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杠杆操纵

以2012～2021年非金融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针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杠杆操纵的影响进行探究，并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影响机制以及经济后果分析。主回归分析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抑制企业杠杆操纵，且在替换变量及控制内生性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稳定型机构投资者、高管理者能力、低融资能力以及高分析师关注度组中，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杠杆操纵的抑制效应更显著；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发挥信息效应、资源效应以及治理效应进而抑制企业杠杆操纵，即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缓解融资困境以及降低企业内部代理冲突的方式抑制企业杠杆操纵；经济后果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有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顺利实施。     

数字化转型是否降低企业研发操纵?

如何将数字化赋能于企业研发创新行为中，实现“数字化+创新”的转型升级，是数字经济下推动经济高质量转型的关键。本文以企业“创新投入高而TFP较低”的现象为切入点，以企业对研发投入的操纵行为为落脚点，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研发操纵的影响、传导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企业进行研发操纵的概率，并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仍然成立。在不同的数字化转型方式与企业科技禀赋下，上述结论具有异质性。机制分析表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供应链合作的开放程度、降低交易成本与缓解降低信息不对称等方式，降低企业研发操纵的概率。对于经济后果，企业数字化转型既能直接影响创新绩效与生产效率，同时也能通过降低研发操纵的策略性行为而间接改善由此所产生的创新绩效和生产效率下降问题。本文不仅为经济体系所存在的“创新投入较高而TFP较低”的现象提供了可能的解释与解决路径，还为改善企业操纵研发投入的制度迎合行为以及促进产业政策有效实施，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微观依据。以数字化转型降低企业研发操纵行为，优化企业创新布局与生产绩效，对于实现数字化驱动下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杠杆操纵

数字金融发展能否助力企业实质性去杠杆是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使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基于数字金融发展的资源效应与信息效应,考察了其对企业杠杆操纵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杠杆操纵程度,这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等途径加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降低企业杠杆操纵的效应在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好和金融监管强度较高的地区中更为显著。为此,政府相关部门要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金融监管等方面进一步规范和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要主动进行数字化变革,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企业要充分利用数字金融打破外部融资障碍,赋能高质量发展。     

“去杠杆”背景下杠杆操纵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分析——兼论内外部监督的治理效应

处置好企业杠杆问题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本要求,以2015—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重点研究“去杠杆”背景下杠杆操纵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以及内外部监督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杠杆操纵与企业财务风险正相关,即杠杆操纵程度越大,企业财务风险越高;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内部监督的内部控制与股东监督、外部监督的分析师关注与外部审计均可以发挥治理效应,有效抑制杠杆操纵,降低企业财务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民营企业、过度负债企业与中西部地区企业进行杠杆操纵更易推高财务风险。研究结论对拓展杠杆操纵经济后果,构建有效的杠杆操纵治理机制,进而落实“去杠杆”政策、化解企业财务风险有所增益。     

金融科技发展与企业杠杆操纵

本文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杠杆操纵的影响与内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显著抑制企业的杠杆操纵行为。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发展通过发挥资源效应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发挥信息效应提升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发挥治理效应降低代理成本进而抑制企业的杠杆操纵。进一步分析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期、分析师关注较少和内部控制质量较低时,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发展金融科技、防范企业杠杆操纵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人力资本与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依赖人才支持,企业人力资本能否以及如何驱动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从员工学历与技能维度探讨企业人力资本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机制与经济后果。研究表明,企业人力资本能够显著促进数字化转型,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企业人力资本能够提升企业的研发与创新能力并抑制管理层短视,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人力资本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及内部薪酬差距小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经济后果检验证明了人力资本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生产效率与信息披露水平。本文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内容,并为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提供了新的启示。     

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本文以2015～2021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国际化程度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国际化程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表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效果。机制检验表明：企业财务柔性在二者的U型关系曲线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此外，QFII不仅使国际化程度和数字化转型之间的U型曲线更平缓，还使U型曲线的拐点左移。异质性检验发现，上述U型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样本中更为明显。经济后果检验显示，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能够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国家审计能抑制国有企业杠杆操纵吗？

以审计署对央企实施的年度财务收支等情况的审计为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杠杆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审计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杠杆操纵程度。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企业信息环境质量越好、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越完善,国家审计对杠杆操纵的影响越弱;企业所处地区审计处理处罚力度越大,国家审计对杠杆操纵的影响越强。第二,国家审计对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在杠杆操纵压力更大的样本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第三,国家审计对杠杆操纵的影响存在地区溢出效应,能够促进同地区未被审计的国有企业减少杠杆操纵。第四,国家审计促使国有企业减少杠杆操纵后,企业的银行贷款规模和债务违约风险均显著降低。     

