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税减征优惠的激励机制与创新研究

201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是我国利用经济手段保护环境的又一重要举措。与排污收费相比,环境保护税税率的征收标准变动不大,但增加了税收优惠减征的政策设计来激励企业开展环境创新,从而促进提升减排绩效。为了定量测量对减排的刺激效果,文章分析了税收优惠的激励机理,并以辽宁省2016年89家工业企业的实际排污数据,测算了大气应税污染物的减税规模及对企业的利税影响率,发现目前税收减税规模约占8%,且对企业利税具有一定影响。同时探讨了利用减税收益促进治理模式创新的可能性,提出了利用减税收入推进合同环境服务的概念框架,最后提出了完善环境保护税减征思路和利用环境保护税推进合同环境服务模式污染治理的政策建议。     

环境保护税的性质定位与实施路径——以社会正义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已于2016年12月出台,环境保护税以经济手段调节企业排污行为,具有改善环境与增加财政收入的双重功效.环境税的税种设置的制度选择、税务部门与环保部门的通力协作、政府企业公众有效参与,是环境税征收制度法律研究的核心问题.在明确环境保护税归属于地方税以及作为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同时,我们应当重视以社会正义为考量,落实环境税领域的税收法定主义,协调环保与税务部门之间的关系,在合理探讨税种设置问题的前提下,为环境税归属为地方税制度设计提供正义化道路.     

环境保护税能否促进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贝叶斯时空统计的实证研究

绿色生产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环境保护税是促进企业绿色生产的有效手段。以中国环境保护税征收标准改革为自然实验，基于2013—2020年中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运用贝叶斯时空统计方法考察了环境保护税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环境保护税对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正向促进效应，且在东部地区、工业发达及污染严重的地区作用显著。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环境保护税可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路径影响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环境保护税法提供了实证支持，也为全面构建环境经济政策框架体系提供了决策依据。     

浅析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2018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现了由排污费向环境保护税的历史性发展。文章聚焦于该法律推行前后环境保护税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同时研究企业规模、政府补助、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这三个调节变量对于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企业规模和政府补助在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环境保护税对不同地区企业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相较于内陆地区,环境保护税显著弱化了沿海地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关于我国环境保护税收的思考

环境问题是人类在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介绍我国现时环境保护税收的政策，分析现时环境保护税收政策的局限性，说明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的重要意义，详细阐述了如何将“环境保护费”改为“环境保护税”，开征单一环境保护税的课税对象、纳税人、计税依据和税率及环境保护税的征收管理。     

环境保护费改税能抑制企业金融化吗——基于《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保护费改税标志着由政府主导的排污费制度转向了以市场为主导的环境税制度,那么这个改变能否抑制企业金融化并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呢？以2018年《环境保护税法》实施为契机并以2015—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法探讨了环境保护费改税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保护费改税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且当市场制度较好和媒体监督较强时,环境保护费改税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强。进一步的中间机制分析发现：环境保护费改税抑制企业金融化的机制在于环境保护费改税使企业提高了环保投资和研发投资。     

自愿型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生存？

作为传统环境规制的重要补充，自愿型环境规制旨在鼓励企业在政府强制要求之外承担额外的环境责任。不同于以往的短期效果研究，本文从企业生存的长期视角讨论了自愿型环境规制的治理效果。基于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披露的绿色认证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了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有显著提升作用；自愿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增加政府补贴和改善政企关系提升企业生存能力；自愿型环境规制更有助于提升非国有企业和高污染企业生存能力，且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越大，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的提升作用越强。以上结论不仅为自愿型环境规制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政策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还能为政府优化环境规制体系设计提供重要依据。     

社会压力与环境信息披露研究

充分披露环境信息,是环境治理的先决条件。本文通过对化工和造纸等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情况进行研究,发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较低,主要原因在于环境信息披露标准及外部约束机制缺失,新闻媒体及相关金融机构并未有效发挥环境保护监督作用。构建舆论、政府及企业自身三位一体的管控体系,才能真正促进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提升,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媒体监督和国有企业减排绩效

本文利用新颖的企业排污和媒体报道数据研究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如何影响企业减排绩效，以揭示国有企业在执行政府环境政策中的独特作用。研究发现，相比非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与国有企业排污量呈现更强的负相关关系；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可以影响国有企业排污量，最终降低这些企业的生产利润，这部分解释了地方政府和国有金融机构为何给它们提供经济支持。政府环境关注度增强时，成立年份较早、上年污染较多、总资产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减排量更大。媒体监督是影响企业排污行为的一个渠道。     

排污费征收标准调高、技术进步与企业能源效率

稳步改善企业能源效率，对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具有基础性作用。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污染排放数据，利用排污费征收标准调高这一准自然实验，检验环境规制强化对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准分析表明，调高排污费征收标准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能源效率。机制分析发现，调高排污费征收标准促进了企业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带来了企业资本产出弹性的上升，但没有提高以全要素生产率表征的中性技术进步，没有观察到调高排污费征收标准带来企业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的显著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调高排污费征收标准对于国有企业、清洁行业、低资源禀赋地区的企业能源效率改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调高排污费征收标准能够压减企业能源消费、协同推进大气污染减排，但对企业水资源利用和水污染减排并未起到显著作用。本文为进一步完善现有生态环境制度体系、强化环境规制和推进企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预算管理与减税效能提升——来自小微企业动态群聚的证据

