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争取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问题探讨——以铁矿石、石油和大豆为例

我国在大宗商品定价权上缺乏发言权,高价进口资源和原材料,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生产并出口低附加值产品的贸易模式制约着我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通过分析我国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现状及定价权缺失的原因,提出了争取我国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的政策建议。     

提升我国大宗商品定价影响力的战略思考

我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国际大宗商品贸易国和消费国,理应掌握相称的大宗商品定价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大宗商品定价权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步,若干商品期货品种已经具有相当的国际价格影响力。同时,长期以来,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一直处于“西强我弱”的格局,主要症结是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各维度控制权的过度集中,且我国在相关金融领域与发达国家还有一些距离。为进一步破解定价权难题,应制定提升我国大宗商品定价影响力的国家战略导向;分清主次,有侧重地设计和落实对策措施;组建国家级金融资本平台。     

争取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作为大宗商品的国际大买家,争取国际定价权已经成为再也无法回避的问题。有鉴于此,我们着重探讨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的经济学机理。本文认为,传统的价格理论已经不能指导我国争夺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的实践了,在不完全竞争或者垄断市场上,运用博弈理论来指导价格谈判则是有效的选择。在此基础上,我们分析我国国际定价权缺失的原因和影响商品国际定价权的因素,最后给出了相关对策。     

我国争取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困境及路径

我国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的缺失已成为必须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期货定价、价格谈判这两种当前国际大宗商品主要定价方式,分析了我国争取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面临的困境,并指出了走出困境的路径。     

基于博弈理论的大宗商品定价权联盟构建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国际上许多大宗商品的最大买家。但全球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并未因我国成为最大买家而移至我国。在商品与服务的价格方面,我国还没有与自身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这是因为,我国铁矿石行业间缺乏有效的联盟,存在行业集中度低、竞争无序等问题,结果导致定价权与国内企业离得越来越远。大宗商品联盟缺失是导致我国定价权缺失的重要原因。基于博弈理论构建大宗商品的定价权联盟,是打破目前状况的一条根本途径。我国企业应借鉴国外企业的经验和路径,积极构建产业链联盟、企业联盟、金融联盟、采购联盟和营销联盟,以谋求我国企业在大宗商品上的国际定价权。     

大连商品交易所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的对策

大宗商品定价权关乎一国经济发展的兴衰,几百年来,世界强国在经济崛起,地位提升之前都要获得大宗商品定价权。可见,大宗商品定价权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必须掌握部分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才能在当今的国际竞争中更多的占据主动性。大连商品交易所争取大宗商品定价权存在市场组织体系松散,期货产业集中度低,监控体系不够完善等制约因素。应完善市场组织体系,提高产业集中度,构建科学监管模式。     

金融化视角下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的策略分析——以有色金属为例

进入本世纪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城镇化及工业化推动了我国对于大宗商品的消费,产量也相应地快速增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于定价权的缺失,我国政府和企业始终未能摆脱大宗商品价格受制于人的尴尬局面.以有色金属为例深入分析我国大宗商品定价权缺失的现状及其原因,认为现阶段金融化因素在国际大宗商品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金融化视角下提高我国大宗商品定价权的策略和措施,如增加期货市场交易品种,丰富金融衍生交易,建立健全期货市场风险监管机制等.     

言论

“我国在国际贸易体系的定价权几乎全面崩溃。”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5月16日直言,中国当前面临一大问题就是大宗商品定价权的缺失。他说,在世界大宗商品市场,“中国需求”成为大宗商品涨价的绝好理由,大豆、石油、铁矿石先后上演这样的情景。“面对自身对资源性商品的巨大需求缺口,以及被国际投机基金操控的国际定价权,中国企业虽掌握了一定的生产主导权,     

浅谈政府市场信息引导在解决定价权缺失问题中的作用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我国在享受全球化的红利同时，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其中，由于缺乏大宗商品定价权，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价格总水平的稳定、国民财富的流向，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安全都面临着来自外部价格商品上涨的严峻挑战。我国大宗商品定价权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从转变经济增长结构、提高市场发育水平、转变政府对大宗商品资源的调控管理体系等多种方面着手，全面、系统的加以解决。其中，加强价格信息体系建设，强化政府信息引导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大宗商品定价权和经济金融安全研究

本文通过对国际国内大宗商品定价权进行研究,发现其特征,针对特征从健全产品结构和市场体系、完善投资者结构、增强法制保障三个方面对改进我国的大宗商品定价权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