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性质、技术创新投入与高管薪酬

以2011-2015年上市高科技企业为样本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不同产权性质背景下技术创新投入与高管薪酬激励及薪酬绩效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科技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高管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均显著正相关,且与在职消费相比,货币薪酬激励效果更好,说明高管更倾向于谋求货币薪酬。进一步研究发现,减弱高管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与绩效的敏感性可以更好地促进技术创新投入,这一表现在高科技国有企业中尤为突出。因此,高科技企业应建立多元化薪酬体系,考虑产权性质的影响,适度增加货币薪酬激励,并制定适合技术创新活动的薪酬业绩敏感性绩效体系。     

房地产行业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的对比分析

以我国2007—2014年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的视角,从货币薪酬、持股比例和在职消费三方面分别检验了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同时,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前后数据的对比分析进一步检验了改革是否有成效。研究结果表明:货币薪酬、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正相关,且其相关程度均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负相关,且其对国有企业的负面影响更大;国企改革对货币薪酬的管制及对在职消费的抑制初显成效。研究结论对完善企业薪酬激励机制、深化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高管薪酬替代程度对企业业绩影响的实证研究

高管货币薪酬对过度在职消费存在着替代的过程,但是该替代是否能够改进企业的业绩是个尚未研究的问题。本文基于理论分析提出了货币薪酬对过度在职消费的替代程度与企业业绩正相关的观点,并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高管货币薪酬对在职消费的替代能够促进企业业绩,并且非国有企业高管货币薪酬对在职消费的替代对企业业绩的促进作用比国有企业强。研究结果表明了替代的正面效果,这对我国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制度改革有所裨益。     

政府补贴、债务治理与高管在职消费——基于政企“资源互换”视角

立足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实际情况，从“资源互换”的视角考察了政府补贴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以及债务治理在两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会对高管的在职消费产生正向影响，政府补贴规模越大，高管在职消费水平也越高，但企业债务治理对高管在职消费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且这种抑制效应在制度环境好的地区中尤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之所以会导致高管的在职消费，主要是因为政府会要求获得补贴的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形成一种“资源互换”的关系，但社会责任的承担又会损害企业绩效，削弱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因此，企业往往会允许高管进行较多的在职消费，以弥补高管货币薪酬损失带来激励机制的失灵。由此可见，在职消费作为一种替代性激励机制可能是政府与企业“资源互换”的产物，是企业应对资源依赖环境的一种适应性激励策略调整。     

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与税务筹划实证研究

本文从货币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在职消费三种不同的管理层激励角度,研究其分别对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管理层税务筹划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货币薪酬、持股比例与公司税务筹划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且货币薪酬的影响程度大于国有上市公司;在职消费程度与税务筹划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在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层货币薪酬与税务筹划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持股比例与税务筹划程度呈负相关关系,在职消费程度与税务筹划程度并不显著相关。     

企业扩张、激励不足与管理层在职消费

管理层获取私人收益的动机是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以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制度改革为背景,考察了企业扩张行为对管理层在职消费的影响及其可能引发的后果。研究发现,企业扩张与管理层在职消费显著正相关,并且随着企业扩张程度的增大,管理层在职消费占其总收益的比重提高;进一步地,当管理层货币薪酬低于同行业-规模可比公司管理层薪酬水平中位数时,管理层通过企业扩张获得的在职消费越多,并且负向的同行薪酬差距越大,企业扩张与管理层在职消费的正向关系越显著。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通过企业扩张增加了在职消费,改变了自身的报酬结构,在避免引起公众非议及薪酬管制的同时确保了自身收益的增加及持续增长,而薪酬激励不足引发的不公平感知及攀比心理进一步增强了管理层借企业扩张获取在职消费的动机。     

薪酬差距、高管的政府任职经历与国有企业创新

以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企业创新的指标,检验管理者和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高管的政府任职经历是否会影响薪酬差距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内部薪酬差距相对合理的企业显著开展了更多的创新活动,说明合理的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但薪酬差距的创新促进效应在管理者有政府任职经历的国有企业中显著更小。同时,管理层权力不会弱化薪酬差距对国有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这表明薪酬差距对国有企业管理者具有重要的激励效应,但有政府任职经历的管理者面临的潜在行政级别晋升激励减弱了薪酬差距的激励作用,从而为国企高管薪酬契约的分类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证据。     

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创新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力保障,文章研究企业高管薪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无论是通过货币薪酬、股权薪酬,还是通过在职消费激励高层管理人员努力工作,都能鼓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活动。此外,高管薪酬结构也会作用于企业创新,具体表现为高管薪酬中股权激励占有的份额越大,越能推动企业自主创新。     

高管激励、投资者情绪与真实盈余管理北大核心

随着薪酬管制办法的陆续出台,高管的薪酬激励效果越来越受到市场的质疑,高薪是否未发挥有效的激励作用反而成为高管追逐私利的目标值得深入研究。基于盈余管理异质性的视角,结合货币薪酬、股权薪酬与在职消费三种激励方式,研究高管激励对机会主义效应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并加入投资者情绪为调节变量,研究在外部环境影响下薪酬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变化。实证研究发现:显性激励可以显著抑制机会主义效应的真实盈余管理,而在职消费与机会主义效应的真实盈余管理呈U型关系。在投资者情绪偏差的影响下,薪酬的激励效应减弱,随着投资者情绪的高涨,高管迎合投资者期望操纵盈余的程度加大。这表明薪酬契约可以发挥有效的激励作用,然而,外部投资者的错误定价会使得激励函数发生反向偏移。     

