于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考察期内,中国不同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均有所提升;科技金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创新效率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最后针对本文结论提出了相关建议。     

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创新效率研究——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下Super-SBM 分析

电子信息制造业作为我国战略新兴产业的代表, 其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已经成为目前关注的焦点问题。文章基于两阶段创新价值链理论, 运用超效率 DEA 模型对我国 2005～2016 年26个省市电子信息制造业科技研发及成果转化阶段的效率值进行了测度和分析。结果表明： 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创新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科技研发效率已经处于较高水平, 成果转化效率成为制约整体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 且区域间效率差异显著。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促进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创新发展的3条建议： 识别区域产业发展特征, 实施差异化创新战略; 营造技术创新发展环境, 增强产业主体创新意识; 丰富产学研创新网络内涵, 促进跨区域技术交流协作。     

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本文分别从银行资产端、负债端、中间业务端入,手系统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机理。再进一步采用实证方法,以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普惠金融发展的代理变量,分别以风险加权资产比和不良贷款率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代理变量,以2011-2020年39家商业银行经营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建立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最终的结论为：一是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存款利率和优化服务模式吸引存款,影响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和中间业务,降低了客户存款,增加了银行的存款吸收成本,进而提高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二是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长尾用户的贷款门槛,冲击了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降低了银行的利息净收入,从而提高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也就是说,数字普惠金融在总体上提高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     

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风险承担与创新投入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以2007～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探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创新投入的内在机理,解释了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和管理者风险承担意愿的中介作用,以及公司治理的调节效应,以拓展战略性慈善行为推动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促进创新投入;管理者风险承担意愿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均发挥中介作用;CEO二元性、董事会规模、管理层持股比和股权制衡度均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创新投入的关系起促进作用。本文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从伦理层面拓展到战略层面,为企业数字化战略、社会责任战略和创新战略的协同作用提供了重要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速度、规模存量与区域创新效率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中国 2000～2017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 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 （FDI） 的进入速度、 规模存量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 结果表明：FDI 规模存量负向影响区域创新效率,FDI 进入速度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FDI 规模存量双重门槛效应, 当FDI规模存量低于门槛值 时,FDI 进入速度加快显著促进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 当FDI 规模存量超越临界水平时,FDI 进入速度加 快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由正转为负。 在FDI 规模存量约束下,FDI 进入速度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还表 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东部地区FDI 规模存量高, 呈现 “U” 型非线性影响, 中部地区随着FDI 规模存 量的增加, 呈倒 “U” 型特征, 而西部地区FDI 规模存量较低, 外资进入速度的加快会长期显著提升区域创新效率。     

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自主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2000～2014年40个国家或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自主创新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各国制造业自主创新效率的提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发达国家制造业自主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制造业技术创新较多依靠运输通讯、金融保险服务进口,发展中国家制造业技术创新较多依赖商务服务、建筑服务进口。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风险承担水平

企业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发展提供关键动力,而对于数字化转型与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尚未得到全面的结论。为此,本文以我国2007～2021年的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在控制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加强财务柔性来促进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对外开放程度高的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水平的积极影响更显著。本文探究了数字化转型与风险承担水平的关系与作用机制,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从企业和政府角度提出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政府干预、金融错配与企业创新——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本文建立了一个存在金融错配的厂商创新模型, 并将政府干预引入模型, 分析发现金融资源错配抑制了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而政府干预的影响是复杂的, 取决于政府干预手段对企业的直接作用以及其通过影响金融资源配置对企业的间接作用, 且这两种作用通常是相反的, 即金融错配会削弱政府干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运用 2010～2016 年间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验证了上述结论, 并且发现非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更高的研发强度。指出加大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民营企业的金融资源配置和政府补助,加快竞争性国有企业行业改革等政策有助于促进企业的创新。     

产业链定位、分工与集聚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基于江苏省制造业企业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对江苏省342家制造业企业的调查问卷实证研究了产业链定位、分工和集聚效应对于企业创新强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处于产业链终端环节企业并没有表现出特定的创新优势,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制造业产业链中的终端集成环节并未形成相应市场势力或集成创新能力;分工活动(以供应商数量作为度量指标)与创新强度之间呈现较为复杂的U型非线性关系;集聚效应并未对我国微观企业创新活动产生积极影响,未成为激发集群创新动力的有机载体。针对以上实证结果,基于我国经济转型背景和企业微观层面行为特征,我们就产业链定位、分工与集聚效应三个因素与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的内在关系与作用机理,结合统计性分析进一步进行了剖析和解释,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可行对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