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联盟与企业风险承担

基于风险承担视角,研究战略联盟合作的经济效果,发现参与战略联盟的公司其整体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提升。机制检验表明,战略联盟通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和企业运营成本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非国有企业、高行业竞争度企业及处于市场化水平较低区域的企业,战略联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效应更大。拓展性研究表明,股权式合作模式、双边契约形式,区域商业合作文化显著增加了战略联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提升作用。战略联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债务融资规模的扩大、资本性支出水平的提升和研发投入的增加。鉴于此,企业应积极寻求建立有效的战略联盟,监管机构应激励和支持企业构建战略联盟,以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增强企业竞争优势,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高管超额薪酬影响企业风险承担吗

文章以管理层权力理论为基础,从薪酬防御的视角出发,利用2007—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共17 694组非平衡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风险承担间的关系以及产权异质性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二者的中介作用机制。结果发现: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风险承担为负相关关系,二者的这种负相关关系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是高管超额薪酬与企业风险承担的中介途径,即高管获取了超额薪酬会提升内部控制质量进而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研究结论一定程度上为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体制改革以及如何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     

纵向兼任高管会提高企业股权融资成本吗

对于纵向兼任高管这一公司治理方式的作用,我国监管层面和理论层面尚存在一定争议。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股权融资视角研究纵向兼任高管对我国上市公司经济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纵向兼任高管会提高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且纵向兼任董事长比总经理对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提高效应更显著。通过探究其影响机制发现,纵向兼任高管会加剧大股东掏空行为,进而提高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股权制衡度低、董事会规模小、兼任强度大、审计质量低的上市公司中,纵向兼任高管对企业股权融资成本的提高效应更显著。本文以纵向兼任高管这一特殊公司治理机制为切入点,拓展了股权融资成本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评估纵向兼任高管的经济后果以及企业制定合理的融资决策方案提供了参考依据。     

管理层持股、研发投入与股权资本成本

企业研发投入具有风险性,会导致资本成本提高,研发融资负担加重,进而对企业研发活动的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利用2007—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研发投入的资本成本效应和公司治理机制缓解研发投入资本成本效应的作用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研发投入与股权资本成本之间显著正相关,研发投入的资本成本效应明显;提高高级管理者、董事会与监事会成员等管理层的持股比例有助于降低研发投入的资本成本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研发企业的信息披露程度对高级管理者持股降低研发投入资本成本效应具有替代作用;研发投入带来的收益率增加有助于抵消研发投入导致的股权资本成本提高。     

高管能力、董事网络与企业风险承担

文章以2013—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高管能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机理,并从网络位置与联结强度两个层面探究董事网络在其中产生的异质效应.研究发现,高管能力越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董事网络中心度、外部董事弱联结都能够缓解高管能力对风险承担水平的负面影响,内部董事强联结则进一步加剧了高管能力对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     

所有权性质、基金持股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检验了基金持股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国有股权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基金持股能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国有企业中基金对于企业风险承担作用被显著降低。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国有股权与股权资本成本——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从股权资本成本的角度,将股权资本成本视作全体股东对公司期望回报的综合水平,剖析并检验了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经济后果及其作用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显著降低了股权资本成本;国有股权显著影响股权资本成本,不同性质股权对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反应程度不同;在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和市场环境下,国家股东具有私人信息优势和较低的风险厌恶程度,国有股权的预期回报低于其他股权,其因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而降低的股权资本成本低于其他股权。     

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双元创新投资：影响与机制

创新是企业核心竞争的重要来源。从双元创新视角,以2014～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从影响效应来看,实施股权激励能够提升企业的双元创新投资水平。但股权激励强度对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随着股权激励强度的增加,股权激励与探索式投资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与利用式创新投资呈现正向线性关系。从作用机制来看,股权激励是通过风险承担效应“、金手铐”效应两个可能的渠道影响企业的探索式创新投资;股权激励能够通过“金手铐”效应影响企业的利用式创新投资,但股权激励的风险承担效应对利用式投资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外资进入对本土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资本逐利还是风险规避

外资自由化作为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重要内容,在促进境内外资本要素互联互通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微观企业行为。以我国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外资进入对我国本土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进入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地,外资进入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效应在融资约束严重、股权集中度更高和市场化进程缓慢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此外,在不同资本市场开放水平,外资进入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吗

当前我国企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如何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成为业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以2008～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呈倒U型关系,而且薪酬外部公平性和企业产权性质负向调节了以上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投资强度是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一条作用路径。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来自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验证据

以A股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这种影响在2013年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强化之后更加明显,在地方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中更加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机制在于提高高管薪酬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股权混合制衡度和超额委派董事均能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研究结论从企业风险承担的视角证实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为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借鉴。     

应计盈余管理、高管持股与权益资本成本

文章以2014—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分析了应计盈余管理、高管持股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应计盈余管理程度与权益资本成本显著正相关,高管持股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表明,赋予高管一定的股权激励可以减弱应计盈余管理的资本成本效应.且在不同的控股公司背景下,应计盈余管理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即国有控股公司削弱了盈余管理对权益资本成本的正向作用.     

