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增长视角下的城市居民幸福感研究——对成都市居民的实证分析

运用2015年8月四川省成都市下辖19个县(区、市)居民"城市居民绿色幸福感调查"的资料,实证分析了绿色增长视角下的城市居民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居民绿色幸福感存在较为显著的区域差异,主城区的居民绿色幸福感相对最低,而离主城区最远的第三圈层居民绿色幸福感最高。从内部因素来看,成都市居民城市绿色幸福感与居民年龄以及居民收入呈显著的正相关,与受教育水平呈现负相关。从外部因素来看,居民绿色幸福感与绿化覆盖率、空气质量状况、水质状况呈现正相关,与噪声污染、交通拥堵、车辆尾气排放呈负相关关系,而与垃圾处理、工厂数量的关系不显著。基于实证分析,提出了成都"十三五"期间绿色发展的政策建议。     

户籍身份、公共服务政策与居民幸福感

本文使用一种新的离散模型估计方法,基于1989²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城市居住人口数据,检验了户籍、公共服务政策对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居住在城市的农村户籍居民更加幸福,同时这种幸福感也更加稳定;户籍身份对居民幸福感存在两种传导机制:进入城市享受更好公共服务政策让城市外来群体感到更加幸福,而户籍歧视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市外来人口幸福感的提高。破除与户籍身份捆绑的各种城市特权政策,是逐步推进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社会公平、增进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     

住房与幸福感:从住房价值、产权类型和入市时间视角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北京、上海、深圳和成都4个城市的微观调查数据,从产权类型、住房价值和入市时间三个角度分析了住房对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家庭自有住房对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住房价值对有不同购房需求家庭的幸福感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第二,住房制度改革带来了城市居民住房财富的初始差异,使得不同产权住房的市场价值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也存在不同.房改房的单位市场价值对幸福感的贡献要大于商品房,而商品房的区位价值对居民幸福感的贡献更大.第三,在中国城市住房市场过去十余年发展历程的特殊背景下,家庭越早拥有住房,所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和其自身的资产增值效应表现得越充分,居民的幸福感越高.这些实证发现对于理解住房的社会价值,特别是其对于民生和社会资源分配的含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跨省流动就业人口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重庆户籍人口为例

采用重庆市人口计生委于2012年进行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获得的大样本微观数据,运用排序模型研究了重庆户籍跨省流动就业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大部分为"一般"和"幸福";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收入、房租、子女是否在身边、流入地(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对流入城市的偏好、他们认为流入地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态度、在流入城市工作年限以及是否计划长期在流入城市工作均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但受教育程度、户口类型以及他们是否能够享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影响却并不明显。     

城市人口聚集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城市人口聚集可能通过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和城市层面宏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城市人口聚集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曲线拐点处为0.06万人/平方公里。以个体特征差异分组后发现,农村户籍居民与中低技能劳动者能够更多地得益于城市人口聚集。就城市特征异质性而言,人口聚集能够显著提升三线城市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在更换回归模型、被解释变量代理变量与测度范围后,结论仍然一致且稳健。中间机制分析表明,城市人口聚集通过改变个人收入与工作环境满意度、社会信任水平和通勤时间等途径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基于百姓的视角看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居民的幸福感

近年来,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被一些政府管理部门、媒体、公关公司等炒得不亦乐乎,各种调查、咨询、数据都表明我国许多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奇怪的是被评为幸福感最强的十大城市或其他荣誉称号城市的许多居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高兴,因为他们更关心的诉求被"幸福感"覆盖了。城市管理者更多地关心自己的业绩与荣誉,如何才能将自己城市的"长板"更有意义,将"短板"也尽快地长起来——让感到幸福的人更幸福,让没有感到幸福的人也感到幸福,这是每一位城市管理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绿色发展视角下城市居民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对长三角城市居民的实证分析

该文运用中国绿色发展指数课题组所作"城市绿色发展公众幸福感调查"的调查数据,对基于绿色发展视角下的长三角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长三角各城市居民的绿色发展幸福感差异显著;从内部影响因素看,长三角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与被调查对象的年龄、教育水平密切相关;从外部影响因素看,城市发展特征、城市自然资源禀赋、城市环境和政府绿色行动对长三角城市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匹配后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机制和效应。基准分析表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整体上能够显著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但不同类型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中高收入群体和不健康群体,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应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主要通过降低城市的客观环境污染、降低居民感知的主观环境污染和增强居民对政府满意度来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度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本文为客观评估城市层面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居民主观福利效应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也为实现环境治理和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双赢”目标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环境质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从追求健康水平的消费动机出发

采用世代交叠模型(OLG)分析框架,研究了环境质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即追求健康水平的消费动机,并利用CGSS2010年住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无论居民是否关注环境问题,环境污染越严重,家庭消费支出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关注环境问题的居民的幸福感越低;环境污染是否严重不会改变不关注环境问题的居民的幸福感;居民的环保意识不会影响其环保意愿,但会影响其环保支出意愿,不关注环境问题的家庭有"搭便车"倾向;不同区域、不同污染类型的环境问题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收入差距会改变人们的环保行为。     

