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教育投入与人口素质提升

利用我国1991-2010年的数据,对我国经济增长、教育投入和人口素质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展,三者相互影响,在长期变动较为协调;短期内经济增长是教育投入的原因,经济增长短期内对教育投入影响明显,对人口素质的影响不明显,教育投入在短期内对人口素质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利用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对我国人口素质发展水平进行预测,结果显示我国人口素质水平将会持续提高。     

集聚经济、创新溢出与区域创新绩效

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由传统的劳动力、资本积累向创新要素数量与网络化程度转变。从来源看,区域创新源于区内自主创新与区外创新溢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直接受创新要素禀赋条件的影响,集聚经济因素通过空间外部性作用直接影响区域创新要素集聚能力与水平。同时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空间依赖产生区间创新溢出;对外开放过程中产生创新的国际溢出,都对区域创新绩效产生重要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集聚经济与创新溢出皆对区域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因此,应通过强化集聚经济效应,构建开放式创新环境,提高吸收能力以充分利用创新溢出效应,并促进企业价值网与区域创新网“两网合一”,降低交易成本,不断提升区域创新绩效。     

数字规制政策、外部性治理与技术创新——基于数字投入与契约不完全的双重视角

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带来了变革性影响，然而数字规制政策作为解决数字要素外部性问题的政策工具，是否能够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保障，值得探究。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数字规制政策的外部性治理与数字转移成本效能，从数字要素投入与中间品契约不完全的双重视角出发，分析其影响企业创新决策的创新效率效应与中间品效应双重驱动机制，提出数字投入与契约依赖的理论假说；然后采用1989—2017年41个国家的跨国跨行业数据，通过构建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与分析。研究发现：从整体层面看，数字规制政策能够有效推动数字要素的外部性治理，其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驱动效应有效弥补了数字转移成本所带来的技术创新抑制效应，最终显著促进了各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从跨国与跨行业双重差异看，数字规制政策能够通过“数字投入”与“契约依赖”的双重机制，破除企业数字要素投入障碍与合同中数据条款的非完全性问题，有效解决数字投入依赖度更高、契约依赖度更高行业的市场不完全问题，从增进创新效率和降低交易成本两个层面提升了技术创新的边际收益，成为驱动这些行业中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渠道。本文结论为数字规制政策驱动企业技术创新提供...     

融资策略、 金融摩擦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国际金融危机后， 金融改革虽然提高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 但是其对企业产出增长的负面影响一直没有完全消除， 仍在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力度及可持续性。 本文运用2006 ～2016 年中国A 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 以创新投入能给企业带来增长为出发点， 通过引入三种不同的企业融资方以及企业对创新研发的投入情况， 探讨金融摩擦是如何通过融资传递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中的。 研究发现： （1） 在中国， 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的增长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显著影响， 而内源融资增长不显著； （2） 金融摩擦对生产率增长的传递方式主要是债权融资。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 金融摩擦的增大导致生产率对债权融资的负效应更为敏感， 企业生产率更易受到重创， 生产率的下降反过来又会影响企业的再借贷， 企业很容易陷入持续低迷增长的困境之中。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异质性创新的影响——基于内外源融资调节视角

为探寻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中专利数量快速增长却没能带来创新质量提升背后的缘由，本文以 2010～2017 年中国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围绕创新规模与质量， 分别讨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异质性创新的影响； 此外， 结合企业创新中面临的现实融资问题， 从融资渠道视角进一步分析企业内外源融资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 （1）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创新质量具有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 （2） 企业创新规模的扩大及质量的提升更加依赖于外源融资； （3） 外源融资对劳动力成本上升驱动下的企业创新尤其是创新质量具有更强的干涉调节作用， 故为更好地推动创新质量的提升， 必须注重融资环境和资本要素配置效率。     

