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券发行环保效应、绿色债券评级准确度与评级机制的监管效果——基于两种评级机制的比较研究

绿色债券发行效应对绿色债券评级机制的监管效果具有重要影响,如果监管效果不能充分发挥,不仅容易使投资者做出错误投资决策,还易诱发“洗绿”“漂绿”行为。根据国内外绿色债券评级认证实际情况,本文提出双评级机制和综合一体化评级机制的设想。引入绿色债券总评级准确度、信用评级准确度、绿色评级准确度、绿色债券的发行效应、评级信息收集成本等影响因素,构建差异性Hotelling模型,探讨在不考虑绿色债券发行效应和考虑绿色债券发行效应两种情形下,双评级机制和综合一体化评级机制的监管有效性,并利用数值仿真技术比较两种评级机制的监管效果。研究表明,发行绿色债券的环保效应对评级机制监管效果有正向影响。信用评级监管部门应根据绿色债券发行效应选择适当的评级机制,从而有效提高评级机制的监管效果;当不同评级机制下绿色债券评级准确度达到均衡状态时,可以考虑要求评级机构将绿色因素纳入信用评级考评指标,形成综合一体化评级机制,从而更好地发挥监管作用。     

取消强制评级政策、评级机构声誉与信用评级质量——基于中国债券市场的实证研究

如何完善对债券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从而提升信用评级质量、促进评级行业高质量发展,是国内监管机构迫切关注的问题。2021年开始我国调整了债券发行强制评级要求,在保留对主体评级强制选择的同时,将债项评级的选择由强制调整为自愿,这一政策的实施,将长期影响评级市场的竞争格局以及评级机构的迎合行为。针对强制评级政策的调整,本文研究发现：取消债项强制评级后,保留债项评级的发行人数量与债项评级质量均下降;而当评级机构声誉较高时,信用评级质量下降程度较低。异质性分析显示,上述关系主要存在于评级机构竞争程度高、客户重要程度高及首次发行的情形。本文还发现,取消债项强制评级后,保留债项评级的发行人评级膨胀,会降低债券融资成本,表明债券市场并未充分意识到信用评级存在膨胀问题,促使发行人寻求虚高信用评级。本文的结论表明,取消债项强制评级政策一方面会增强评级机构之间的竞争程度及评级机构的迎合动机,短期降低了信用评级质量,但另一方面债项评级的选择由强制调整为自愿之后,评级市场的声誉机制能够发挥作用,长期而言有利于“市场驱动”的信用评级质量提升。     

我国ESG投资中“漂绿”现象的行为诱因、制度缺陷与治理进路

当前我国ESG投资市场方兴未艾，但借绿色之名、行牟利之实的“漂绿”现象不容忽视。“漂绿”现象的出现，既是企业天然的逐利动机使然，更重要的是法制缺失和监管缺位所致，具体表现为ESG投资中协同监管乏力、规则执行不到位、强制披露欠缺等方面。要刺破“漂绿”假面，助力绿色金融的有序发展，有赖于形成健全有效的ESG制度体系。本文从增加制度供给和规则约束的视角，结合ESG信息披露、评级、鉴证的不同功能定位，找寻刺破“漂绿”气球的解决之道，为绿色金融赋能，探索建构一套符合中国特色的ESG制度体系。     

绿色债券融资能否发挥“鲇鱼效应”：绿色债券对企业技术竞争潜力的作用

绿色债券融资在为企业提供绿色转型资金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对发行主体及融资项目的审核、资金使用的跟踪、引导社会资金进入等实现对发行主体的治理,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技术竞争潜力。基于2016—2021年我国沪深证券交易所发行过债券的上市公司样本,实证分析发现,绿色债券资金具有资源、监督和激发作用,能够在提升企业技术竞争潜力中发挥“鲇鱼效应”。分析师关注在绿色债券资金对企业技术竞争潜力的提升作用中具有中介效应,企业ESG评级、环保费改税政策可以增强绿色债券资金对企业技术竞争潜力的提升作用,代理成本会减弱绿色债券资金对企业技术竞争潜力的积极效应。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的技术竞争潜力受绿色债券融资的影响更为明显。     

绿色债券发行、企业绿色转型与市场激励效应

为从资本市场视角检验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治理转型的有效性,本文借助绿色债券这一“市场型”政策工具和双重差分模型,利用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企业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进行绿色治理转型所能获得的市场激励结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债券发行以后能够显著提升发行企业的股票超额收益,并同时降低股价暴跌风险;企业利用绿色债券进行绿色治理转型能够获得市场激励,但激励程度在重污染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之间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同时也受到企业信用风险和内部治理水平的调节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绿色治理绩效提升和融资约束程度缓解是绿色债券促使企业获得市场激励的内外动因,同时由信息渠道引发的市场专业主体关注和治理效应也发挥重要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构建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带来有益政策启示。     

