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素养是否降低了家庭金融脆弱性?

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既可能通过增加家庭的资产和收入,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也可能通过增加家庭的负债与支出,提升家庭金融脆弱性。本文首先从金融知识、金融行为、金融态度三个维度测算金融素养,再基于"资不抵债"、"入不敷出"两个维度量化家庭金融脆弱性,最后构建实证模型,以CFPS（2014）为样本,量化分析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脆弱性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金融素养的增加显著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及"资不抵债"的概率;在金融素养的三个维度中,金融知识降低金融脆弱性、缓解资不抵债的作用更为显著。     

大学生金融素养对其主观幸福感和未来信心的影响——基于北京多所高校的实证调查

随着金融市场不断变革创新，作为未来社会最具消费潜力和创造能力的群体，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和未来信心是衡量其当下心理状况和未来发展预期的重要维度，然而大学生群体当下由金融素养不足导致的个人心理危机和极端社会事件时有发生，亟须加强关注和研究。以北京多所高校在校大学生为调研对象，从其具有的金融态度、知识和技能等多角度综合考察金融素养水平，采取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分析发现，大学生的金融素养与其当前的主观幸福感及未来信心有着显著相关性，并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因此应当提升大学生的金融素养，提升其金融知识与技能，转变其金融态度，进而通过金融社会工作等专业方式，可以有效提升其主观幸福感及未来信心，最终促进其形成积极健康的心理。     

金融包容与排斥状况对比研究——基于中美日韩四国居民调查数据

从个体层面上对中美日韩四国居民的金融包容与排斥状况进行对比发现,性别、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和年龄等因素在中国均对金融包容水平有显著影响。女性、低收入群体、低学历人群及老年人更容易受到金融排斥。对此提出四条政策建议:针对弱势群体加强金融服务支持,通过创新技术降低弱势群体金融使用门槛,通过互联网金融提升金融业服务小微企业水平以及加强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财政和金融政策融合支持乡村振兴制度探讨

<正>一、前言在我国现代经济水平持续增长的大环境下，乡村区域经济水平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实现了质的飞跃，但随着我国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全新的农村建设三农问题也直接成为了社会热点话题。基于此背景下，为了进一步满足乡村地区的迅速发展，从根源上提高乡村生活的整体水平与质量，我国有关部门也逐渐利用财政和金融政策实现在乡村振兴制度上的落实，并通过针对现有技术以及信息方面的有机融合后，更好的开展乡村地区三农投资工作，加强对于乡村地区在财政以及金融政策上的支撑效应。对此，本文基于财政和金融策略融合支持乡村振兴制度的必要性，重点分析目前财政和金融政策的融合现状及其发展困境，阐述如何利用财政和金融融合政策来提升乡村振兴战略的建设质量。     

主观金融素养对居民投保人身保险的影响研究

居民合理参与保险市场,可以有效转移风险.然而,我国当前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亟待寻求提高居民保险市场参与的关键因素.基于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2010年和2011年"中国消费金融现状及投资者教育调查数据",采用IVprobit、2SLS等模型考察了主观金融素养对居民投保人身保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金融素养对居民家庭投保人身保险具有正向影响,该影响在细分的人寿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市场同样存在.并且,主观金融素养越高的家庭,保费支出水平越高.部分核心结论在CFPS2014和CHFS2017样本中依然成立.同时,居民的财富水平、收入水平、负债水平对其投保人身保险投保均具有正向影响.此外,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越差,购买健康保险的可能性越大,这说明健康保险市场存在"逆选择"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提高居民的主观金融素养非常重要,它对于优化居民保险参与乃至家庭金融行为具有深远影响.     