高管股权激励能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吗？

如何激励高管主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能够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表现为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有更高的企业社会责任得分。在年度政策不确定程度更高的样本中,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更明显的推动作用;在地区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样本中,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更明显的抑制作用。作用机制检验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主要通过激励风险承担和缓和融资约束两条路径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产生积极的影响,表现为在风险回避倾向更高的样本以及融资约束更严重的样本中,股权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得分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实施股权激励企业的社会责任得分越高,企业的财务业绩和市场业绩也越好。     

大股东股权质押、风险承担水平与债券违约风险

基于2015—2019年发生实质性债券违约的上市公司数据,运用二元Probit回归模型,从风险承担水平角度研究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上市公司债券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率与债券违约风险显著正相关,风险承担水平在股权质押与债券违约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高股权质押率的企业通过对其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增加债券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产权性质和信息质量差异对股权质押与债券违约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不同产权性质、不同程度信息质量组别中,股权质押比例对债券违约的正向影响均存在差异,且该正向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低信息质量组中更为强烈。     

股权质押、企业风险承担与研发投资

文章选取2015—2018年沪深制造业公司数据,考察了股权质押对企业风险承担与研发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研发投资与股权质押、企业风险承担均呈显著负相关,与二者的交乘项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具有正向治理效应.股权质押通过融资约束信号传递机制抑制投资者风险承担水平,并通过对管理层研发投资支出限制,实现规避股权抵押风险的目的,会通过控制研发投资实现对管理层的治理,帮助国家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让股权质押规范化;启示企业加强对股权质押的约束,减少股权质押行为,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加大研发投资,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高管学术经历、研发投入与权益资本成本

本文以2010—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高管学术经历、研发投入和权益资本成本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高管学术经历与研发投入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与权益资本成本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研发投入与权益资本成本存在负相关关系且在非国企更显著.从作用机理上看,研发投入在高管学术经历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非控股股东对行权企业风险承担的行权效应、影响边界与传导路径

本文基于沪深市场上市公司数据,检验非控股股东行权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行权效应、影响边界和传导路径。研究结果显示,非控股股东积极行权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行权效应显著,尤其是对于行权成本与行权收益相对接近的企业而言,其行权效应更为明显。在影响边界方面,对民营、高管纵向兼任、低声誉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非控股股东行权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行权效应更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可能的作用传导路径主要是非控股股东行权通过抑制第二类代理成本减少了控股股东掏空侵占。     

金融发展水平、公司治理质量与股权资本成本

文章以2007-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质量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金融发展水平对公司治理治理对股权资本成本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公司治理质量都显著影响股权资本成本;公司治理质量越好,企业股权资本成本越低;在金融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公司治理质量对上市公司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公司治理质量对企业股权资本成本没有显著影响;而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公司治理质量显著影响上市公司股权资本成本;公司治理质量越高,企业股权资本成本越低.     

实际货币供给、企业风险承担与营运资本目标结构的动态调整选择

基于权衡理论,分析了风险承担水平对企业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承担水平提高会加快企业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实际货币供给水平的增加能够显著放缓企业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同时,实际货币供给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所带来的风险敞口,从而降低企业风险承担对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的影响。进一步检验不同风险偏好倾向下,企业风险承担以及不同风险承担下实际货币供给对企业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具有风险偏好倾向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呈正相关关系;随着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高,具有风险规避倾向的企业,其营运资本目标结构的偏离度会进一步加大。另外,在风险偏好型企业中,实际货币供给水平的提高会放大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偏离度,并且对低风险承担企业的影响更甚;在风险规避型企业中,企业营运资本目标结构回调速度并未对实际货币供给水平表现出显著的敏感性反应,并在高或低风险承担企业中表现出类似效应。     

股权激励强度谁主沉浮？——基于不同控制环境下的高管权力与能力视角

选取2007—2016年沪市A股与深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高管权力、高管能力以及产权性质对企业股权激励强度在授予阶段和行权阶段等不同控制环境下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授予阶段,高管的权力越大,授予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高管权力对股权激励授予强度的正向影响大于高管能力;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越大其被授予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2）在行权阶段,高管能力越强,其越有可能达到行权所设定的业绩目标,解锁行权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高管能力对股权激励解锁行权强度的正向影响大于高管权力;高管年薪对高管股权激励行权强度能够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在既定的股权激励业绩目标下,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越大其行权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