现代预算管理的要义在于通过预算约束，规范政府收支行为，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推行以来，多次出现实际减税额超过预计减税额的现象。对此，本文采用群聚方法，研究门槛性减税政策引发企业动态群聚响应所导致的预算偏差问题，并提出了纳入群聚因素的预算精准化治理方案。本文发现：(1)减半征收政策实施过程中小微企业进行群聚响应，导致税基变化并产生预算偏差。(2)随着减半征收政策四次扩围，新门槛处的小微企业也呈现出群聚现象，而原减税门槛处的企业发生群聚反弹行为，导致税基再次变化。(3)综合考虑企业群聚响应和群聚反弹等因素对税基分布的影响，可以实现减税政策预算精准度达78%以上。本文还讨论了不同征收方式、行业类型、知悉程度、涉税服务等方面的企业群聚响应行为。最后，本文提出了优化减税政策预算管理是提升减税政策效能的重要路径。     

4月1日,环境保护税迎来首个征期 26万多户纳税人将为排污交税

今年1月1日起,《环境保护税法》正式实施.开征环境保护税,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战略举措,有利于强化企业治污减排责任,提高纳税人遵从度和全社会环保意识,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有利于更好地发挥税收在促进绿色发展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数字政务能否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

以企业资源配置为切入点,将2016年公布的“互联网+政务服务”试点城市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连续双重差分法考察数字政务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互联网+政务服务”试点城市政策提升了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试点政策实施效果具有“东弱西强”不均衡特征,还受到政府政策注意力分配的影响,即地方政府面临的压力越小、“年轻”官员任期越长,地方政府越重视数字政务建设,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作用越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政务主要通过成本节约效应、缓解融资约束及创新激励等渠道实现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从数字政务细分维度来看,公众参与显著提升了企业资源配置效率,而在线服务和信息公开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未来,应进一步加快政府数字化转型,大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数字化建设纳入地方政府考核标准中,从根本上保障数字政务的实施顺畅。     

环境税设计的依据和征收方法研究

环境经济政策是环境税设计的基础理论,环境税和碳排放交易的制度设计能减少温室气体效应。研究认为,征收环境税首先需要对碳排放量进行科学准确的测定,同时也要核算行政执法的成本投入。英国环境税设计的重点是能源税、道路交通税、航空税和废弃物税。环境税制体系设计要考虑与相关联税种的关系和处理。在欧洲,政府和产业界签订环境自律协议制度是对环境保护管理的创新。     

政府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理论基础、政策表征与作用路径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技术创新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及政府规制理论是政府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的核心理论基础,各理论彼此联系。政府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的政策举措重点包括财税政策引导与创新环境营造两大层面。当前,政府支持中小企业创新的路径应围绕政府自身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展开,具体应根据企业发展状况,因地制宜地提供多层次直接性财税政策引导服务,同时辅以税收抵减、政府采购为主的间接性财税政策引导服务,还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小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并建立技术保障体系,以及强化对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监督方面的立法、执法和过程监管。     

透明可见:税制构建的基本原则

税收透明可见其本意指税收的存在及负担轻重能被公众明确感知,其程度受到纳税主体、课税对象、税率和征收方式等多个税收要素的影响。公众产生和保持"税意识",主动约束和监督政府的征税和支出行为需要借助税收透明的推动。而税收透明对于政府获取公众的理解、提升行政能力以及有效实施税收政策等也具有积极影响。因此,透明可见应作为构建税制时考虑的基本原则。     

税制绿色化与企业ESG表现——基于《环境保护税法》的准自然实验

中央政府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能否切实有效促进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效率。文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下文简称《环境保护税法》）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税制绿色化对重污染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法》出台后,重污染企业的ESG表现显著提升,表明税制绿色化有助于提高重污染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当企业市场价值较低、财务风险较高、资本市场关注较多以及地方财政收入较少时,税制绿色化对重污染企业ESG的提升作用更强。机制分析表明,税制绿色化对重污染企业ESG表现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环保投入和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实现的。这表明税制绿色化有助于企业从前端和源头进行环境污染治理。此外,税制绿色化具有溢出效应,能够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程度,完善公司绿色治理体系。文章研究表明税制绿色化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对于促进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和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减税降费与宏观政策搭配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多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分析减税降费的作用路径和效果，挖掘提升其效果的最优策略和政策搭配措施。研究发现，一方面，减税降费的效果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高度相关，对于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减税降费改善了企业净值和借贷成本，并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撬动了企业投资和产出提升，而对融资约束较低的企业减税降费政策拉动作用则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如果大量依靠政府债务来支撑，减税降费可能会抬高市场利率、挤出企业投资。为了减缓这种挤出效应，应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或者对金融机构财政注资，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加强环境保护 推动新农村建设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却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要加强农村环境保护，需要我们加强宣传教育，提升农民环境意识；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生态农业；完善法律法规，强化制度约束；严格环境执法，加大监督力度。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加快新农村建设。     

论产业升级过程中的环境执法创新与企业自律

产业结构调整对环境管理的手段方法提出新要求,全社会、现代化的环境执法理念促使环境执法工作在发挥社会力量、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和环境执法工作信息化方面有所创新。对现代企业承担环境责任而言,需要首先遵守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健全内部管理制度,保障信息公开。环境执法与企业自律的结合点是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为更好保护环境,应当借鉴他国做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