财会监督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

高管激励问题一直是公司治理领域的热点问题,财会监督从国家治理层面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效路径。通过构建企业、社会、政府日常财会监督体系,并选取我国2015～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财会监督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发现财会监督会显著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进一步考虑企业内外部治理环境因素后发现,当企业内部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外部行业环境不同时,财会监督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作用效果不同。另外,考虑高管特征的影响后发现：当高管拥有财务背景时,财会监督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提升作用更大;公司高管权力较大会抑制除政府外的财会监督主体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作用的发挥。     

高管薪酬的有效性问题研究：总结与展望

院薪酬契约的初衷在于缓解代理冲突,让经营者和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薪酬契约的有效性问题,指的是薪酬契约能否对经营者产生激励,以及所产生的激励效果的强弱。从早期对薪酬是否与业绩相挂钩的检验,到如今对影响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原因进行分析,经理薪酬的研究在近年来取得了很多重要的进展。文章以薪酬决定中的管理者权力观和最优契约观为出发点,对国外有关薪酬契约有效性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以期为当前我国存在的管理层薪酬与公司业绩不匹配问题提供相应的分析框架和解决思路。     

创始高管团队薪酬激励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以2009—2012年的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创始高管团队不同薪酬激励形式对真实盈余管理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创始高管团队的货币薪酬、在职消费程度均与真实盈余管理水平存在一种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表明了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对真实盈余管理的两面性影响。而创始高管团队的股权薪酬与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正相关,这表明并不是股权薪酬越高,真实盈余管理水平越低,这意味着提高股权薪酬会加大对真实盈余管理的诱发行为。     

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监管：理论与经验证据

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中对高管在职消费的监管是难点之一,本文从理论和经验上为其提供了支持。 在中国,在职消费被认为是企业高管的一种重要替代激励,但其激励效应究竟怎样？为什么要加强监管？本文从契约的非正式履约机制角度进行分析,指出在职消费是高管通过与所有者达成关系契约而形成的一种非正式激励,关系契约的自我履约性和不能被第三方证实的特点导致其激励水平高但激励效应弱。随后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针对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法（ｓｙｓ ＧＭＭ）,验证了在职消费的这种弱激励效应。     

产权属性、管理层激励与企业过度投资

本文以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冲突为出发点,以我国产权属性和薪酬管制为制度背景,分析了上市公司货币薪酬、持股比例以及在职消费水平三种激励手段与管理层过度投资的相关性,并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激励契约对过度投资的治理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有效的激励契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的过度投资冲动,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相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契约安排缺乏应有的激励效率,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较弱,这为我国上市公司激励机制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     

管理者激励对企业创新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2015—2020年中国A股734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DEA模型测度企业创新投资效率,利用面板Tobit模型实证检验管理者激励对企业创新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企业的纯技术效率表现较为优异,但综合创新投资效率总体不高,创新投资规模效应的优势尚未充分发挥;薪酬激励显著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投资效率,股权激励影响不显著;在职消费激励和职位晋升激励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投资效率。企业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管理者激励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投资效率表现为薪酬激励的抑制作用,而对国有企业则表现为薪酬激励的抑制作用和职位晋升激励的提升作用。研究结论对提升企业创新投资效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导向及影响激励的结构性因素分析

高管薪酬契约能够激励管理层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使所有者利益最大化,有利于缓解两权分离产生的代理问题.本文在国内外高管薪酬契约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现阶段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导向类型进行归纳总结,并分析探讨了影响高管薪酬契约激励导向的结构因素.     

放松卖空管制提高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吗 ——基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准自然实验

高管薪酬问题已经引起公众与政府的广泛关注,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已经成为公司治理研究的首要话题,而薪酬业绩敏感性作为衡量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核心主题,研究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文章通过我国资本市场2010年放松卖空管制这一"准自然实验",以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DID),系统考察了放松卖空管制如何影响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结果表明,放松卖空管制会对高管私利行为产生抑制作用,大股东掏空动机也会相应下降,由此增强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文章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以后,这种结论仍然成立.研究表明,卖空机制作为一种企业外部监督机制,对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可以起到提高作用,从而增强薪酬契约有效性,为我国推进高管薪酬制度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核心竞争力能否提高公司薪酬业绩敏感性？

本文利用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指标,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核心竞争力与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关系及其潜在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核心竞争力的提高有助于增强薪酬业绩敏感性。其作用机制为：核心竞争力强的企业需要激励高管承担风险,而且核心竞争力建设有助于提高盈余质量与内部控制质量,可以有效监督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核心竞争力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高管权力较大的企业中更显著。本研究揭示了核心竞争力在薪酬契约设计中的重要作用,丰富了核心竞争力与公司财务交叉学科研究,拓展了薪酬契约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在职消费、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公司绩效--基于浙江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0-2012年浙江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以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为传导媒介,深入研究在职消费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浙江民营上市公司中,在职消费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之间显著负相关,表明高管在享受在职消费的同时,也考虑了员工的公平性需求。本文研究还发现,在职消费对民营上市公司的高管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这种激励作用会随着高管-员工薪酬差距的缩小而降低。     

高管薪酬激励影响业绩预告质量吗?

高管薪酬激励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促进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但高管薪酬激励是否能够提高业绩预告质量,目前并未得到明确结论.文章以2007—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货币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与业绩预告质量呈正相关关系,薪酬结构中的股权薪酬占总报酬的比重越高,业绩预告质量越好.进一步分析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激励对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程度更大.研究丰富了高管薪酬激励和业绩预告的相关研究,能为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质量的提高提供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