MLF担保品扩容政策的绿色效应研究——基于绿色债券融资成本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选取2016—2020年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2662只债券作为样本，运用DID模型和PSM-DID模型考察2018年我国央行将绿色债券纳入合格担保品范围的政策对绿色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从担保措施和第三方绿色评估认证两个方面检验增信行为的调节机制。研究结果表明：MLF担保品扩容政策显著降低了基础设施绿色升级、清洁能源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的绿色债券融资成本，清洁生产产业绿色债券融资成本无显著变化。该政策下，担保措施无法降低绿色债券融资成本，第三方绿色评估认证提高了绿色债券融资成本。我国央行应加强监管，确保绿色债券增信行为的有效性，引导绿色债券资金投向绿色创新项目，助力企业绿色转型提质增效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内外“漂绿”研究进展比较分析（2002—2022）（下）——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漂绿”是应对气候环境变化问题的重点关注内容，原指企业的误导性环保宣传行为，现今指部分企业为获得绿色金融政策扶持，包装“非绿色”项目扰乱市场秩序。尽管“漂绿”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断提升，但现有文献研究仍不够深入。本文通过陈超美教授开发的Citespace软件绘制可视化知识图谱，研究发现2002—2022年国内外“漂绿”研究发文量总体增长走势趋同，国内外期刊分布都较为分散，作者及机构合作也不够密切，尚未形成稳定的学术集群；在现有文献的文献计量分析基础上，总结当前“漂绿”相关主题研究的特点及待拓展之处，为未来理论研究深化和企业、消费者、政府三方共治的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国内外“漂绿”研究进展比较分析（2002—2022）（上）——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漂绿”是应对气候环境变化问题的重点关注内容，原指企业的误导性环保宣传行为，现今指部分企业为获得绿色金融政策扶持，包装“非绿色”项目扰乱市场秩序。尽管“漂绿”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断提升，但现有文献研究仍不够深入。本文通过陈超美教授开发的Citespace软件绘制可视化知识图谱，研究发现2002—2022年国内外“漂绿”研究发文量总体增长走势趋同，国内外期刊分布都较为分散，作者及机构合作也不够密切，尚未形成稳定的学术集群；在现有文献的文献计量分析基础上，总结当前“漂绿”相关主题研究的特点及待拓展之处，为未来理论研究深化和企业、消费者、政府三方共治的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基于声誉与竞争视角的评级机构行为研究

市场竞争和声誉机制会影响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行为，从而影响评级结果。基于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占据的市场份额不同，对评级机构面临声誉资本得失与竞争收益时的评级行为进行演化博弈分析，并利用我国2015—2021年发行的企业债评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无论评级机构市场份额高低，市场竞争都会推高评级结果，而声誉机制只约束了低市场份额评级机构的评级行为，无法抑制高市场份额评级机构的虚高评级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声誉机制抑制了竞争因素对低市场份额评级机构评级结果的推高行为，并约束了评级机构将评级推高至AAA级别的行为，证明了声誉机制的有效性。研究分析了评级机构的行为机制，探究了评级虚高背后的原因，对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两高”行业发展了吗？——基于融资约束和企业创新视角

本文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为政策研究对象，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两高”行业企业融资和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非“两高”企业，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两高”企业的债务融资，尤其是中长期债务融资；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发挥激励约束作用，有效促进了“两高”企业创新，使得创新成果显著增加；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在不同“两高”企业间存在差异，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评级较低企业形成更强的融资约束，对非国有企业、评级较高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促进作用。     

碳中和目标下绿色信托的探索：现状、问题及对策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要“完善减污降碳激励约束政策,发展绿色金融”。伴随政策的不断完善,我国绿色金融已基本形成了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碳金融产品构成的多层次产品体系。绿色信托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被视为信托行业布局趋势与重要方向,已成为服务绿色转型、助力实现“双碳”目标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其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当前绿色信托的实践逐步深入、方兴未艾,但仍处于探索阶段,面临着行业标准体系不尽完善、产品资金成本与期限错配问题、投资成效有待评估等诸多障碍,亟待破题。未来,在碳中和目标下,信托机构应制定绿色信托战略,开展人才储备,进一步丰富绿色信托产品体系,在资产端支撑绿色产业的发展,在资金端加强绿色产业的投资意识。借助绿色信托这一纽带,挖掘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     

绿色信贷政策、资源再配置与企业投融资行为

在当前绿色金融政策实践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本文以绿色信贷政策为切入点，构建了一个分析绿色信贷政策激励与约束双重机制的理论模型框架，并探讨了其微观影响机制。进一步地，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出台为准自然实验，以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从不同层面评估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理论分析证明，在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中，单纯侧重于激励与约束机制两方面都存在局限性，只有二者协同发力，才能更好发挥政策效应。实证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实施显著提高了绿色企业的融资便利性，减少了“三高”企业融资行为；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融资的政策敏感性更强，既获得了“赏”，也得到了“罚”。本文提出健全绿色信贷激励约束机制的政策设计和相关建议。     