迁移行为、户籍获取与城市移民幸福感流失

本文基于中国的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个人年收入与幸福感呈"倒U型"关系,获得户籍迁移者与城市原居民的"收入-幸福"饱和点为年收入5.47万元,未获得户籍者的这一数值高达37万元,从年收入层面来看多数居民的"幸福拐点"尚未到来。进一步运用平均处理效应估计方法,考察迁移行为和户籍身份对城市移民幸福感的影响。线性假定的模型发现,考察迁移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时需要考虑个体异质性,估计结果则表明获取户籍迁移并未降低迁移者的幸福感,未获取户籍迁移则降低了迁移者的幸福感。非线性假定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未获取户籍迁移者的幸福感显著低于获取户籍迁移者。可见,未获取户籍迁移者幸福感更低,并不能被迁移行为本身所解释,而是缺失所在城市户籍身份导致迁移者的幸福感"流失"。     

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一个综合分析框架

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分析近20年来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变化,发现中国存在"收入-幸福悖论"现象。构建一个基于人口学、经济、家庭、工作、人际关系和情感等因素的综合框架分析发现,这些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经济、家庭、工作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大,收入高、信任家庭、对工作满意、人际关系和谐、情感积极的人幸福感较强。这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须大力推进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科学协调好发展经济与满足居民不断提升的多层次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而切实增进居民幸福感。     

比较、包容与幸福——基于中国农村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来自中国4个省8个县64个村庄900多个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农村居民的比较强度、比较方向以及比较中的包容性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大约45%的农村被调查者在日常生活中会与别人进行比较。收入低的农村居民的比较强度高,比较强度对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进行比较的农村居民把"本村民小组居民"作为比较参照系的比例最高,选择"邻居"作为比较方向的农村居民幸福感最低。收入高、受教育年限长或女性农村居民的包容性强,包容性强的农村居民幸福感高。     

环境不平等降低了居民幸福感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将省级、城市数据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微观数据相匹配,在测度环境基尼系数基础上,采用Probit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环境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工业废水测度下的环境不平等显著降低了居民幸福感,而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粉尘测度下的环境不平等却显著提高了居民幸福感。环境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区域和城乡异质性,环境不平等对东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工业废水测度下的环境不平等对城镇居民的影响比农村居民大,工业废气则相反。在环境不平等影响幸福感的路径中,经济增长和健康状况是重要的作用机制,经济增长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和中介作用,健康状况只发挥中介作用。因此,加强环境治理,统筹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坚持经济建设与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对新时代中国政府提高居民幸福感,走出“伊斯特林悖论”有重要意义。     

住房保障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经验证据

为中低收入居民提供住房保障是政府分内之事、应尽之责,让居民拥有更多的幸福感也是政府的民生目标之一.本文结合2013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组成的混合截面数据,系统考察了住房保障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1)住房保障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在利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并利用工具变量法控制潜在的内...     

幸福的就业效应——对幸福感、就业和隐性再就业的经验研究

幸福不仅是人们生活的最主要目标,而且也是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使用2002年和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本文评估了主观幸福感对劳动力就业和隐性再就业概率的影响。工具变量估计发现,幸福感上升不仅显著地提高了劳动力的就业概率,而且也显著地提高了失业劳动力实现隐性再就业的概率。同时,幸福感上升增加了劳动力享有的"关系"等社会资本,以及促进了劳动力的工作搜寻努力,是幸福感影响劳动力就业概率的主要机制。因此,以改善民生和提高居民幸福感为目标的增长方式转型,可能不仅不会加剧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压力,反而可能缓解劳动力市场上"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     

社会参与、社会公平、人际信任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北京市16区居民的抽样调查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巨大转变,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不局限于经济因素。基于此,利用2017年对北京市16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调查数据,采用OLS估计方法,分析居民社会参与、社会公平、人际信任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居民社会参与、社会公平和人际信任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社会参与和社会公平对农业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大于非农业籍居民,而人际信任对非农业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却大于农业籍居民;非城六区居民主观幸福感受社会参与、社会公平、内核层信任和外层信任的影响程度大于城六区居民,仅有中间层信任的影响程度是城六区居民大于非城六区居民。     

保险发展与居民幸福感——来自WVS中国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考察保险发展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控制了性别、年龄等个体微观变量和人均GDP、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等宏观经济变量后得出结论:财险业和寿险业都能够影响居民幸福感,但是具有差异性。从财险业来看,保险密度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人均赔付的影响不显著;从寿险业来看,保险密度和人均赔付均与居民幸福感正相关。本文首次将保险发展纳入居民幸福感研究领域,具有原创性。     

住房不平等与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立足于多层次线性模型的分析

笔者基于CGSS2005调查数据,采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住房不平等对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存在区域差异;城市居民住房的绝对不平等影响了其幸福感,住房数量显著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住房面积对幸福感呈现倒U型的影响;居民住房的相对不平等对幸福感具有显著负向效应;区域住房不平等(住房基尼系数)与幸福感呈现出倒U型关系,临界点在0.325左右,当低于临界点时,区域不平等的扩大会提高居民的幸福感,但超过了临界点则导致居民幸福感的下降.     

社会资本、身份特征与居民幸福感——基于中国居民社会网络变迁的视角

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中国居民的主要社会网络也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网络开始变迁到以工作社会网络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网络。根据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数据,本文研究了这两种不同社会网络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此作为认识当代中国社会资本的一个依据。研究发现:在当前中国,社会资本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相对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资本而言,工作社会网络已经成为中国居民现代社会资本的重要方面。并且现代社会资本对中国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存在显著的身份差异,即现代社会资本给予城镇移民、城镇外来居民和独生子女更高幸福感,而给予本地居民和非独生子女的幸福感较弱。     

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对中国收入不平等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发现,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它对农村居民和低收入者的负面影响要显著大于城市居民和高收入者。此外,收入不平等除了自身对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负面影响外,还通过社会犯罪间接地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