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及实证检验

任何经济增长过程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进行的，有必要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理论当中。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认为稳态下的经济增长率跟制度创新有着紧密的正向关的关系。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基于1978～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半参数估计和线性回归估计方法，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国家财政干预的增强、国有经济的强化和垄断作用加强从整体上抑制了我国以及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提高市场开放度和对产权的保护程度则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正向促进作用，制度差异是引起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制度创新仍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基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实证研究

科技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本文运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实证考察了我国和东、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证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基本上属于"资本投入型"的经济增长;1992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呈现出逐年递减效应;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度高于中、西部地区.在实证基础上,得出相关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技术创新资源投入对高技术企业产品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新产品产出作为测度我国高技术企业产品创新绩效的指标,以我国2003~2008年大中型高技术企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应用广义矩方法对包括R&D投入和非R&D投入在内的技术创新资源投入对我国高技术企业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包括研发经费和科技人员在内的R&D投入、非R&D投入构成要素中的技术改造、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对提升我国高技术企业产品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同时,研究发现技术引进、国内技术购买作为调节变量,显著提升了研发经费投入对高技术企业产品创新绩效的边际贡献;消化吸收作为调节变量,显著提升了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购买对高技术企业产品创新绩效的边际贡献。根据实证研究结论,为在开放式创新环境下提升我国高技术企业的产品创新绩效,本文进一步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跨境并购、双重制度嵌入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

本文以2010～2021年中国高技术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借助计量模型实证考察跨境并购、双重制度嵌入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三者间的关系，并从市场准入门槛与信息基础设施密度视角探究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跨境并购能够显著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双重制度嵌入中，制度距离嵌入有利于提升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制度关联嵌入不利于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提升；跨境并购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可随着制度距离嵌入程度提高而不断增加，随着制度关联嵌入程度的提高而不断降低；跨境并购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作用效果在高市场准入门槛区域更显著；制度距离嵌入对高技术企业创新质量的作用效果在高信息基础设施密度区域更显著，制度关联嵌入的影响与之相反。据此，应健全国内营商投资环境，拓宽国外资本准入门槛；研判东道国并购环境，降低跨境并购活动阻力；构筑育人引人机制，提高并购成功率，为高技术企业跨境并购及创新质量提升赋能。     

2014电力十大管理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阐述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提出其具备几个主要特点: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可见,创新之于一国经济的重要性。同样,之于企业,创新亦是其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本刊作为电力行业的管理类期刊,一直将发现、总结、推广电力企业管理创新成果,全力推进电力企业管理创新提升作为不变的宗旨和目标。为体现电力行业企业     

结构性改革和创新驱动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的DSGE分析

虽然现有的关于经济增长的DSGE（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分析取得了很大成就, 但仍然存在着经济增长理论落后的问题, 并且缺乏城镇化、信息化等结构因素, 科技投入等创新因素和节能减排等资源环境因素, 因而不能全面反映中国结构改革、创新驱动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实际。为此, 本文把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共协理论）、供给侧结构改革理论、创新驱动理论和有关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建立模型组, 构建预期效用函数和拉格朗日函数, 进而构建中国经济增长的DSGE 模型体系, 并运用贝叶斯方法、计量经济学方法等进行参数估计, 进行模拟仿真和政策实验, 从而分析出城镇化等结构性变量的波动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变量和控制变量的作用效果, 为推动结构改革、创新驱动与一带一路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技术差距、资源分配与后发大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

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要素的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核,而技术差距是影响经济资源配置格局和配置效率的关键变量。基于拓展的内生增长模型分析资源最优分配路径发现:经济增长方式随技术水平的提升从"生产性投资驱动"到"研发驱动"、从"模仿主导"到"创新主导"逐步转换。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在不同技术水平的区域,生产性投资与研发投资、模仿与创新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效应不同。那么,我国作为一个后发大国在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也应根据与国际前沿的技术差距,合理配置生产性投资与研发投资、模仿投资与创新投资,并根据我国区域技术水平的差异性,"分层"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发展，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迈克尔·波特曾经指出，迄今为止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有能力从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其余的，则长期停滞于要素驱动的或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在“日本案例”报告中，波特认为日本经济尚未获得充分的创新驱动。后来，日本经济陷入10年之久的停滞，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波特这一至今仍被学术界忽视的推测。     

