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内地与港澳民商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差异

由于内地、香港和澳门有着不同的法律文化传统,在证据制度上存在着一些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使得在区际民事诉讼中形成某种法律障碍,尤其是诉讼证明标准。主要体现在盖然性证明标准、证据的关联性和合法性两方面。     

反思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价值与基点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合理构建对于法官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根据相关证据判定有关事实成立与否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对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研究并没有突破价值与现实的二元困境。综观法治国家的立法例,分析学术研究的不同路径,毫无疑问,构建证明标准的突破口就在于先将价值维度与事实困境二分,进而创造出蕴含价值维度而又尊重现实局限的证明标准。     

民事证据契约相关问题研究——以协同主义理论重构为基础

我国民事诉讼构造的趋势为协同主义，证据契约的研究应于此前提下展开。协同主义要求诉讼各方协同发现事实，合理分配诉讼权限。因此，证据契约应囊括三方主体，除却当事人外，还应列裁判法官为监督、审查及阐明主体；证据契约的效力应以权限划分合理与否为标准，排除牵涉证明标准、证明力、证明责任等因素的合意之效力。惟有如此，证据契约制度方与法制体系相契合。     

国家赔偿不如司法严防——从刑法证据的标准中关注错案的发生

目前对于刑事错案造成的严重结果主要是通过国家赔偿和错案追究的方式来消除影响,这种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刑事错案的发生除了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之外,也与当下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不无关系,尤其是对司法实践中的刑事证据标准和证明标准的不合理理解和应用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了刑事错案的发生,因此,预防错案的发生,必须从完善证据标准制度开始。     

浅析民事证据中的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课题。确立科学、公平、合理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及法律制度对完善我国民事证据制度极为重要,对民事诉讼也意义重大。本文从民事证据的基本理论入手,分析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和不足,最后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国外优秀理论,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民事证据证明标准制度的建议。     

“违约金过高”证明责任的误区及修正

合同中主张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调减时,证明责任应当如何分配,当前学界、司法实务界对此尚未达成共识。司法实务中存在证明责任分配的混乱与不统一,影响司法权威并损及违约金制度的功能。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包括现行法的缺陷和裁判者的误识,如司法实践对具体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概念混淆,也包括对违约金过高证明责任分配标准的误读,以及对这一问题是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的不同见解。应当在厘清证明责任和具体证明责任关系,定性违约金过高是法律问题还是事实问题的基础上,正确分配违约金过高的证明责任,避免法官分配证明责任,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关于构建我国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的思考

在民事诉讼实务中，一方当事人或诉讼外第三人妨碍对方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的行为时有发生。对此，我们有必要对证明妨碍行为的内涵特征、法理依据、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探索，以便尽快构建和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     

刑事诉讼各阶段证据证明标准的差异研究

刑事诉讼对证据进行审查的三大环节为：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刑事审判。这三个环节是刑事诉讼的三大关键环节，对刑事诉讼活动有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在这三个环节对证据进行的审查也就尤为重要。2013年1月1日新实行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对证据方面进行了较的大改动，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但是对于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刑事审判这三个阶段的证据证明标准的规定不够明确，应当细化，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证明标准界定

<正>一、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法律规定刑事证明标准是指刑事证明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需达到的程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的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     

证明标准视野中的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研究

中国法学界就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研究及相关规则的引进,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构想。然而,学者们的探讨始终囿于证人出庭的"义务性"及人权保护等方面,没有去追问是否在任何制度体系中证人均有出庭必要这一问题。中西证明标准的差异,对证人作证制度有着根本的影响,中国只有在重构证明标准的前提下,借鉴大陆法系的有益做法,才能真正为证人出庭提供强大的现实动力。     

论环境侵权诉讼证明责任分配

任何案件中都有可能发生争议事实没有足够证据辅助的情况,而在现代法治中,这并不能成为法官拒绝裁判的理由,证明责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其重要性。环境侵权诉讼因其参与双方的地位特殊性,证明责任的分配有着自身的特点。在对证明责任的性质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环境侵权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进行制定法层面的解读并进行比较清晰的定位,进而为其改进的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最佳证据规则与工商行政执法(续)

