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保险立法谨慎核保原则

保险合同的射幸性、附和性和高度技术性特征,要求保险法应强调作为合同制定方的保险人的谨慎核保义务,防止被保险人和利害关系人受到人身伤害或利益损害;平衡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提高保险人风险选择的准确度;约束保险人承保时的射幸行为。但我国《保险法》对保险人谨慎核保义务的规定失之薄弱,应该在《保险法》中形成谨慎核保原则的规范性条款。     

保险人说明义务之探析

保险人说明义务的立法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新《保险法》第17条修订了原《保险法》关于保险人强制说明义务制度,强化了保险人说明义务,扩展了保险人订约时提示并明确说明的范围,但如何理解这一提示并明确说明的范围和履行标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谈保险人的合同解除——基于新旧《保险法》比较研究

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既关乎自身利益,也关系到保险合同另一方的利益,考虑到保险行业的特殊性,新旧《保险法》在条款中均对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严格限制,特别是新实施的《保险法》中增加了不可抗辩条款、弃权和禁止反言条款,实现了与国际惯例接轨。同时,新修订的《保险法》在相关条款与以前有所不同。因此,探讨新旧《保险法》对保险人合同解除权的规定具有重要意义。     

《出险通知书》的呈送与保险索赔

本文介绍《出险通知书》对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双方在保险理赔过程中的作用，并将《出险通知书》与《索赔申请书》加以比较，从《保险法》的角度对被保险人出具《出险通知书》提出要求。     

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中投保人危险增加通知义务之探讨

当机动车面临的风险增加时,投保人是否有通知保险人的义务,新实施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无明文规定。结合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可以认为,投保人仍有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未履行该通知义务的,保险人并不免除赔付责任;保险人在向受害人赔付后有权对投保人进行追偿;在投保人履行了通知义务后,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     

部分保险中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困境及模式选择

代位求偿权是《保险法》规定的一项保险人的法定权利,但是该权利在部分保险中却遇到了行使上的困境。当第三者的偿债能力无法同时且足额的满足保险人代位求偿权和被保险人损害赔偿请求权时,实务中的处理方法无法统一。理论界对此提出三种不同的观点,但仍然没有形成统一有效的处理模式。因此,有必要在部分保险中建立以被保险人利益优先为主、保险人利益兼顾的处理模式,以期解决实务中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困境。     

论我国破产和解制度的完善

和解制度是现代各国破产法律制度体系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原破产立法对和解制度规定过于简单和原则,2006年新颁布的《企业破产法》专章规定了破产和解制度,笔者考察了国外关于破产和解制度的立法,结合我国新的《企业破产法》,对和解制度的功能、立法模式与主要内容进行分析,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破产和解制度。     

关于保险合同订立中若干难点问题的思考

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交纳保费、签发保单与保险合同成立、生效的关系,事关保险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目前《保险法》的相关规定或不明确,或与保险实务操作相左,由此引发了实践中的很多纠纷。《保险法》修订应当明确将签发保单作为保险人承诺的标志,否认预收保费行为的承诺性质,并同时引入法定追溯条款,强化缔约过失责任,以求得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利益的平衡。     

中德保险法中的消费者保护——以保险合同法总则为重点

《德国保险合同法》和我国《保险法》的最新修改都集中体现了对消费者的保护。《德国保险合同法》订立原则放弃了保险单模式,采取申请模式或邀请模式;全面改进了保险人和中间人的指导义务和信息义务,增强了保险透明度;统一规定了书面的义务履行方式和保险人与中间人的文献资料义务,有助于减少证明困难;确立了投保人的撤回权,在归责原则上放弃了全有全无原则,采取比例规则,极大地提高了对消费者的保护。我国新《保险法》虽然改善了对消费者的保护,但不尽如人意之处仍然很多。《德国保险合同法》的具体制度规定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交通事故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请求权辨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虽然规定了保险人的赔偿义务,但是并未规定履行义务的对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均授权保险公司可以向受害人赔偿,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保险人没有向受害人直接赔偿的义务.保险人根据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不应当卷入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诉讼,也不应当直接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     