金融政策与经济低碳转型——基于增长视角的研究

在“碳中和”目标背景下,本文基于经济“增长”视角,从理论上分析金融政策在经济低碳转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我们构建了一个包含清洁(绿色)与非清洁(非绿色)生产部门、定向技术进步、金融约束与金融政策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基于模型的理论证明与数值模拟,我们发现:(1)清洁部门相对非清洁部门更强的金融约束会推迟经济低碳转型过程、导致环境恶化,绿色金融政策能够缓解清洁部门的金融约束。(2)绿色金融政策能够增加清洁部门的产量,在一定条件下,还能促进经济实现低碳转型并阻止环境恶化。(3)通过金融政策推动经济低碳转型,相比部分财政政策具有成本效益优势;两类政策存在组合搭配的空间。(4)在疫情冲击后加大绿色金融政策力度,将有益于实现“绿色复苏”,并有可能以相对平时更低的成本,加快“碳达峰”与经济低碳转型的进程。     

信用评级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策略研究

信用评级是揭示和降低资本市场信息风险的重要基础性制度安排,与债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密切相关。但是近年来,评级行业出现评级虚高、规范性不强,诚信度和专业化程度偏低等问题。为促进信用评级行业高质量发展,本文构建了包括评级机构、债券发行人、投资者和监管机构在内的演化博弈模型,并进行数值模拟,分析评级市场参与主体之间的行为策略变化过程。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初始值的博弈结果存在显著差异;评级市场参与主体行为策略的演化博弈不存在稳定均衡点,评级机构的行为策略根据评级收益变化而变化;监管者的介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评级市场评级虚高和规范性等问题,进而促进债券市场的高质量发展。     

绿色低碳发展目标下财政政策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研究——来自“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的证据

本文基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DID和多期多个体DID等方法,实证检验了绿色低碳发展目标下财政政策对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示范城市试点对企业转型升级有促进作用,表现为生产效率优化、技术绿色创新和产品附加值提升。机制检验发现,示范城市试点通过财政激励的“资源配置效应”和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改善企业内部融资环境,加快研发创新和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显示,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环保重视程度以及企业所有制和所处行业类型会对政策实施产生差异化影响。最后,从促进财政政策与环境政策协同联动、打好激励约束“组合拳”以及政策精准化实施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信用评级与信用债违约实证研究——基于机器学习算法

已有研究表明,信用债券违约呈日益蔓延态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信用评级无法准确提供债券违约风险信息,这也导致了信用评级公信力的下降。本文选取2018—2019年还本付息的信用债券作为研究对象,引入机器学习算法,探讨各评级机构提供的信用评级与债券违约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来自不同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对违约风险的反映不存在异质性,但对违约风险反映的程度存在异质性：与国内信用评级机构相比,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出具的信用评级能够反映更多的违约风险;与发行者付费模式相比,投资者付费模式下的信用评级能够反映更多的违约风险。也就是说,尽管信用评级虚高在信用评级机构中具有共性,但通过国际评级机构和投资者付费模式进行评级,可显著改善评级质量。这表明,信用评级行业的对外开放与采用投资者付费模式,对提升我国信用评级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论资产担保债券的增信手段——首支中国绿色资产担保债券的启示

2016年,中国银行在伦敦成功发行首支中国绿色资产担保债券并取得较高的信用评级.发行主体本身的高信用、对资产池的充足监管、资产监管人首创的预先授权机制等,都是本期债券取得高评级的原因.对本期债券增信手段的分析为今后资产担保债券提高信用等级带来重要启示:金融机构乃至国家要提升自身信用水平、对资产进行充足监管、为方便债权实现进行制度创新、借鉴资产证券化的破产隔离手段、政府要进行有力监管.     

劳动投资效率、企业性质与资产收益率

基于中国信用债券市场的近期违约事件,本文研究发现:涉事评级机构不仅没有因为涉及债券违约事件而收紧信用评级标准,反而更加高估企业的信用评级水平,并且涉及的债券违约事件越多,高估信用评级的程度越大。但投资者通过“用脚投票”方式惩罚了涉事评级机构,导致其市场份额相对于非涉事评级机构出现显著下降或者增长较低的态势,同时涉事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意见对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作用显著降低。     

绿色债券的国际实践与中国路径研究

文章从绿色债券标准体系、绿色债券发展现状、绿色债券发展经验三个方面梳理了国际绿色债券的发展实践,总结了其发展经验在于:注重初期公共示范、实行优惠税收政策、引入信用增级制度、量化绿色评估认证.之后对我国绿色债券的发展背景、政策框架、发展现状进行了总结,通过比较研究法,提出了我国绿色债券发展路径的建议:统一标准体系,强化激励措施,加大示范引领,培育投资主体,规范全程认证,严格信息披露,创建绿色评级等.     

绿色债券政策对农村生态环境发展的影响——基于收入的调节效应分析

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内在要求，绿色债券政策能够为农村生态环境的发展提供有效支撑。基于2010—2020年我国部分省份的面板样本数据，以绿色债券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绿色债券政策对农村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债券政策能够显著提高农村生态环境水平。通过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绿色债券政策提高了农村生态环境水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科技创新均对农村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产生促进作用，地方财政收支缺口则产生约束作用，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促进作用在农村生态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更为显著。为此，应加大绿色债券政策创新，稳定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投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高农户的生态收益，持续优化农村生态环境，全面助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