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

为了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通过查阅农业行业企业数据得到213个可观测值,运用Stata16.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内生性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其分指数对农业企业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每增加1%,会引起被解释变量农业企业创新水平平均增加0.356 4%;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每增加1%,分别会促进农业企业创新水平平均增加0.338 8%、0.378 5%。     

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以及实体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创新进而促进地区实体经济的增长。因此,国家应该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而提高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改善民生,提高国家竞争力。     

健康冲击、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消费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健康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健康冲击显著降低了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但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地减轻这种影响;同时就分指标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一级维度中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二级维度中的信贷、保险、货币基金以及支付这四个子指标均显著地平滑了冲击下的家庭消费。就作用机制而言,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和强化非正式社交网络来帮助家庭应对健康冲击对消费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显示,健康冲击对中西部地区、户主受教育水平较低以及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的家庭影响更大,同时这种影响还与冲击的程度正相关,进而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在这部分家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进一步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金融包容性的重要现实意义,并在微观层面上解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家庭福利、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的积极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增收减贫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科技提供金融服务,具备更为广泛的触达能力,从理论上讲,更有利于实现增收减贫。围绕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减贫效应问题展开,利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山东省数字普惠金融现状进行分析,并用各地市 2011-2019 年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的增收减贫效应,并进一步探讨了其内在机理。文章主要结论如下：（1）山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低于全国水平,且差距逐年拉大,各地市发展水平分三个梯队,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差异最大。（2）山东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减贫有显著积极影响,收入增长是数字金融减贫的中介变量。（3）山东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随城镇化、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变化而变化。     

数字普惠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乡村振兴

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我国乡村振兴方面起到明显的促进效果,并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对本省份乡村振兴的发展起到正向作用,同时也会对周围地区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乡村振兴水平的重要传导路径。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

根据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金融改革发展的指导方针,各省市加大了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投入,并且把数字金融改革方案应用到农村经济发展中,数字普惠金融完成了普惠金融和金融科技的融合,有利于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成本可承担性、金融供需的可匹配性,以此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推广农村经济发展效果。然而,在实践中数字普惠金融暴露出很多不足。本文主要从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选题背景出发,研究其发展的必要性,讨论其发展现状,从中发现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困境,最后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以期提高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和扶贫的精确性,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贡献力量,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助力。     

数字普惠金融与小微企业出口: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

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小微企业出口相结合,为深入探讨数字金融的普惠意义提供了新视角。我们基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构建一个广义双重差分回归模型进行经验分析,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后,回归结果稳健地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显著促进小微企业出口。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促进生产率更低的企业出口,并改善小微企业的营运资本使用效率。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比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小微企业出口的影响更大。高资金负担、弱政企关系以及西部地区的小微企业受益更大,这是雪中送炭的表现;而在金融软环境更好的地区小微企业受益更多,则是锦上添花的表现。     

广西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当前,数字普惠金融不断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值得深入研究。首先通过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广西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发现广西的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还是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次重点研究广西百色市田东县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状况;最后分析当前广西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发现广西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和全国还存在差距,同时也缺少龙头企业的支持。今后,广西应该更加积极有效地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同时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提高金融创新的能力,促进广西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其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对金融供给下沉、小微实体经济发展和经济社会治理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伴随数字技术的持续进步,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加速到来,数字普惠金融将深度影响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对实体经济的支撑,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良性格局和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建设.     

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金融风险的实证分析

当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给各行业带来了新的契机，对我国的国民经济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区域金融风险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测算出中国2011—2019年31个省市的区域金融风险指数，通过相关检验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的影响，以及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更充分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促进区域金融风险的空间溢出效应，但是技术水平的提升和政府监管水平的提高会抑制这种溢出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建立完善监管系统、提升政府信息透明度以及提高创新能力等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的空间效应

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及路径.研究发现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提升本地区技术创新能力,但对周边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会产生总体上的负向影响.一方面,区域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削弱周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而对周边地区的技术创新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区域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本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对周边地区技术创新能力产生正向影响,但该作用途径并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向,基于2014—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空间影响,并进行门槛效应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的依赖性,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在考虑内生性和稳健性之后结果仍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不是纯粹的线性关系,而是具有双重门槛的特征;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也对农村产业融合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促进作用都具有双门槛特征。因此,针对如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推动作用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投资绩效的影响分析

家庭如何利用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实现家庭投资绩效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中国家庭投资多样性和投资绩效都还不高,家庭风险-报酬比也远远低于国外。所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家庭投资绩效的影响就显得较为重要。通过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4年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地促进了家庭投资绩效与投资多样性的增长。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家庭投资过于偏好投资性房地产,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还不充分。这为中国深化金融改革、扶贫攻坚战略提供了部分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因及区域发展差异研究现状与展望

作为传统普惠金融发展的优化产物,数字普惠金融有效突破了传统金融服务的地域限制,降低了金融产品的负担和成本,扩大了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范围,并通过数字技术为融资困难群体提供了便利的金融服务环境。然而,在持续发展过程中,数字普惠金融存在区域差异。因此,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因、影响以及区域发展差异的研究,有助于因地制宜的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数据统计口径、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多维度均衡化发展,并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协调发展,使其在提升区域经济增长、改善民间融资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

基于2011—2020年统计数据,通过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对陕西省10个市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分析以及泰尔指数对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数字普惠金融变化趋势有较强的一致性,整体在时序上呈上升趋势,发展状况良好;二者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发展不平衡,失调区域多分布于陕北和陕南地区,协调区域聚集在关中地区;陕西省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差异明显,差异主要来自区域内差异,同时关中地区的内部差异明显大于陕北和陕南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

利用面板数据模型阐释数字普惠金融对资源获取、人力资本培训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功能效应,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农户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3个细分指标中覆盖广度的作用最为明显。异质性分析结果揭示了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完善的东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对农户创业规模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最后根据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

运用熵值法测度2012—2021年陕西省地级市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陕西省各地级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进一步基于陕北、关中和陕南视角探索这一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其中覆盖广度的促进效应尤为显著,并在剔除省会城市和滞后一期后基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表明,这一作用存在异质性和时滞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关中地区的异质性影响远大于其他地区。     

环境不确定性、高管任期与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是绿色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理解环境不确定下高管异质性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对于我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任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呈倒U型关系,即当高管任期较短时,高管任期会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当高管任期较长时,高管任期会抑制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企业环境不确定性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企业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存在.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这种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均存在,且在国有企业更为明显.绿色补助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绿色补助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但这种调节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存在.本文研究结论对于高管人事聘任和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