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导向型农村多维贫困与精准扶贫——基于江苏省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分析

基于2015—2016年江苏省农村低收入家庭数据,对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江苏农村低收入家庭存在较为突出的非收入维度贫困,其中健康维度贫困最为突出,饮用水和生活用电的贫困发生率最低;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多维贫困程度较为显著,且分析时段内多维贫困程度略有提升,总体上苏南地区非收入多维贫困程度相对较低,苏北地区较为严重;非收入维度多维贫困主要来源于健康、炊事燃料、教育和卫生设施4个维度,其中健康维度的贡献度最大,炊事燃料的贡献度次之,教育和卫生设施的贡献度大体相当;收入脱贫农村家庭的非收入维度多维贫困程度相对较低,健康和教育维度贫困程度相对较低是部分家庭2016年实现收入维度脱贫的主要成因。     

外出从业、农村不平等和贫困

本文在"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课题组"(RUMiC)2008年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基础上,使用两种互补的参数和半参数方法估计农村住户劳动力外出从业如果未发生时的农村居民反事实收入分布,进而比较基于反事实和事实收入分布的不平等和贫困指标值,以考察农村劳动力外出从业对农村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的影响。结果发现,现阶段农村住户劳动力如果不外出从业,将更加集中地处在农村收入分布的中低端;而农村住户劳动力的外出从业降低了农村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程度。     

“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流动性研究*——基于CFPS调查数据农村子样本的考察

本文结合收入及健康、教育、生活状况、卫生状况和食物支出五个非收入指标,构建了“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农村子样本,考察多维贫困的识别、追踪和流动性问题。在比较了6维贫困指标和多维贫困指标对贫困识别的效果后研究发现,仅依据收入、教育和生活状况三个维度即可有效识别和追踪贫困家庭,并且在这三个维度下均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村家庭跳出贫困陷阱的概率显著低于一般收入贫困家庭。研究表明,扶贫政策应当在减少收入贫困基础上更多关注多重剥夺对贫困家庭整体福利的影响,并致力于提高贫困家庭的持续脱贫能力以增强其跳出贫困陷阱的可能性。     

收入增长和分配对我国农村减贫的影响—方法、特征与证据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农村减贫进程却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和不一致性。基于此,本文在贫困分解的基础上,运用贫困弹性的动态特征,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讨了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减少的影响,解释上述问题。文章发现：（1）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贫困越有可能和收入不平等联系在一起;（2）收入不平等越严重的地区,贫困对收入不平等的反应越迟钝;（3）1998年是我国农村反贫困性质发生改变的拐点。文章建议,今后农村反贫困政策的重点应从以促进收入增长的开发式扶贫向以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护式扶贫政策转变。     

经济增长与农村反贫困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估计了1988—2002年期间的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及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变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根据CHIP调查数据所绘制的贫困发生曲线表明,不论把绝对贫困线确定在哪里,在该时期内中国农村贫困都在显著下降。贫困指数分解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均显示收入增长是导致贫困下降的主要原因。     

转型时期中国贫困的动态多维度测量

以MPI多维贫困指数为基准,增加收入维度,组成4个维度共11项指标,并以中国1989²009年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为依据,借助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非等权重赋值,考察了中国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农村多维贫困为中国贫困的主要致因,所占比重约为城市贫困的5.67倍;城乡贫困差距不断缩小,农村减贫效果优于城市;贵州、河南、广西、湖南和湖北5省的收入贫困发生率较高,而多维贫困程度最低的却是湖南,其次为湖北;指标非等权重下,卫生设施、做饭燃料、受教育年限和收入4项指标对总体贫困的影响较大,应确定为重点扶贫方向。     

经济增长与农村反贫困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调查数据,估计了1988-2002年期间的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及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变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根据CHIP调查数据所绘制的贫困发生曲线表明,不论把绝对贫困线确定在哪里,在该时期内中国农村贫困都在显著下降.贫困指数分解和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均显示收入增长是导致贫困下降的主要原因.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分配与贫困减少——兼论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

文章采用模型分析和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基于2000年以来分省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分配及贫困减少数据,分析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分配的减贫效应,并探讨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状况及来源。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依然对农村贫困减少发挥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收入分配的恶化会部分抵消收入增长的减贫作用;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城镇,工资性收入是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影响因素,家庭经营收入次之,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则相对较低。     

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与农村贫困

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同时发生的居民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扩大对农村贫困减缓具有不同的影响。本文在住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讨论了不同时期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对于农村贫困减缓的作用大小,估算了不同年份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贫困减缓弹性,并根据Shapley分解讨论了分项收入对贫困程度的影响以及分项收入不均等性的贫困减缓弹性。     

财政分权、政府转移支付与农村贫困——基于预算内外和收支双重维度的门槛效应分析

财政分权是否有利于减缓贫困是国内外理论界近来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文章首先基于中国财政分权实践从理论层面系统阐释了预算内外收支分权影响贫困的作用机制,然后以政府转移支付作为门限变量,通过建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1995-2010年间我国财政分权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一是预算内收入与支出分权能够显著减少农村贫困,且预算内支出分权的减贫效果更加明显。二是预算外财政收支分权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预算外支出分权有利于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而预算外收入分权程度的增加会恶化农村贫困,但并不显著。三是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村贫困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当政府转移支付比例低于门限值0.6965时,中央政府增加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有利于缓解农村贫困;反之,则不利于减少农村贫困。     