行政诉讼和解入法的风险控制——以域外行政诉讼和解制度设计的比较分析为基点

在行政诉讼法中确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是行政诉讼审判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但是在我国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原则下,修法构建和解制度,要特别注意改变现行体制所带来的风险问题。通过对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及其我国台湾地区行政和解制度的设置和运行的比较分析,冀为我国确立行政诉讼和解制度提供一定的借鉴经验。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困境与对策

当前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已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这一在西方盛行且充满活力的制度对我国刑事诉讼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由于刚刚步入正轨,被质疑花钱买刑、造成对被害人的二次迫害等问题迫切需要制度及时作出反应以解决,笔者从一名法律工作者角度,浅谈未来发展的可行之策与现阶段检察机关的＂用武之地＂。     

企业家的企业理论：再论企业本质与边界

企业家理论和企业理论长期处于隔离状态,交易费用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只有融入企业家因素才能更好解释企业的产生和企业内部权威的来源,企业能力理论只有融入企业家因素才能更好解释企业边界的动态变化。基于企业家的视角,企业的本质是企业家实现自身人力资本价值的工具,企业边界是企业家基于价值最大化主动选择的结果。     

论检察委员会制度的改革

检察委员会主要具有决策职能、监督职能、调查职能和管理职能。但目前基层检察委员会制度在运行中存在许多问题,直接影响到检察委员会职能的正常发挥。结合基层检察委员会工作实际,需要在转变观念,完善议案决策方式、严格选任程序、实现检察委员会委员任职资格制度和任职期限制度,加强业务考核和建立监督机制等几方面加强检察委员会的改革。     

论地方院校的学科建设

地方高等教育要获得可持续发展,要做的工作很多。于千头万绪的思路和对策中,最重要的工作还是高校内部的学科建设。从地方院校的主要特点出发,应从学术方向、学术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和加强学科建设管理四个方面抓好学科建设。     

从恩格斯的道德论看普世价值的虚幻性——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为例

有没有抽象的一般的道德、有没有抽象的一般人性、有没有抽象的一般的爱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都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答案。然而,一个半世纪过后,有没有普世价值之争进入人们的视野,因此,重温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仍有必要。     

试析霍译《红楼梦》的风格翻译的功能观

风格翻译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历来有不同的看法，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以其匠心独运的技巧很好地再现了原作的风格，译者在翻译时，从原作风格的功能或作用出发，即充分考虑风格对于实现原交际者的意图的作用，力求译作的风格与原作的风格在功能上对等。     

论刑事被害人权利的救济

刑事被害人“被遗忘“、“被边缘化”带来了一系列法律和社会问题。影响被害人权利救济的因素既有制度的缺陷。又有客观的障碍。着眼现实,应着力从制度构造方面加强被害人权利的救济,包括：扩大对刑事被害人民事赔偿范围;在刑事司法中应协调公权与私权的行使;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建立被害人社会援助机构。     

反垄断案件司法裁决域外承认与执行法律困境解析

反垄断民事裁决的域外承认和执行并未被包含在现有国家间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裁决的法律框架内,一般情况下当被请求承认和执行的民事裁决所依据的主体争议涉及反垄断事项时,大多不予承认和执行。在对垄断违法行为施以刑事处罚的问题上,对垄断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存在不同的认识,各国对反垄断法的目标定位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目前世界上对严重的垄断违法行为施以刑事处罚的国家并不多,其根本原因是双重犯罪原则的存在。为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审视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规定,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律,迎接反垄断法全球化时代的来临。     

浅析语言风格的翻译

对原作语言风格翻译不仅能准确完整地再现其主旨,更能体现其意境和文采。译者在实际翻译时应遵 循三个原则:即整体原则,结构性原则和最优化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