多元驱动的绿色创新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沪深 A股712 家企业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将绿色创新分为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过程创新两个维度， 从环境规制因素、需求拉动因素和供给推动因素3个层面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 并进一步探讨绿色创新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需求方拉动和供给推动因素会影响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可能性， 但会因绿色创新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绿色产品创 新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经济绩效， 绿色过程创新则不然； 区别于非重污染行业， 命令控制型的环境政策和国 内市场的竞争状况是驱动重污染行业进行绿色创新的关键因素。     

城市群人口集聚促进域内企业创新吗

人口和产业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但跨行政区划的城市群人口集聚能否促进域内企业的创新活动仍有待检验。本文利用2007—2019年的上市公司样本，结合专利申请数据，在构建相关城市群人口集聚指标的基础上，对其创新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研究发现，不同于城市自身发展所产生的集聚效应，跨区域城市群人口集聚有利于域内企业创新，并且在中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表明城市群人口集聚能够弥补本地市场发展条件的不足，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意义。机制分析表明，城市群人口集聚有利于城市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知识交流；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提升能够有效降低要素流动壁垒，促进资源的跨区域优化配置；不同城市间的分工深化也能够进一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推动企业创新。本文研究为更好发挥城市群的创新要素集聚和创新活动聚集、推动城市群协调发展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相关经验证据和政策建议。     

我国汽车制造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路径分析

“十三五” 时期是我国增长、 转型和改革高度融合的新阶段, 创新驱动是我国汽车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 本文利用我国汽车制造业沪深上市公司 2013～2015 年的数据, 运用相关模型和方法对其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路径以及技术创新产出的中介模型进行分析。 通过研究发现：R&D 投入、 技术人员投入对经济绩效有滞后2 年的影响; 技术创新产出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提升创新绩效的最佳路径是增加技术创新投入, 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路径明显, 潜力绩效不显著。 文章最后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工业增长的性质：资本驱动或资源驱动

经济增长可以分为资源驱动、劳动驱动、资本驱动和技术驱动等不同的形式，大多数研究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属于资本驱动型。但这个结论是在排除了资源环境因素影响后得出的。本文在纳入资源环境因素后，对影响工业增长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资源环境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大大高于资本的贡献，我国的工业增长仍属于资源驱动型。我国工业增长的这种性质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性质还没有完全摆脱资源驱动型的特征。这一特征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对宏观经济政策包及宏观调控方式的选择都有着重要影响。     

西部大开发纵深化发展的路径选择——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

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10多年来成绩显著,但西部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源于政府纵向投资和高速度工业化的外部驱动效应,科技创新活动与经济活动的分离发展直接导致区域自我发展能力低下,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挑战。依据内生增长理论,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应该逐步强化以制度安排为主体的开发机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优化要素配置机制,构建区域创新体系,培育内生增长机制,实现西部经济以自我发展能力为驱动力的内生增长态势。     

人力资本科研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协整研究

本文对我国人力资本、科研投入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协整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利用VECM动态模型来分析它们之间的短期动态变化和长期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和政府科研投入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正向促进作用,且政府科研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而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仅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该研究表明我国应加大对人力资本和科研资本的投入,并建立相应的激励制度以提高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高技术产业创新投入配置对创新效率影响分析

为了探明如何有效配置创新资源以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以高技术产业原始创新和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为分析对象,依据我国高技术产业1995～2008年的区域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法(SFA)分别测度了创新投入在两种创新方式下的效率值。结果表明:原始创新投入的技术创新产出弹性最高,但经济效益产出弹性最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投入对技术创新产出有正向的影响,但对经济效益产出却产生负向的影响。此外,政府资助、金融支持、产学研合作、市场结构等因素在不同创新产出指标下对创新效率影响有着显著差异。加大原始创新投入扶持力度、调整引进与吸收消化再创新投入结构、调整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可以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整体创新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