贫困治理转型中社会工作参与普惠金融的作为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背景下，我国的贫困治理工作将会出现四个方面的转变，即从整体区域性反贫困向以个体和家庭为主体的精细化反贫困转变，从解决生存问题的绝对贫困治理向解决发展问题的相对贫困治理转变，从减缓贫困向预防贫困转变，从脱贫攻坚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系统性任务转变。这些转变对我国贫困治理以及普惠金融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普惠金融在以往的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障碍和瓶颈，深刻制约了其反贫困实效。因此，要想提升普惠金融的反贫困效能，需要将金融服务与社会服务结合起来，而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性社会服务，因其在价值追求、理论视野和方法技巧等方面具有专业优势，可以在推进普惠金融反贫困中发挥一系列重要作用，如测量评估和精准识别服务对象，提升金融能力与素养，增强农民人力资本，协助开发针对农民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等。     

湖北省非正规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支持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湖北省的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政府经济行为、投资水平作为控制变量，运用了协整分析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湖北省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进行了计量分析。从而得出非正规金融水平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对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规范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政策与建议。     

我国金融发展与政府行为分析

金融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政府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变化和重新定位的过程.目前我国金融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与政府的不当干预有关.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政府对金融的干预应趋向减少,并通过相关的制度安排规范政府行为.     

金融科技、企业金融投资动机与“脱实向虚”问题——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证据

金融发展是企业进行资产配置所考虑的核心因素。近年来，金融科技发展对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服务业务的供给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这势必会对企业金融投资选择带来影响。文章以中国企业微观数据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金融投资动机视角，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企业进行金融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利润追逐，而非预防性储备，金融科技发展会加剧投机性逐利动机，促使企业偏好金融投资活动，加剧了“脱实向虚”问题，该核心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活动的正效应在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样本中更大更显著，而且金融科技发展对风险承担水平更高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促进作用越大，企业金融投资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被再次验证。此外，检验影响机制后发现，金融科技发展通过改善金融投资收益增强了企业的投机性逐利动机，进而加剧了企业金融化问题。本研究从金融创新角度挖掘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驱动因素以及相关治理措施，深入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金融投资的影响，有助于厘清并验证中国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动机，进一步梳理中国金融科技创新的发展问题与治理逻辑，为政府合理引导金融科技发展、...     

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现状及问题的研究——以南昌市为例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社会公众对金融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金融知识的普及和教育情况越来越受关注。本文以我国中部城市南昌市为例,进行调研分析,发现社会公众普遍缺乏金融知识,主动学习执行力较差;投资理财方式单一,风险承受力低;对金融知识学习的需求较强,但了解方式有限以及相关部门或机构未能充分重视金融知识普及教育等等问题,本文同时也针对以上问题,从政府、相关监管层和金融机构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

乡村振兴背景下,金融支持是我国帮扶工作的重要制度安排,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我国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绝对贫困已经消除,但相对贫困的问题依旧存在。本文基于2011—2019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包括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相对贫困水平减缓的总效应分析,以及产业结构在此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减缓地区的相对贫困,同时城镇化水平、教育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也有助于相对贫困的减缓;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一定的中介效应,且这种效应是产业结构变迁带来的。     

关于金融创新的几点思考

金融创新是金融业为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在制度安排、金融工具、金融产品等方面进行的创新活动，是金融机构提升的主要方式和金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现代金融发展史实质上是金融不断创新的过程。受经济体制的影响、金融改革滞后的约束以及金融结构治理结构不完善、市场竞争不充分和技术进步不足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我国金融创新速度相对落后，但入世后我国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将为金融创新及金融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加快金融创新，     

农村民间借贷行为与态度的研究——对浙江X村的调查

本通过对浙江某村的调查发现，浙江虽然是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但农户的资金借贷行为较少，依然是自给自足的、保守的生活方式。本次调查选择的地点是经济比较发达的浙江省的某村，有效问卷165份。调查采用标准化问卷，主要涉及该村农户在民间金融组织的融资行为及对民间金融组织的态度，其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GATS承诺方式与我国金融服务市场开放的政治经济学探析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问题上也表现出较强的保护性，这可以从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加入世贸承诺的国际比较中看出。由于数据的缺乏，关于金融服务业加入世贸承诺自由化程度的国际比较，本文以服务业总体的国际比较作为基本参考，理由是金融服务业的承诺水平在我国整个服务业中居中等偏上(盛斌，2002)，所以我国服务业总体承诺水平应能基本反映金融服务业的承诺状况。     

