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持之手”，还是“掠夺之手”？——中国民营企业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一个解释

本文利用全国工商联连续四年对上规模民营企业的调研数据，研究发现，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地区不平衡问题，而且这种不平衡非但没有收敛，而且有扩大的趋势。本文提出了解释这个现象的一个假说：中国民营企业地区发展不平衡内生于地方政府的行为。民营企业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更多是一只“扶持之手”——保护产权、讲求诚信、有限与服务；民营企业发展落后的地区，地方政府更多是一只“掠夺之手”——侵犯产权、机会主义、管制与寻租。我们用简单的模型论证了假说，并用调研案例进行了辅证。     

中国式分权与政府机构垂直化管理——一个基于任务冲突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框架

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相结合是中国式分权的核心特征。在中国式分权体制下,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目标差异、信息不对称、任务的多维性和冲突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任务冲突的多任务委托—代理关系。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任务冲突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比较了不同任务组合下的激励成本。研究表明中央政府让地方政府仅承担经济增长任务,对承担社会发展任务的机构实施垂直化管理,能够降低激励成本。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政府机构的垂直化管理改革有其内在必然性。     

从掠夺之手到扶持之手——政府职能转变的理论基础及其现实意蕴

政府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微妙且具有极端重要性,它一方面具有＂扶持之手＂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带着＂掠夺之手＂的印记。该文从政府双重角色的分析入手,构建了一个以＂辖区竞争、组织竞争、选举竞争＂为代表的政府职能动态转变的框架模型,进而提出该模型在宏观经济发展和基层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具体运用,以期对＂十二五＂时期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问题的分析有所裨益。     

中国的分权为何不同:一个考虑政治激励与财政激励的分析框架

地方政府行为的模式决定大国的分权绩效。本文在同一个框架下考察增长型地方政府的形成机制,并探讨了与此伴随的扭曲成本。本文发现,中央政府以政绩考核为核心的政治激励将地方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到增长而不是租金上,有效的财政激励保证了地方政府能稳定地分享增长果实;同时,对外资的竞争使得地方政府不能囿于本地既得利益。本文证明了为增长而竞争是财政支出结构扭曲的激励来源:降低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而增加对公共物品的投入将提升社会福利。     

官员晋升锦标赛:经济增长的政治逻辑——基于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同时也伴随着许多问题,这一切都源于中国式分权的制度安排。经济分权提高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政治集权又确保各级官员不受地方利益集团所牵制。"向上负责"的官员晋升机制解释了地方政府作为经济发展"援助之手"的原因。为了获得政治晋升,下级官员必须遵从上级制定的政策目标。上级政府通过相对绩效考核方式,制造了下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强大激励。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政治锦标赛在中国广泛存在,虽然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但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地方保护主义、软公共产品供应不足、虚假数据和重复建设等消极现象的出现。近些年来学界的许多研究表明,围绕着经济增长与官员晋升的相关理论一直争论不断。     

集权的政治风险与纵向分权——从历史视角看当代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明清时期,中国基层社会逐渐形成了以地方乡绅为领袖、以宗族和乡族组织为基础的社会自治;在当代,中国政府通过推行村民自治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正在重建基层社会自治制度.为什么拥有专断权力的政府需要基层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自治?对此问题,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为“官治能力受限论”,一为“集权的政治风险论”.我们通过把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连贯起来考察,发现“官治能力受限论”有很大局限,它与当代中国重建基层社会自治制度相矛盾,而“集权的政治风险论”则具有更一般化的解释能力.而且,“集权的政治风险论”可以扩展为一般化理论,用于解释中国纵向分权的治理结构及其演变趋势.     