六、直接证据一般优于间接证据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是根据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之间关系的不同所作的分类。直接证据与案件中的待证事实具有直接联系,能够单独证明案件事实,如当事人的陈述与自认、记载案件事实的书证等。间接证据是指与待证的案件事实之间具有间接联系,不能单独证明案件事实,因而需要与其他证据结合起来才能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直接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是重合的,不发生排他性。由于直接证据对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不需要经过任何中间环节,也无须借助于其他证据进行逻辑推理,就可以直观地指明案件事实,这种直接性,使得运用直接证…     

论单位作证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

三大诉讼法都对证据形式进行了规定,法定的证据表现形式是证据能否被法官采纳的关键。单位作证制度作为我国所特有的一种证据制度,在饱受争议的环境下依然为我国司法实践所采纳,如何使单位证明制度更好的发展,应完善单位作证制度。     

关于专利侵权案件现有技术域外证据问题的研究

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专利侵权案件数量不断上升,涉及现有技术的涉外性愈加普遍,域外证据越来越多,成为专利诉讼证据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现有技术域外证据的界定和我国的域外证据证明规则这两个方面展开了细致研究,探讨了我国现行域外证据公证认证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完善、构建域外证据证明规则的若干个人建议。 当今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应当迅速构建和完善现有技术域外证据的证明规则,切实维护专利诉讼利益,实现诉讼利益的最大化,全力推进专利科技创新的进程。     

保险证据证明力分析——基于消费者保险意识的视角

就司法证明模式而言,我国现行证据制度属于自由心证制度的范畴,法官在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中主要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在判断的过程中,法官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及其不足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学界和实务界争议的问题之一.证明标准是刑事司法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诉讼成败的关键.我国目前的刑事证明标准特点是以客观性为认识支撑点,是认识论的乐观主义,是技术性不足与解释的多义性.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概括为证据确实、充分,从现实司法情况看,真正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的尺度难以界定.在诉讼活动中,不仅在实体上要以犯罪构成是否具备作为证明标准,在程序上也应以合法、公正和有效率为证明标准,实现公正与效率并举.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际适用的几点思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极重要的一项证据规则,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原有的基础上,对非法证据排除进行了再一步的细化规定,健全了非法证据排除的整体系统。但是非法证据规则在实际运用中依然出现了一些问题,非法证据的外延,程序的实际操作,非法证据的举证证明标准,都引起了很多的质疑,程序存在一定的虚置性。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中还是于实践上,都是有必要对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找到改进的出路,弥补其中的不足。     

鉴古明今:容隐制度现代化的维度考量

中国古代容隐制度是由儒家传统礼法思想派生出的一项重要的刑法制度,文章拟从对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展开,分析出其在立法理念、刑事证据、法律价值方面有现代化的合理内核,从而对这一制度在刑事法治中的具体应用和完善措施进行了阐述,以期为当今中国建立起符合国情的容隐制度提供理论支撑。     

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民事举证制度为视角

民事诉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民事案件真实情况的客观事实材料，民事诉讼制度离不开证据制度，民事证据制度是民事制度的核心和灵魂，但是目前我国尚未形成完整的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体系，这就需要人民法官在民事审判中充分行使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本文结合我国民事证据制度的现状，从民事举证时限、事实认定及举证责任分配等角度分析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必然性、体现方式以及探讨如何行使和完善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新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制度的修改和完善

2012年,关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证据制度的修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据制度的修改着重点在于证据制度中,包括：证据的概念和种类、非法证据方面、人权方面,检察机关方面、司法证据方面。证人作证方面、非法证据的排除、修改事实的认定标准等做出了一定的修改,在本次刑诉法的修改过程中,完全秉承公正、公平、高效的原则,充分的利用我国的司法理论进行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