金融管制、外部治理环境和企业债务工具的选择

我国企业债务融资是决定向银行贷款还是发行企业债券?其选择到底受何种因素影响,是企业自身特性决定、还是适应债务契约治理机制的需要,抑或是受制于我国现实的法律等外部制度和金融管制?本文从企业特征、债务契约属性、外部制度环境和金融管制四个层面实证分析了企业债务工具的选择,解释了我国企业债务融资选择的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环境.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对企业债券和银行贷款的管制强弱造成地方政府对企业债务选择的干预程度高低,最终导致了各地企业在面临不同的债务融资环境的理性选择.金融管制和行政干预成为法律等正式外部制度的替代机制.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与政策分析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区域差距，这种不平衡性显著影响着农村区域协调发展。该文以农村金融发展区域差异的实证分析为基础，探讨了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市场化进程的区域差异以及政府行为的区域差异；进而结合区域经济政策相关理论，提出运用合理的区域金融政策，如实施有差别的农地金融制度，在总体制度安排及具体政策工具上体现区域差别，以保证农村金融的区域协调发展。     

移动支付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本文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多样性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两个维度,使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基于移动支付的视角,探讨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移动支付能够显著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多样性和有效性程度。机制分析表明,移动支付能够通过提高金融知识水平、提高财产性收入水平及缓解流动性约束等路径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异质性分析表明,移动支付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优化作用在城镇地区、东部地区、受教育程度较高及金融知识水平较高的家庭中更加显著。得出相关结论有助于厘清数字金融作用于家庭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有利于政府及金融机构制定相应的促进金融创新举措,提高政策精准程度,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提升家庭福祉水平,促进国内大循环目标的实现。     

金融约束、代理成本假说与企业投资行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金融约束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众多的研究者将其归结于信贷和资本市场内在的不完全.但是对于存在二元产权结构上市公司体系的转型经济体而言,还需考虑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和较为严重的代理成本问题.文章结合宏观层面的分析,从企业异质产权结构导致的预算软约、金融约束差异和代理成本理论的分析视角,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综合解释,并以1373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的分析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特征进行分析.文章发现两类企业在融资约束上存在显著差异,尽管金融约束对投资有着明显的影响,但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特殊性,经典"投资一现金流敏感度假说"的研究范式缺少上市公司数据的支持.实证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受预算软约束条件下的委托代理问题和金融约束因素共同影响.这对理解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特征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合作金融制度改进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农户及农业经营主体受信贷约束,金融需求很难充分满足,制约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合作金融体现了农村内部成员的互帮互助,对于缓解城乡金融资源配置失衡、促进乡村振兴建设有重要价值。而我国农村合作金融一直都是在政府主导下推进,游走在“自主管理”、“官办”和“准官办”的循环怪圈之中,立法上的缺失导致其发展受限。通过立法将零落分散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升为《农村合作金融法》,把长期以来探索实践的经验和有效机制法定化,彰显合作金融的自我服务和民主管理,让合作金融组织有法可依、合法经营,促进农村金融资源聚于农村、用于农村和惠于农村,为乡村振兴提供金融制度保障。     

公共服务与金融普惠:金融联结的视角

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及作用非同一般。然而,在欠发达地区依然有大部分农户未受到金融机构的青睐,金融排斥现象普遍存在。已有研究表明,金融联结作为一种市场化金融模式,可以依赖公共服务的完善,有效推动欠发达地区达成金融普惠。本文针对广东欠发达地区的研究发现:个体层面,产权制度的确认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金融排斥从而达成金融普惠;集体层面,通过完善公共服务,缓解逆向选择,金融联结有助于达成金融普惠。进而得出政策建议:政府应加大公共服务的建设及投入,以此助力金融联结推动普惠金融建设,有效解决金融排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