政府间财政关系演变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近代以来,分权国家出现了相对集权的趋势,而集权国家则出现分权的趋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政府间财政关系呈相对分权和集权演变趋势,一国市场发育程度对政府间财政关系有一定的影响。我国应当以政治体制作为确定政府间财政关系模式的基本依据,以适度集权与适度分权作为分级财政体制的基本准则,以事权与财权的非对称性安排确保中央财政主导地位及地方政府职能的充分行使。     

晋升激励与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综述

政治晋升是中国地方官员治理的重要内容。如何从晋升激励的视角出发阐释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从而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政治——经济”的分析,这正受到越来越多经济学者的关注。文章结合中国地方官员治理机制中与政治晋升相关的三方面重要制度安排（晋升集权、相对绩效考核、隐性治理机制）,对晋升激励增长绩效的经济学文献进行了一个系统的梳理。     

分权与区域经济发展:面向一个最优分权程度的理论

关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已有的理论认为分权可以使得地方政府更好地发挥其信息优势,同时,分权也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更好的经济激励,因此,分权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但是在经验研究上,中国的分权改革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本文认为,分权也可能带来一些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利的影响,其中,由于地方政府的战略性经济发展政策和对经济的干预而导致的经济资源误配置是分权所带来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成本。因此,在理论上可能存在一个最优分权结构,偏离了最优程度的分权反而可能对经济增长不利。     

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的膨胀吗?——来自分税制改革后中国省级的观察和经验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分税制改革以来确立的财政分权模式对我国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日益膨胀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地方政府日益膨胀的财政赤字规模是现行财政体制下财权和事权割裂、公共泳池问题、横向策略互动以及"政治锦标赛"引发的激励扭曲和为增长而过度竞争等因素的综合产物。基于全国1998-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支持了我们的理论预期,即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的膨胀具有显著的正面激励作用。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能够为强化财政制度安排、增强宏观经济稳定性提供有益的启示。     

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的膨胀吗?——来自分税制改革后中国省级的观察和经验证据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分税制改革以来确立的财政分权模式对我国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日益膨胀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地方政府日益膨胀的财政赤字规模是现行财政体制下财权和事权割裂、公共泳池问题、横向策略互动以及政治锦标赛引发的激励扭曲和为增长而过度竞争等因素的综合产物。基于全国1998-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支持了我们的理论预期,即中国式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的膨胀具有显著的正面激励作用。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能够为强化财政制度安排、增强宏观经济稳定性提供有益的启示。     

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从集权到分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撰文指出，从集权到分权是目前 世界上政府改革的一个总的趋势，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原因在于，市场经济是 全民经济，是人人都必须参入其中的经济。谁最了解自己 需要什么，自己能够干什么，当然是自己本身。企业也是 这样，一 个企业最了解它的经营情况，如所遇到的经营环境、面临 的问题及最佳的投资方向。一个地方也是这样，当地经济 发展面临哪些主要问题，投资环境如何，政府应该怎样改 善公共基础设施，提高对外的吸引能力，这些都应该是当 地政府最了解的情况。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如果说造成一 个企业经营不善，一个地方经济落后的原因众多的话，那 么，企业缺乏建立在产权明晰基础上的经营自主权，地方 政府对本地经济事务决策权过小，恐怕是其中的一个主要 原因。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地方政府作为地方经济利益的 主体地位已经基本确立。但是，由于许多关键的改革和一 些配套的改革还不到位，这一方面使有了自己的利益的地 方政府的行为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不符合正常市场经济要求 的扭曲；另一方面还使得地方政府尚不能正确地履行其在 地方经济发展中应有的作用。这些都说明我国政府经济管 理职能从集权到分权的转变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要走，但 不能因此就否认这个改革的方向。有关专家认为，在谈及 政府体制时，“分权制衡”一说最常使用。制衡是分权的 基础，在制衡措施没有准备好之前，分权是不大现实的， 从集权到分权的转变也可以被看作是经济社会转型的一个 方面。     

中国地方政府间制度竞争的经济效应分析

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的政府组织结构决定了中国地方政府之间必然存在竞争。地方政府供给的是一系列制度安排，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所以地方政府之间主要表现为一种制度竞争。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各种身分的居民对公共物品的偏好显示渠道受到了阻塞。中国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导致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而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主义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瓶颈，为此，应进行规则的改革。     

