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储蓄率的特征事实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使用资金流量表数据探讨了中国国民储蓄的部门特征以及居民储蓄在其中的地位及其变化、研究显示：1978年以来。中国居民储蓄率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在上世纪90年代的增速最快．而在2000年以后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并且中国的居民储蓄率明显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的同期水平;从国民储蓄的部门特征来看：居民储蓄始终是国民储蓄中最重要且稳定的组成部分,进一步的分析显示．近年来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下降,但居民储蓄倾向却增长明显,从而导致居民部门储蓄率的基本稳定。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论储蓄理论研究中的几个“究竟”

一、我国的储蓄率究竟有多高?储蓄率是反映一国储蓄水平的主要指标。一般而论,储蓄依存于收入并与之同向变动,收入愈多,储蓄愈多,储蓄率也可能愈高。我国1978年以前的储蓄率很低,近年来随着人民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储蓄率也很快上升。但究竟升到什么程度?有人说我国现在已经进入世界高储蓄水平的国家之列,赶上甚至超过了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日本。依据是,世界银行出版的《1985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说,1983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为31％,而同期日本的国民储蓄率为30％,并且从发展趋势看,中国的储蓄率因人民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呈上升趋势。     

劳动报酬上涨与中国国民储蓄率的演变趋势

资金流量表数据表明,劳动报酬上涨对2008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据此提出了解释国民储蓄率演变趋势的劳动报酬假说,认为200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持续下降是居民劳动报酬上涨推动的。具体来说,居民劳动报酬上涨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增强了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造成居民储蓄率下降;居民劳动报酬上涨导致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企业储蓄率下降;而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又导致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和政府储蓄倾向下降,进而使得政府储蓄率下降。基于2008—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上述假说。基于本文的理论假说和经验证据,我国国民储蓄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为了对冲储蓄率下降带来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由投资驱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当前稳增长政策的着力点需要由投资数量转变为投资效率。     

劳动报酬上涨与中国国民储蓄率的演变趋势

资金流量表数据表明,劳动报酬上涨对2008年以来中国国民储蓄率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据此提出了解释国民储蓄率演变趋势的劳动报酬假说,认为200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持续下降是居民劳动报酬上涨推动的。具体来说,居民劳动报酬上涨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增强了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造成居民储蓄率下降;居民劳动报酬上涨导致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企业储蓄率下降;而企业支付劳动报酬占比上升又导致政府增加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政府可支配收入比重和政府储蓄倾向下降,进而使得政府储蓄率下降。基于2008—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上述假说。基于本文的理论假说和经验证据,我国国民储蓄率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为了对冲储蓄率下降带来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由投资驱动型转变为消费驱动型,当前稳增长政策的着力点需要由投资数量转变为投资效率。     

从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看我国收入分配情况——与美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比较分析

<正>本文利用我国最新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对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和三者分配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与美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和差距做了比较分析,以期提出我国合理的收入分配改革建议。得出的结论如下:第一,中国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逐年降低,政府和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总体呈上升趋势,而美国的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相对稳定。第二,劳动者报酬是中国居民初次分配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其增速持续慢于国民总收入增速;居民经常转移收入出现负增长,经常转移净收入的比重快速下降。美国居民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占比较高,平均高于中国5.1和10.5个百分点。第三,中国企业初次分配收入增长快于同期国民总收入增速,经常转移     

减税政策在“扩内需、促消费”中的局限性

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宏观需求结构失衡问题,直接受到国民收入分配偏向企业部门及其影响下的储蓄率上升以及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下降这三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比重下降的劳动报酬份额萎缩,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偏好。尽管税收政策对居民负担具有一定影响,但并不发挥主要作用。应客观看待政府收入份额对于居民收入比重的影响作用,避免实践中对减税政策的过度使用。     

人口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基于分省面板数据的分析

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理性人会将工作阶段收入在终生进行平均,这会带来消费和储蓄的变化,推而广之,随着整个社会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储蓄率会相应变化,文章通过实证发现2000年来的储蓄率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当整个社会工作年龄人口比重变大时储蓄率会上升,实证结果有利于厘清关于储蓄率变化的误解,也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的储蓄率变化并根据情况完善和调整相应政策。     

收入不平等与储蓄率关系研究

中国的高储蓄率和较为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然而,鲜有学者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在对储蓄率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基于中国1978-2010年数据的研究发现:基于基尼系数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对国民整体储蓄率和私人部门储蓄率都具有促进作用,但对公共部门的储蓄率具有反促进作用;理论意义上对储蓄率影响较大的因素如收入、利率、通货膨胀率等对我国的储蓄率几乎没有影响,本文深入地分析了该原因。     

中国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估计

论文选择中国城镇居民1992—2008年间的分省面板数据,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中国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及时序变化进行估计。研究结果表明全国及分地区城镇居民都存在显著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西部地区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最强,而且全国及分地区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显著的上升,然后出现适度的减弱。针对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分析认为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总体上强化了中国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同时,高等教育收费体制和房价的上升也是中国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的重要原因。     