中国贫困的多维测度

本文认为,用单一的收入标准来了解贫困会低估个体真实的贫困状况,很难全面反映个体贫困的复杂性、脆弱性和持久性。本文基于Sen的能力方法,使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数据,利用模糊集方法测度中国的多维贫困状况。结论显示,相对于收入贫困,个体的教育、健康和医疗保险等贫困状况更为严重;多维贫困关于测度方法、权重较敏感,等权重下的AF多维贫困被其它方法与权重下的多维贫困严格占优,而在Betti＆Verma权重下的AF多维贫困中,则住房、卫生设施和健康对多维贫困的贡献更大;多维贫困在西部、农村及女性中依然更严重。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对新疆农村居民贫困变动的实证分析

通过运用FGT贫困指数和在Lorenz曲线基础上的贫困指示增长曲线对新疆农村最近几年的贫困变动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2003年到2007年,经济增长减缓了新疆农村的贫困状况,但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增长减缓贫困的积极作用。除2003～2004年以外,其余时期的经济增长都不是亲贫式的增长,新疆农村的贫困人口在经济增长中获得的利益少于非贫困人口。因此,为了有效地减少贫困,新疆不仅要注重通过经济增长减少贫困规模,同时也要重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并且把减少收入分配不均等的重点要放在提高最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上。     

中国农村扶贫的政策效应分析——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考察

中国农村制度化扶贫是一种开发式扶贫战略,其政策效应日益削弱: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更为分散;相当数量的真正贫困人口没有能力从扶贫项目中受益;现行的扶贫策略也难以有效针对疾病、教育等致贫风险。现阶段中国扶贫政策在收入救助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提高贫困风险人群应对贫困风险的能力。     

基于能力剥夺视角的农村动态多维贫困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能力贫困、动态贫困和多维贫困能够较为准确、全面地识别和反映贫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是提高扶贫成效的关键。文章利用2010—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山西省农村成人面板数据,基于个人能力剥夺视角对山西省县域农村多维贫困进行测度,通过定序Probit模型探索其演变机理。研究发现:(1)山西省农村县域多维贫困差异不明显,这从理论上支撑了将扶贫攻坚主战场从贫困县转变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合理性。(2)从事农业的农村人口更易陷入多维贫困,这成为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诱因。(3)当前有工作的农村人口摆脱贫困的可能性较大,应促进有能力的农村贫困人口就业,稳步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4)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多维贫困产生的影响不显著,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应区别对待"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     

收入增长和分配对我国农村减贫的影响-方法、特征与证据

改革开放30年来,在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农村减贫进程却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和不一致性。基于此,本文在贫困分解的基础上,运用贫困弹性的动态特征,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讨了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减少的影响,解释上述问题。文章发现:(1)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贫困越有可能和收入不平等联系在一起;(2)收入不平等越严重的地区,贫困对收入不平等的反应越迟钝;(3)1998年是我国农村反贫困性质发生改变的拐点。文章建议,今后农村反贫困政策的重点应从以促进收入增长的开发式扶贫向以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护式扶贫政策转变。     

基于国际比较的中国消费视角贫困标准构建研究

我国农村贫困标准是基于收入视角的绝对贫困标准,世界银行制定的贫困标准属于消费视角的绝对贫困标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的贫困标准属于收入视角的相对贫困标准。基于CHNS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基于不同视角贫困标准测度的我国农村贫困程度差异很大,对不同视角贫困标准进行简单数量关系转换和基于边际消费倾向推算后的对比并不严谨,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的标识指标也存在缺陷。基于消费视角构建贫困标准和扶贫标准存在诸多优势和可行性,可分阶段推进该项工作。     

甘南州合作市贫困人口内生性发展调查——基于可行能力的视角

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是指收入贫困,但是根据阿玛蒂亚·森指出"贫困主要是由于人的基本能力受到剥夺和机会的丧失而造成的,而并非单纯的是收入少"的观点.可行能力贫困思想有效弥补了传统收入贫困观的缺陷.因此精准扶贫首先应建立在贫困人口有脱贫能力基础上.本文站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角度,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为例,研究当地贫困人口自主脱贫能力.     

我国农村低收入群体贫困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福建省农村居民收入分组数据的分析

旨在考察一个较长的时间序列内农村低收入人口贫困状况的动态变化,探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宏观层面影响因素与贫困指数之间的定量关系与内在联系。基于GQ模型和（模型,选取具备可分解性的FGT指数,采用1990—2006年福建省农村居民收入分组面板数据,分别运用4条低收入标准线对低收入群体的H指数、PG指数、SPG指数和贫困弹性进行模拟。实证结果表明,福建省的经济增长有效减少了绝对低收入人口数量,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却降低了低收入群体的潜在福利,从而影响农村相对贫困的减少效果。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对农村贫困变动的影响

文章利用了基于Lorenz曲线进行贫困测度及其分解的方法,实证研究了1985～2003年中国农村的贫困变动,以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对贫困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大幅度减少了贫困,但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收入不平等加剧部分地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成效.     

农村减贫:应该更关注教育还是健康?——基于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双重视角的实证

基于2003-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住户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从收入增长与差距缩小的双重视角研究了健康与教育对中国农户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2003-2010年间,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呈现逐年降低的趋势,这一趋势主要得益于农户收入增长,而不是收入差距缩小。健康与教育所体现的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户收入水平的显著因素,对农村减贫具有显著作用。但从收入差距缩小视角看,健康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比教育更为显著。坚持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基本战略取向,特别是提高贫困农户健康水平,对于农村减贫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