地方公共品供给不足与财政支出膨胀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财政分权一直是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截至1994年的财政改革主要集中于分权，通过一系列的财政制度安排，给予了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级政府较大的财政收入剩余控制权。这些制度安排极大地激励了地方政府促进经济改革，发展当地经济。但分权制度下的财政改革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主要在于过于强调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以致于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税基，     

政治精英的权力结构与经济自由化改革——台湾的历史经验及其与中国大陆的比较

本文以台湾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为例,探讨了政治精英的权力结构与经济自由化改革之间的理论关系。在1963年产生的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行政院"代表的地位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使得偏好经济集权的"行政院"技术官僚受到了制约。这为台湾经济自由化改革的贯彻执行提供了政治保证,从而为台湾出口导向时期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本文同时将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尽管海峡两岸在经济分权化改革的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路径,但政治精英的权力结构变化与经济分权之间均存在密切的联系。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及其结构——基于经验的假说与解释

本文运用1996-200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规模及结构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财政收入、支出分权与地方政府整体规模正相关,"怪兽"理论在中国不成立,主要原因是,在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在财政竞争和官员晋升竞争的压力下,更加积极地开展财政支出竞争(特别是注重扩大生产性基础设施方面的财政支出规模),导致地方政府规模不断扩张.本文认为应改革官员的考核机制和转移支付体制,适度地扩大地方政府自有收入规模,从而将会有利于改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推动经济可持续地健康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过程，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等不和谐现象。服务于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历史根源。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特有的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体制，提供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双重动力源泉。由于城乡之间的发展绩效差异，参与GDP指标排名“锦标赛式竞争”的地方政府，产生对区域经济增长速度的片面追求，导致了实施和维持城市倾向经济政策的激励，忽视了农村经济发展，而且有限的财政金融等社会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严重不均衡，这成为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制度根源。     

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科技支出行为研究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进程中,财政分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努力提供了激励,但同时也带来了诸如非经济性公共品供给不足等问题。采用各省市1994-2006年的资料,本文研究了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的科技支出行为。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的科技支出决策呈现出策略性行为特征。总体而言,财政分权促进了地方财政中科技的投入,地区间竞争的压力削弱了财政分权对科技投入的正向作用,而市场化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分权下地方政府提高科技投入的倾向。根据上述结果,本文认为应完善对于官员的考核制度,提高科技政策的权威性,加大对地方政府预算监督的力度,并积极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财政分权、地方保护与中国的地区专业化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各地区的专业化水平受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的交织影响。地方政府的保护行为影响了中国地区间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本文着重考察了分权式改革后,财政分权驱动下的地方保护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我们利用Krugman地区专业化指数计算了1984—2004年中国各省的专业化水平,在控制了各种市场因素之后,使用动态面板数据的GMM方法考察了财政分权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会激励地方政府采取保护政策,从而导致地区非专业化。但是对外开放会逐步弱化财政分权的这种激励效应。本文还发现,分税制改革前后,财政分权对地区专业化的影响存在跨时差异。     

财政分权、劳动保护与劳动收入占比

当前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变动与地方政府的政治经济行为决策有着很大的关系,地方政府放松对劳动的保护在相当程度造成了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续走低。本文基于省级数据,运用动态面数据的GMM方法着重考察和检验了财政分权驱动下放松劳动保护对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机理是,在财政分权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可能放松对劳动的保护并将其作为引资“优惠政策”和争取本地选民的重要手段,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劳动者应获得的劳动报酬及福利。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了显著的负面效应,而财政分权正是通过弱化劳动保护进行传导进而影响到劳动收入占比,因而财政分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显著地决定着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动,此外,2005年以来所实施的有利于改善劳工保护的系列政策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果。最后,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