收入差距与储蓄:基于OECD国家面板数据分析

收入差距与储蓄的关系至今仍不明确,通过建立OECD国家面板数据(1991—2010年)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收入差距即基尼系数与国民储蓄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稳健的正效应,并且变量交互项分析表明社会保障支出,政府教育支出以及公共健康支出能够缓解收入分配和储蓄的关系,进而降低储蓄率,同时发现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的关系与生命周期假说并不一致,结果表明储蓄率随着少儿抚养比的降低和老年抚养比的增加而减少。     

移动支付对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中国的高储蓄问题由来已久,降低家庭储蓄率、提高消费有助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本文基于2017年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研究了移动支付对中国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移动支付显著降低了家庭储蓄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缓解流动性约束、信贷约束和扩大社会网络是移动支付降低家庭储蓄率的主要途径。此外,移动支付显著降低家庭为应对健康风险、医疗风险、失业风险、收入风险等不确定性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地区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在西部地区、四五线城市、农村地区更大。家庭特征异质性分析显示,移动支付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在农业户口家庭、中低收入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中效果更加突出。本文研究为理解中国高储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储蓄养老或是伪命题

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属全球最高之一，但讲到中国的高储蓄率，很多人通常会以为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老百姓增加储蓄主要是为了养老。中国的高储蓄率甚至为发达国家所诟病，因为中国多储蓄少消费，导致发达国家贸易赤字。     

我国城市居民金融资产高集中度下的税收政策选择

一、我国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呈现高集中度趋势 （一）居民部门成为公共金融资源的最大拥有者 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变化，国民收入逐步向居民部门倾斜，政府储蓄的比重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态势，居民储蓄的比重则有了大幅度的提高。1978—2005年，我国居民银行储蓄存款余额由210．6亿元增至14．7万亿元，国民储蓄率已高达46％。与此同时，储蓄存款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5．81％提高到2005年的81％；储蓄存款占广义货币M2的比重由1978年的16．2％提高到2005年的49．2％．     

我国储蓄存款利息税的效应分析及调整思路

本文在简要文献综述基础上总结利息税征收初衷,对其储蓄分流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及财政收入效应进行分析,在比较借鉴中提出将我国储蓄存款利息税改革纳入个人所得税税制整体改革之中,取消比例税率,实行累进税率,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高储蓄率及收入分配差距的配套措施。     

中国个人储蓄行为分析(上)

随着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个人储蓄已成为90年代我国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由此个人储蓄行为构成影响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因素。储蓄行为实际上包括两方面,一是总量问题,即个人储蓄率,二是对储蓄结构的安排,即个人金融资产结构,这种结构安排一方面受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反作用于货币政策。一、个人收入与储蓄总量个人可支配收入减去消费部分,就形成储蓄。储蓄分为实物储蓄和金融性储蓄,中国经济改革14年来,     

人口结构变化与居民储蓄率

本文以1991—2014年全球范围内的91个经济体为样本,研究了人口结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本文认为,在人口结构变化方面,造成我国高储蓄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预期寿命的提高带来的"未雨绸缪"的储蓄动机抵消甚至超过了老龄人口负担上升的负效应。未来,随着人口结构比较优势的衰减,人口红利进一步消退,中国需要运用有效的政策组合,以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     

我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问题分析

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在经济研究中往往被忽视，本文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我国宏观国民收入分配比重逐渐向居民个人倾斜，企业和政府的比重持续下降，同时收入分配差距呈逐渐扩大的趋势。在宏观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储蓄率保持高水平，金融总量快速增长。我国金融发展主要表现为金融总量的扩张，而金融发展总体水平仍滞后于金融总量的扩张。在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下，金融发展滞后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为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中国经济失衡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居民部门占比逐年下降,政府和企业部门占比不断上升的趋势。本文从理论上阐释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这一变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消费与投资、国际收支、货币供给与实体经济三大失衡的形成机制,并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失衡,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增加居民部门收入。     

收入分配差距与居民储蓄率的关系--一个基于金融市场缺陷的理论解释

在不同国家，收入分配差距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有着不同的表现，并不必然表现为正相关。在我国，金融市场不完善导致了各收入阶层同时存在着强制性储蓄行为，进而使得收入分配差距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想控制适度储蓄规模并提高储蓄资源的使用效率，就要从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促进金融市场创新这两个方面着手。     

自动化技术、结构转型与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化

本文建立了一个两部门的内生自动化技术选择模型，定量考察了内生的自动化技术与产业结构转型对我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有以下发现：(1)除了产业结构转型外，内生的自动化技术是影响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和服务业部门相对制造业部门工资溢价的另一重要机制。(2)中国近二十年来劳动收入份额呈现U型演化趋势，自动化技术和产业结构转型分别主导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上升阶段。部门工资溢价的持续上升则是自动化技术和产业结构转型共同作用的结果。(3)要素禀赋与劳动力技能禀赋的结构性变化是驱动自动化技术与产业结构转型、进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和部门工资溢价的重要因素。(4)加强对制造型劳动力人力资本投资，缩小其与服务型劳动力之间的技能差距，同时鼓励制造型劳动力向服务型劳动力转移，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并降低部门工资溢价。本文的研究为理解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演化的驱动因素与内在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可为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