企业参与碳交易能够提升ESG表现吗？——基于数字化转型的调节效应分析

碳排放权交易能够将公众利益融于企业价值体系中,通过引导企业遵守社会规范、树立正确价值导向,对ESG表现的提升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21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使用多期DID模型,检验企业参与碳交易对其ESG表现的影响,以及数字化转型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参与碳交易对ESG表现具有显著提升效应;同时,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碳交易对ESG表现的提升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在CFO兼任董事或企业所在地区碳市场流动性更高时,企业参与碳交易对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与高排放行业相比,其他行业企业参与碳交易对ESG表现的影响更明显。本文丰富了企业参与碳交易和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为研究ESG表现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对提升公司治理能力具有借鉴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以2008—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并增加了企业高管的超额薪酬。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赋予了管理层集中的决策自主权,弱化了外部对管理层经营管理行为的监督力度,增强了管理层利用其高度集中的权力影响董事会薪酬契约制定的能力,获得了更多与企业业绩不匹配的私有收益,从而降低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内部控制质量或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企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负面效应会得到抑制。研究结论为全面认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为数字化转型公司高管薪酬契约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

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对此,本文选取2009—2019年深沪两市A股主板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其中内部控制质量和创新在二者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东部地区企业、所处地区营商环境较好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本文不仅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实施路径,还为政府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启示。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来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数字化转型是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在当今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基于此，选取2013—2021年我国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策略对其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推动作用；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中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策略的实施可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和技术创新能力，从而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为构建数字中国、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参考。     

数字化转型速度如何影响企业债务融资——基于“降成本”与“去杠杆”视角的研究

将微观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速度与宏观政策层面的“降成本”和“去杠杆”任务相结合,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速度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速度能够有效抑制代理风险、信息风险及声誉风险,从而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有助于实现“降成本”的目标。对于非成熟期、供应链集成与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企业来说,数字化转型速度的“降成本”作用更明显。基于数字化转型速度优化的研究发现,一方面,相较于数字化转型匀速与减速,数字化转型加速显著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数字化转型减速提升债务融资成本的原因在于数字化转型的边际递减效应而非管理层自利行为;另一方面,反映外部数字化发展水平的“宽带中国”政策与内部数字化转型速度在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方面具有“互补”效应。基于“去杠杆”视角的债务结构优化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速度能够优化债务期限结构、风险结构及资本结构,从而实现“去杠杆”目标,其中数字化转型加速的“去杠杆”作用尤为突出。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避税

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数字化转型赋予了实体企业发展的新动能，对企业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中国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避税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的避税程度。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的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企业管理费用来影响避税动机，且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避税的效果在治理环境较差、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成长期企业的组别中更加显著。本文拓展了有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的探讨，丰富了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研究，为政府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健全与完善税收监管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存贷双高”

以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存贷双高”的作用及其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了其“存贷双高”,且对不同类型“存贷双高”的抑制作用有明显差别，即表现为抑制异常型“存贷双高”;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弱化代理问题、强化内部ESG治理机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弱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等途径作用于企业“存贷双高”;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抑制企业“存贷双高”。鉴于此，应大力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当前较为普遍的“存贷双高”现象，降低企业运行中的财务风险。     

去杠杆政策、政府审计与国有企业杠杆操纵

如何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是国有企业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以2012—2018年中央企业控股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在去杠杆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杠杆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在2016年以后的杠杆操纵行为显著增多,而政府审计的介入能够有效抑制国有企业的杠杆操纵行为。机制检验发现,约束机会主义行为和缓解信息不对称是政府审计治理国有企业杠杆操纵的两个路径。进一步讨论分析发现,政府审计与注册会计师审计、非国有股东监督、分析师监督、媒体监督的良性互动增强了对国有企业杠杆操纵的“监督合力”。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08—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企业经营效率降低、融资约束增加、系统性风险提升三条压力传导路径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高科技企业、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果更加明显。根据研究结论，从发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积极作用、多渠道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重视企业间数字化协同转型等角度提出了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了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吗

应用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分析方法，选取我国A股上市企业2010～2021年的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抑制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显著抑制了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的信息披露水平，有助于外部投资者掌握更充分的信息，进而抑制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发了分析师和大众媒体的关注，缓解了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进而抑制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区分买方市场和卖方市场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卖方市场上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产生的抑制作用更强。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的抑制作用在高科技企业、中小型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发展，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基于风险决策视角，本文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缓解代理冲突和融资约束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管理层薪酬激励水平较低、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且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最终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效应。该研究结论丰富了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和企业风险承受水平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加强企业风险管理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成本黏性的影响

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营业成本黏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抑制成本黏性。进一步研究企业信息整合需求对数字化转型与成本黏性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公司供应商和客户集中度较低、子公司数量较多时企业信息整合的需求高,此时数字化转型对成本黏性的降低效果更显著。研究肯定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黏性抑制的积极作用,为企业数字化发展及成本管控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